有关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几个问题

　　
　　1920年，对于厚厚的中国历史画卷来说，只是其中薄薄的一页，但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史来说，却是开篇的一页，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因为，就在这年年中，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成立，从此燃起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关于中共上海发起组（下文简称“发起组”）的名称、成立时间、发起成员、性质以及与其他组织的关系等等问题，由于缺乏原始文献的有力支撑，至今还存在着诸多不同说法。
　　关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名称
　　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名称，有“社会共产党”、“社会党”、“共产党”、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几种叫法。
　　目前，党史界基本认同“社会共产党”是最早的用名。这源于“俞秀松日记”的发现。俞秀松在1920年7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俞秀松日记”是关于建党问题比较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明确了1920年7月10日以前存在一个名叫“社会共产党”的组织。此说与俞秀松20世纪30年代写的“自传”、发起组成员施存统、陈公培20世纪50年代的回忆互相佐证，可证“社会共产党”为发起组的最早名称。陈独秀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中说：“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社会共产党”、“社会党”的用名非常短暂，约在9月以后改称“共产党”。张申府在回忆中曾专门提及党的名称问题，他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即李大钊）……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我9月16日到上海去接英国的罗素时，住在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里，又谈到党的名称。陈独秀说：你们的信收到了，就按照守常（李大钊）和你研究的名称，叫共产党。”1920年11月，发起组在创办《共产党》月刊和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时，则明确党的名称为“共产党”。
　　“共产主义小组”是学界沿用时间最长的称呼。“共产主义小组”，是对中共“一大”以前各地开展活动的组织的统称，具体所指则在前面冠以地名。发起组曾长期被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本是列宁和共产国际最先提出的。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特意把出席大会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和各国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进行了区分，把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拥护共产主义的团体、派别，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并只给予列席代表的权限。称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小组”，目前最早见到的文献是共产国际远东部索科洛夫1921年4月21日《关于广州政府情况的报告》。他被派到中国进行秘密考察，在报告中称：“我离开上海前，中国各共产主义小组正在积极准备召开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作为谈判结果，陈独秀由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作为未来广州政府的成员，探讨同国民党合作的事”，“现在广州有一家由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报纸”。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仍被共产国际中的一些人称为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联络部派到中国的代表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称：“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有组织上的联系，上海小组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陈潭秋，沿用了当时共产国际流行的这一用法。1936年6月7日，他在《共产国际》第7期上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写道：“当时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几个地方。”由于陈潭秋是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所以他的回忆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当时在国内影响不大。在国内普及“共产主义小组”名称影响最大的是胡乔木。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他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使用了这一说法，影响党史界和近现代史界半个多世纪，直到今天还有学者仍在使用该名称。
　　不过，“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流传不久就开始受到质疑。曾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工作的李达、邵力子、刘仁静等人都提出建党之时没有用过“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一开始就是按照政党的组织标准来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带有社团性质的名称无法准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历史面貌。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出版时，对1921年7月中共“一大”以前成立的各地党组织，不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改为“党的早期组织”，称中共上海发起组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鉴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在建党的过程中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推动了各地早期组织的建立，起到了“发起组”的作用，因而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影印本时，就将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称作“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自20世纪80年代始，该名称就被党史界广泛应用。
　　关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时间
　　关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筹建的时间说法很多。综合各种文献资料和回忆资料，笼统的说法有1920年初、1920年中、1920年夏、1920年秋等说；具体到月份的有1920年5月、1920年6月、1920年8月或七八月间、1920年9月等说法。
　　总的来说，党史界基本认同发起组的筹建有一个过程，从1920年年中开始筹建，开过多次会议，但具体到什么时间标志着成立，近年来，党史界有四种说法。一是1920年5月。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即标志着上海小组的正式创建”。根据陈望道等人回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于1920年5月成立，因此发起组也成立于5月。二是1920年6月。主要根据是俞秀松日记1920年7月10日的记载，辅之以施存统、陈公培的回忆，代表著作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史》。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根据1920年6月19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的费哲民和孙祖基送别施存统的两首诗，推测6月16日晚曾有一场为施存统举行的欢送会，推测标志发起组成立的会议日期可能是6月16日。三是1920年8月或七八月间。2002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李新、陈铁建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一卷“（1919-1923）伟大的开端”，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有一个过程，1920年6月开始筹建，七八月间正式建立。四是1920年9月。由于发起组成员李达、周佛海9月才到上海，所以有学者认为发起组9月才成立。曾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彭述之也说上海党创立的时间是1920年9月。日本学者高久肇在《从国共两党的合作到分裂》中写道：“1920年9月，在上海协商，秘密组成党。”波多野乾一说：“我大体相信，1920年9月的说法近于真实……1920年春威廷斯基会见李大钊，同年5、6月间，威廷斯基会见陈独秀，9月组织中国共产党，大体应是这样的顺序。”
　　关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
　　关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说法也很多。有5人说、7人说、8人说、15人说以及笼统的“有十几人参加”等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说：“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但未列名单。施存统回忆中则开列了5人名单，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
　　蔡和森在1926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中提到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戴季陶及一女的共7人。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笔者注：系1949年后张诚据某英文本转译的《中共简史》，载《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以前许多人认为该文作者是葛萨廖夫(N.F.Kiselev)，实际上葛萨廖夫仅是苏联驻华军事参赞处的一名打字员，并一度担任负责核对文件的秘书。苏联驻华使馆中的《中共简史》文本上有他的签字只是说明该文经过他核对。《中共简史》是黄埔军校政治部苏联顾问纳乌莫夫（С．Н．Наумов）以卡拉乔夫（С．Карачёв）的笔名发表于《广州》1927年第1期的。卡拉乔夫后来曾任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总编辑。]中说到的7人是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李达回忆说：当时在上海参加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和他自己，也是7人。
　　1936年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撰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提到了8人，比《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多提了一个李达。袁振英回忆提到15人。邵力子、沈雁冰、周佛海回忆他们都参加了党的发起，沈雁冰和周佛海还提到了张东荪。张申府回忆还有赵世炎。郑佩刚、梁冰弦回忆他们也参加了，还提到有尉克水。另外，包惠僧回忆还有李启汉。林伯渠回忆他也参加了。石川祯浩根据1920年11月至1921年1月间，陈为人在《劳动界》杂志上接连不断地向工人发表呼吁文章，推断陈可能是发起组的成员之一。
　　之所以出现这些不同说法，关键在于对发起组成员的界定标准不同。发起组的筹建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员有进有出，加入的时间亦有早晚。发起组的成立时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如5人说是相对于1920年6月最早的发起会议而言。李达1920年9月6日才从日本留学回国抵达上海，那么李达的发起组成员资格就要被取消。林伯渠回忆，他是1920年12月加入发起组，相应的林伯渠也不能算是发起人。如果以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日为标准的话，那么只要是在这之前加入过的人员都可以归入。陈绍康编著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是迄今关于发起组比较详细的研究成果，该书提出：“应从1920年5月出现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一小组酝酿阶段起，到1921年7月党正式成立时止的全过程来考察小组成员问题。”该书介绍简历的有17人。
　　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有关的组织
　　在目前所见到的回忆材料和相关文献报告中，提到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有关的团体有“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革命局”、“社会主义研究社”、“社会主义者同盟”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见于陈望道、邵力子、李达的回忆。他们认为1920年5月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上海发起组的雏形；后来，在该研究会的基础上，在魏金斯基的支持下，七至八月间诞生了有比较完整的党纲的上海发起组，称“共产党”或“社会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据此判断“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曾经存在。但发起组的其他成员，如沈雁冰，曾明确否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存在，施存统回忆中也说上海并没有用过这个名称。
　　上海革命局，见于苏俄代表魏金斯基1920年8月17日给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一封信，原文如下：“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关于上海革命局和发起组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学者认为上海革命局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共上海发起组，亦有学者否定二者之间的等同。那么上海革命局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呢？有的认为上海革命局是魏金斯基等人建立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初组织，二者不是同一回事；有的认为上海革命局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有的认为革命局不是包括上海发起组在内的各共产主义小组，而是“俄共（布）在华直接建立的组织”，隶属于俄共（布）的组织系统。
　　社会主义研究社，最早见于陈望道翻译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8月初版本和9月再版本封面署名：“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封底署名“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马尔西著、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亦于9月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陈独秀著《政治主义谈》封面上亦署名“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发行”。由此，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研究社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出版机构，是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同时也是党的早期研究、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社会主义者同盟，这一表述见于梁冰弦、郑佩刚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忆。一般认为，这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和黄凌霜、梁冰弦、郑佩刚等无政府主义者，在柏烈伟的斡旋下，为谋求社会主义者的大团结而于1920年初成立的联合战线性质的组织。有学者认为，陈独秀于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就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另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同盟是由魏金斯基促成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相联合的产物，反映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形式，来团结无政府主义者，最终让他们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并逐渐将同盟演化为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意图。上海社会主义同盟应成立于1920年10月以后。石川祯浩认为，“黄凌霜信中所说的他与李大钊、柏烈伟一起进行的活动，对于梁冰弦等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是‘社会主义同盟’，在魏金斯基看来，是‘社会主义青年同盟’，而李大钊则称其为‘改造联合’。如果再做进一步的推论，那么，这许多名称所指称的统一战线组织，和1920年8月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共产主义的外围组织是同一个组织”。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在东亚书记处和魏金斯基的指导下，围绕建党这一中心任务，开展了多种活动。一，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9月份将《新青年》改为公开的机关刊物，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编辑出版《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等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和新青年丛书，帮助出版《上海伙友》，积极支持《觉悟》副刊，竭力扩大理论宣传阵地。二，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创办中共第一个通俗工人刊物《劳动界》周刊，开办沪西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探索接近工人、教育工人、组织工人的方法和途径，指导成立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等工人团体，组织和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三，领导组建青年团，创办外国语学社，为党训练和培养了一批干部人才。四，联络其他各地人员，积极指导帮助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几个中心城市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青年团。五，联络各地早期组织派出代表，积极筹备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目前党史界充分肯定了发起组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发起组率先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声。中共上海发起组不是上海一个地区的党组织，而是全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是各地早期组织的“中心组”，实际上起着临时中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