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历史研究的力作

我与丁星同志早就熟识，对于他作为人民解放军新闻工作的老战士所具有的学识素养、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颇为赞赏。承丁星同志送我一本他的新著《追寻铁军》，我饶有兴味地读完以后，一个强烈的印象是：此书称得上是新四军历史研究难得的、优秀的力作，对推进新四军历史研究工作无疑是一本重要著作。

《追寻铁军》一书，我以为值得称道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对于新四军组建过程的艰难曲折，记述详尽，有些方面发他人所未发。

丁星同志在书中说，新四军的改编，比之八路军，更加复杂，更加曲折。其所以如此，既有国民党方面的原因，也有红军游击队方面的原因。他形象地描述了新四军改编过程中的国共矛盾和斗争：“就国共关系来说，又联合，又斗争，这斗争不仅表现为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而且自始至终是动了真刀真枪的。”

丁星同志还考证出从红军游击队到新四军，有一个先改编为各种番号的地方抗日武装的过渡。这个过渡虽然时间不算长，但为改编成新四军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是第一次对这个过渡的专门论述。

研究新四军改编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大多着眼于共产党方面的主张和活动。我们知道，新四军改编的过程，也就是与国民党“动刀动枪的合作”的过程，以此之故，研究新四军的改编，是不能不考察国民党方面的主张和活动的。正是在这方面，《追寻铁军》一书，有其突出的长处：既能充分利用共产党方面的档案和新四军将领的回忆，又能充分利用国民党档案和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回忆。因而，对新四军改编的研究就显得既全面又深入。

二、对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论述充分、到位。

丁星同志从6个方面论述了新四军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歼灭了日寇和伪军大量有生力量；光复大片国土，建立了8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和盟军；为国民党军队和盟军提供了游击战的经验；振奋抗战精神，鼓舞胜利信心。

就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这一点，书中写道：“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与华北敌后的八路军互相呼应，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互相配合，陷日军于腹背两面挨打、首尾难以兼顾的不利处境……新四军最多的时候迫使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固守华中占领区而不得脱身，从而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行动，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压力，起到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作用。”这一论述，尤为精到。

三、对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大历史关头领导、指引新四军的作用，有深刻、明晰的叙述。

毛泽东同志对新四军有过许多指示，丁星在书中重点介绍了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指示：1938年的“五四指示”和1940年的“五四指示”。第一个“五四指示”要求新四军进入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现时方针不在与他（指国民党当局——引者）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尔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第二个“五四指示”立足全局，全面、深刻阐述形势、任务和斗争的方针、策略，它特别强调：“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书中恰如其分地写道：两个“五四指示”不仅对当时而且对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活动都有重要指导意义，是指引新四军发展壮大的纲领性文献。

周恩来同志曾于1939年2月23日到达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视察。书中从以下几方面详细论述了周恩来这次皖南之行对新四军发展壮大的重要指导作用：商定新四军的发展方向；研究江南敌后游击战术；传授军队政治工作经验；调解新四军领导人的关系；等等。周恩来到达时，新四军军部以及皖南部队一面临敌，三面受围，正处于十分不利的态势。周恩来到皖南来的首要任务，就是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帮助解决新四军的发展方向问题。书中写道，周恩来跟叶挺、项英、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就新四军发展方向、战略方针进行了多次交谈和商讨，最后概括为3句话：“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这是对新四军发展的一个重大正确的战略决策。这个方针也为中共中央所肯定。

四、再现了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及重要将领的风采和历史功绩。

书中介绍的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有陈毅、刘少奇、张云逸、袁国平等。其中写陈毅，可谓浓墨重彩：论述了陈毅指挥新四军东进北上，表现了无产阶级战略家的雄才大略；陈毅直接指挥新四军的许多战役战斗，创造了游击战、运动战、攻坚战的光辉范例；陈毅善于团结部属，知人善任，是能够指挥众多将领的帅才……

关于陈毅指挥新四军的战役，书中着重剖析了黄桥战役。此役中，新四军以寡敌众，以9个团7000余人对韩德勤26个团3万余人。按照陈毅的决策，新四军集中兵力攻敌一路，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取得了歼敌1.1万余人的辉煌战果。为了澄清“似乎陈毅没有承担指挥作战的重任”的错觉，书中特别说明：“其一，在黄桥战役中，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副指挥的粟裕协助陈毅指挥，起了重要作用。3个纵队的司令员叶飞、王必成、陶勇也对战役的部署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但是，集中集体智慧作出正确决策的是陈毅，自始至终掌握着战役全局的是陈毅。这就是说，黄桥战役的新四军总指挥是陈毅。其二，战前和战役进行中的统一战线工作，确实对黄桥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样写，既有针对性，又有说服力。

书中写到的新四军将领中，尤以江渭清给人的印象深刻。这是因为丁星参加新四军史编写时与江渭清同志接触较多，对他知之亦深。他写道：“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不像高官，不像将军，而是一位儒雅、敦厚、思维敏捷、胸怀开阔的长者。”他在写江渭清时，特意征引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1937年8月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致江渭清的一封信，内容是答复时任中共西北特委书记和西北军分区政治委员的江渭清关于和平谈判的呼吁。丁星从这封信及江渭清围绕这封信的谈话得到启示，加深了对新四军组建过程中国共斗争之复杂、曲折的认识，并把这种认识写进了书中。

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驳斥了对新四军领导人事迹的编造、歪曲，维护了历史的真实性。

近年来，“戏说”甚至“歪说”历史呈泛滥之势，因为“戏说”、“歪说”比“正说”更吸引人，更有卖点。有些关于新四军题材的文章，也受到这股歪风的影响。

丁星同志是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研究和撰写新四军历史的。他痛恨对新四军历史的随意编造，大声疾呼：“不能让伪历史谬种流传。”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文史精华》杂志2002年第10期刊登的《叛徒刘厚总杀害项英前后》一文，4处提及项英，都与史实不符，歪曲了项英的形象。他写道：对项英的功过是非存有争议，但争议的双方或各方的看法其实大同小异，都认为项英是一位对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承认项英在新四军工作期间有错误。争议之处，只在于错误的程度、错误的性质和错误的原因。将莫须有的事情强加给项英，扩大他的错误，甚至对他抹黑，是大家都反对的。

他还揭穿了对饶漱石事迹的编造。

丁星同志在书中语重心长地劝告那些以极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的人：写历史题材的文章，阅读、访问、查询、考证，这些功夫是一定要花的，偷不得懒的。切不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切不可捕风捉影，主观臆断，胡乱编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