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青春故事

初夏，在上海一栋普通的老式居民楼里，笔者采访了满头银发、已过鲐背之年的新四军老战士——钱文祥（新四军里称钱江）。他说：“我今年93岁了，好多近期的事情记不起来了，反而时常想起在新四军摸爬滚打的经历。我的好多战友都已不在了，我今天把我们年轻时候的故事讲出来，也算是对战友们的一种怀念。”

上海热血青年

1938年底，不满20岁的我为了讨生活，邻居将我介绍去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社的排字房做练习生。在做练习生的一年里，在我的师傅、地下党员吴以常的影响下，我参加了进步组织上海印刷联谊社举办的读书会、歌咏队，参与为新四军募集棉衣等活动。还在此期间接触到了半公开的中共地下抗日外围组织——上海印刷工人救亡协会（简称印刷协会），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抗日思想。

1939年农历新年前，大新公司（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的前身）职工因不满资方取消年终红包而罢工。我们印刷协会声援了大新工人的此次罢工。我利用在《大美晚报》排字房工作的便利，和一位同事悄悄排印支持罢工的传单，然后将印好的传单藏入空的暖水瓶里，假扮成大新公司的顾客，拎着暖水瓶走到大新公司楼内。别人以为我是到大新公司来买暖水瓶的，这样顺利地避开了耳目，来到其二楼上抛撒支持罢工的传单。事发后不久，我就被查出是传单排版的人，遂被《大美晚报》老板炒了“鱿鱼”。

苏南激荡生活

身份暴露后，上海是待不下去了。1940年3月，党组织要求我和我的师傅吴以常撤出上海，去新四军活动的苏南常熟地区筹建敌后印刷厂——江南社印刷厂。筹建之初困难重重，缺大量的铅字、字盘、字架等各种设备，同时日伪军时常“扫荡”，印刷厂作为非战斗单位要随时做好转移准备。我们冲破日伪的重重封锁，采购器材，还因地制宜将排字房、印刷厂全部安置在船上，成为名副其实的水上印刷厂。

《大众报》是每3天1期，经常要连夜排版，在低矮的船舱内猫着腰拣字、排版，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天热更难受。后来，大伙索性在船篷上开了个天窗，终于可以站着拣字了，不仅排版速度快了，观察敌情也能兼顾了。经过几个月的积极筹备，1940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3周年，铅印出第一期套红头《大众报》，报头大号字是用手工木刻。报纸内容部分字模不够用时，就用手工木刻代替，但无论信息量还是印刷质量相比油印都有了很大提高。这个水上印刷厂担负着排印《大众报》、东路特委主办的《江南》杂志和上级机关文件、政府公告、抗战传单、财税票据等任务，并翻印过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重要著作，为东路地区的抗日军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1941年3月，印刷厂奉命由苏常太水网地区转移到江阴、无锡、常熟地区岸上作业。同年7月，日伪纠集重兵，对苏南抗日游击区发动大规模残酷“清乡”，印刷厂被发现。印刷厂的工作人员埋藏好印刷设备后，也只好分散转移。

艰难转移之路

1941年夏，我进入了新四军6师18旅和东路特委的党训班，被派往无锡地区的乡村参加反“清乡”动员工作，然而没多久，因日伪的“扫荡”日益加剧，上级决定：党训班学员立即转移到长江以北。在日伪军遍布的“清乡”时期，要想转移到长江以北的苏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转移前，我“表姐”（1940年我们这批从上海到新四军根据地的青年，为了躲过敌人的突袭盘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都跟当地人认了亲戚，“阿庆嫂”原型之一的范惠琴认我为阿弟，就这样在沙家浜我就有了个“表姐”）拿了套带补丁的蓝灰色布衣给我，帮我化装成当地老百姓，为了让自己的皮肤变黑，我光着膀子在太阳下暴晒，还将泥巴抹在脸上搞得脏兮兮的样子。我们从沙洲县（今张家港市）开始转移。出发后，老天像和我们作对似的，连日下雨，田埂泥泞湿滑，只听见不停的“咣、咣、咣”声，不断有人跌到水田里，个个像泥人。傍晚，好不容易行军到江边，已经有船等在码头了。夜渡长江开始了，这是一条运猪船，底舱里全是猪。时至今日，只要闭上眼睛，70多年前那股恶臭似乎还没有散去。蹭上“猪老弟”的船后，尽管被臭味熏得快昏过去了，可大家的心还是稍许安定些。好景不长，江面远远出现了敌人的巡逻船，不时地往我们这边打探照灯，亮得晃眼。眼看就要被发现，还好有人机灵，迅速翻到另一侧船舷下，手抓住船舷，身体浸在水里，其他人也迅速效仿，躲过一劫。再后来看到探照灯扫射过来，大家就照此做法，等光束过去再爬上船。干训队（因不断有江南反“清乡”的地方干部北撤加入进来，其中因有未入党的同志，党训班改名为干训队）到达江北后也不太平，为躲避敌人的“扫荡”，我们过据点、过封锁线，每天转移，变换宿营地。今天夜里由东向西行军，第二天夜里又由西向东行军迂回前进。直到11月，我们来到江都，完成转移任务。

在部队见到母亲

到达苏北后，我被重新安排到新四军第1师师部电讯大队任指导员。因为经常需要到城里采购无线电器材，到1943年我和城里卖无线电器材的商人已经很熟识了，那人经常跑上海，人也靠得住，我便让他帮我给母亲带个信。1940年离开家后，我与母亲断了联系。走之前，我只告诉她，我要去安徽做生意（其实那时打算去皖南参加新四军的，后来组织要求我去了苏南），她不同意说：“讨饭也要在上海讨！”我在家里是独子，下面有个妹妹，父亲有肺病，还有个年迈的祖母，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劳力，她不愿意我走，可我还是背着她，不辞而别了。历经辗转，那个无线电商人联系上我母亲，告诉她：你儿子在苏北开了个小店，日子过得还不错。母亲不放心，想方设法来到苏北，终于见到我，直到此时她才知道我在新四军里。母亲告诉我，我离开家后，她到处找我、打听我消息，都没有丝毫音信，也不知我死活，身体不好的父亲也被气死了，她一个人靠帮人缝洗衣服养活一家人……

看到母亲受苦受累，我内心难受极了。但是当母亲回上海时，我还是选择继续留在新四军。外敌还在我的祖国肆虐，唯枕戈待旦，才能弥补我对母亲和家庭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