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对华中抗战起了主力军作用。新四军组建后开赴华中敌后抗战。这个地区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战略地位特别重要。1939年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1940年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从此，南京成为日伪军的指挥中枢和政治统治中心所在地。上海、杭州、徐州、武汉、合肥等中心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是日军必须全力确保的占领区，是连接华北和华南地区的交通枢纽。新四军在此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危及日伪军的心脏，沉重地打击了日军，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特别是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新四军成为华中抗战的主力军。在新四军挺进华中前，日军在南京、芜湖、镇江一带只驻有两三个联队。新四军东进后，日军增加到3个师团；武汉失守后，日军又增加两个师团。最多时，华中日军共有13个师团、3个独立混成旅团，总计26万多人。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人，俘日伪军12.42万余人，另有5.4万余日伪军投诚、反正。新四军自身伤亡8万余人，其中，团职以上烈士350人。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先后创建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8块抗日根据地，建立38个行署、20多个专员公署、164个县民主政府。这些根据地位于中国最富饶的中东部，涉及苏、浙、皖、赣、鄂、豫、湘7省，面积约25.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420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的50%以上。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也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新四军从集中改编时的1.03万多人发展到9万多人。1941年虽遭皖南事变的严重挫折，但新四军坚持了下来，克服重重困难而仍有发展。到1943年底，新四军增长到16万人；到抗战胜利时，新四军主力部队已发展到21万余人，地方部队达9.7万余人，民兵、自卫队达96万余人，成为日寇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在大反攻中，新四军各部队解放了52座县城，攻占敌据点1381个。
新四军成为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毛泽东曾经称赞新四军是“华中人民的长城”，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新四军当之无愧。
（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起了配合作用。抗日战争初期，新四军“担负着配合主力、配合正面、配合战役、配合会战的伟大任务”，成为“吸引敌人、扼制敌人的铁手”。在1938年徐州、武汉会战期间，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粉碎了日军 “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比如，新四军江北部队首战蒋家河口，就有力地策应了国民党军队的徐州会战。当时，日军第十六师团的坂井支队，即坂井德太郎少将指挥的步兵第十三联队、骑兵第六联队，由南向北进攻合肥，进逼徐州。新四军第四支队立即挺进皖中，袭扰敌人后方。1938年5月上旬，新四军第九团集中优势兵力，在蒋家河口打一个伏击战。蒋家河口位于巢县县城东南约5公里处，是巢湖通往长江的裕溪河与蒋家内河交汇的地方。当年河口两岸杂草丛生，芦苇茂密，河道纵横，地形复杂，便于埋伏打击敌人。5月11日下午3时至12日拂晓，九团侦察队和第二营在营长黄仁廷、参谋郭思进率领下，从银屏山区跋山涉水，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设伏地点。5月12日上午8时许，日军坂井支队驻巢县守备队乘坐两艘汽艇到达新四军的伏击地点，突遭新四军袭击。这场战斗，出敌不意，速战速决，仅用20多分钟，就全歼了20多名日军，缴获十几支“三八”式步枪、1挺轻机枪等。新四军无一伤亡。此战迫使正在进攻庐州（今合肥市）的日军坂井支队调回1个大队加强后方守备。日军的战史记载这次战斗说：“坂井支队因后方的巢县守备队受敌之攻击，派遣步十三的第一大队前去救援。”5月15日，《新华日报》刊载了新四军在蒋家河口伏击日军获胜新闻，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报纸上也宣传了新四军在蒋家河口获胜的捷报。5月16日，蒋介石致电叶挺、项英：“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可见，这次战斗产生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为配合武汉保卫战，新四军江北部队于1938年9月积极破坏安（庆）合（肥）公路，在棋盘岭、花子岗等地多次伏击日军车队，击毁日军百余辆汽车，使日军的军需物资运输遭受困难，延缓了日军占领武汉的进程。这一年，新四军毙伤日伪军3200余人，俘虏600余人，击毁汽车180余辆，颠覆火车2列，毁坏桥梁90余座，严重威胁了敌人的交通线和指挥中心，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敌后军民的胜利信心。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皖南事变，新四军仍然顾全大局，相忍为国，支援国民党军队抗日。1月24日，日军集中第三、第十七、第三十五、第四十师团分3路向豫南挺进，发动豫南战役，企图把国民党军队围歼于平汉路以东地区。为策应国民党军队作战，保卫中原大地，新四军第四师遵照中共中央和军部的指示，从1月30日起，即尾追日军西进。2月初，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新四军领导人，强调指出，“中日矛盾仍属第一”，新四军应与国民党军“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敌至何处，我新四军即应至何处”，还提出“援助一切友军”的口号。2月4日，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渡淝河西进，第十一旅渡涡河南下，2月10日收复蒙城，2月11日收复涡阳，沿西淝河继续进攻，给日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支援了新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同年的郑州战役和湖北的侏儒山战役等，新四军也都主动配合了国民党战场。
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是与新四军搞磨擦最多的反共顽固派。新四军的一些主要的反顽自卫作战，例如半塔保卫战、黄桥决战、曹甸战役、程道口战役等，对手都是韩德勤。1943年2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调集第十五、第十七师团全部及第三十五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各一部，加上伪军第二十二、第二十八、第三十六师，共2万余兵力，由第十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酒井康统一指挥，对苏北实施空前规模的大“扫荡”。韩德勤惊恐万状，派人与新四军第三师谈判。新四军以抗日大局为重，不念旧恶，同意在日伪军“扫荡”韩部时，配合作战，牵制敌人。在韩部遇到困难时，可向涟水、淮阴以南的新四军地区转移。2月12日，日军以南、西两线兵力合击韩部，同时分兵进攻新四军第三师。国民党军韩德勤部一触即溃，纷纷逃入新四军第三师根据地。其原控制地区全被日伪军占领。新四军第三师不计前嫌，在日军“扫荡”韩部时，积极配合韩部作战；在韩部逃入根据地时，以友军相待，派人送去粮食、衣服和经费，并掩护其转移到淮海地区休整。新四军第一、第二、第四师也在苏北邻近地区同时发动攻势，牵制敌人。在新四军内线外线部队的合力打击下，日伪军被迫撤退，韩德勤部得以解除危局。为此，韩德勤感激不尽，并特意登门致谢。韩德勤一见黄克诚，又是敬礼，又是打躬作揖，眼含泪水说：“幸亏新四军拉我一把，不然我这万把人不就成了鬼子的刀下鬼了。我韩某今生今世也忘不了新四军的大恩大德，忘不了黄师长的救命之恩……”
由此可见，新四军在华中积极对日作战，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
（三）为国民党军和盟军提供了游击战争的经验。新四军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曾经引起国民党军队和国际社会的重视，并得到介绍和推广。这也是新四军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贡献。曾经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在回忆录中说：1939年7月6日，指挥徐州会战的李宗仁因旧伤复发回武汉治疗。时在武汉的周恩来设宴招待他。“李在席间对新四军在津浦线南段附近英勇作战甚为嘉许”。后来，“在颁发武汉会战计划时，根据津浦线南段的经验，要求各部队在进行阵地战、运动战的同时，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以牵制日军，消耗敌人有生力量”。
1939年3月10日，叶挺、项英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送呈了一年来工作报告和《对敌作战说明书》。5月10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批示：“此报告颇有价值，可供我军战术研究之资料。如军令部无此同样之报告，可将此全份送军令部。”6月6日，军令部次长刘斐批示：“报告内容依据实战经验得来，可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拟摘要列入教令。”6月7日，蒋介石致电叶挺、项英：“三月十日工作报告暨说明书均悉。所陈各节颇有见地，已令择列教令，以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
新四军的游击战经验还传播到国外，成为盟军在敌人后方坚持对日作战的借鉴。抗日战争初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情报官员的卡尔逊到过中国的许多战场。1940年夏秋之交，他到皖南访问了新四军。他对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十分赞赏，多次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应援助八路军、新四军。1942年以后，卡尔逊参加太平洋战场作战。他指挥的第二突击支队，运用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经验，开展岛屿游击战，成功地袭击了马金岛。1942年5月19日，菲律宾人民抗日军中的华侨组成一个支队，命名为四八支队，意在以新四军、八路军为榜样，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初，对于菲律宾的岛屿能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曾有激烈的争论。他们学习新四军、八路军的经验，分析菲律宾的具体情况，认为岛屿虽受地域限制，但多山地、森林，依靠人民的支援，完全可以打游击。从此，四八支队转战14个省和马尼拉市，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共歼敌2000余名。四八支队也从52人发展到700余人。
（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对日军起了牵制作用。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线的主战场。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新四军最多的时候迫使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困守华中占领区而不能脱身。再加上八路军和全国抗战军民的英勇抗战，中国战场牵制着日军近30个师团、最多时达40个师团，共100多万以上的兵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把总兵力的80%以上用于中国战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也把总兵力的50%以上用于中国战场，虽然比例有所下降，但绝对数字还是逐年上升的。这就牵制了大量日军。
粉碎了日本法西斯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得以集中力量在西线打败德国法西斯，为全世界人民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同时，也推迟和限制了日本法西斯的“南进”计划和范围，有力地支援了英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上的作战，为逐步取得战略主动权赢得了时间。
新四军和盟军还有共同抗日的合作。1944年8月14日至9月22日，新四军五师接待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的代表、情报参谋欧高士少校及其随员，共同商谈了在武汉周围建立无线电网，接收和发送关于日军的情报，以及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时配合作战的有关问题。同年12月下旬，欧高士率情报参谋、报务人员和翻译再次到达新四军五师，设立英文联络电台。第五师协助设立了中文总台和各支台，负责收集鄂豫边区范围日军机场、仓库、兵营、指挥部等情报，为美国空军的轰炸提供了目标。
1944年秋，盟军在进攻日本本土的同时，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协助中国军队打击日军。日军获悉美军的动向后，正调兵遣将，加强连云港、上海、宁波、温州、厦门等地的守备。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向东南沿海发展，迎接盟军在浙江登陆。1944年12月27日晚，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师3个团渡长江南下，发展浙西，打通浙东。1945年4月7日，叶飞又率领第一师3个团渡长江南下，增强发展东南的力量，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作战。
此外，盟国空军在对日作战中，曾经多次遭受空难。新四军各师在领地内先后从日伪军的枪口下营救盟国飞行员11批次、23人，并为他们医好创伤，送归美军驻华航空队。同时，还抢回美军飞行员遗骸2具。在营救战斗中，新四军牺牲5人，负伤多人，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新四军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其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应当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