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辈陶勇同志含冤逝世至今已整整四十年了，抚今思昔，追怀老首长，不禁感慨万端。
战争年代我就久闻陶勇的大名，直到1952年秋他从九兵团调任华东海军（后改东海舰队）司令员后才得以相识。那时，我在司令部任通信参谋，在舰队作战室值班，交接班时几乎天天与他见面。遇到他担任首长值班时更是朝夕相处。晚上，他就睡在行军床上，相处久了，对首长的为人处事和脾气慢慢地就熟悉了。
陶勇同志对党忠诚，为海军建设呕心沥血。1953年2月24日，他刚到任不久，就率领以“南昌”舰为首的舰艇编队赴南京下关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是他第一次面见毛主席。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你就是那个敢于炮击英国“紫石英”号的陶勇同志吗？好！好！敢于摸帝国主义的老虎屁股，有胆量，将东南沿海交给你，我放心。
检阅了鱼雷快艇表演后，毛主席在“南昌”舰的会议室里挥毫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陶司令把这个题词铭记在心，回来后就带领有关部门领导，苏联专家及参谋人员深入沿海，足迹几乎跑遍了东南海疆、岛屿。他勘察地形，研究布防，为建设基地、军港、码头、岸炮阵地与观通站网夜以继日，历尽艰辛。技术人员缺乏，他从上海请来两位懂建筑的工程师，还从康副政委处挖来学过建筑工程的秘书夏冰，组成技术班子，并招来一些大学生边干边学。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数年奋战，终于在北起连云港，南至厦门、东山岛，筑成了一座座不同射程、不同方位、火力交叉的岸炮防御网以及大大小小的军港、码头，为加强祖国的东南海防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陶勇同志对部下要求严格，实事求是，宽厚待人，勇于承担责任。记得1954年夏的一天夜里，我值班时接到一份“发现敌喷气轰炸机十架，入侵领空”的报告。十万火急，我不敢怠慢，叫醒了值班首长、舰长马参谋长。马参谋长火急通知上海市政府、空军、防空军。一时间，防空警报齐鸣，空军、高炮、探照灯部队都进入了阵地，舰队首长们也赶到了作战室，气氛十分紧张。时间一分分地过去，听不到飞机声，我感到有点不对劲，悄悄到报房查询，领班的是个女同志，她一复查，脸都吓黄了，原来忙中有错，对错了密语表的格子，误将“美军舰一艘入侵我领海”译成了“飞机十架入侵领空”。我慌了，赶紧报告，马参谋长气得脸通红，将这位女同志叫到作战室，好一顿“熊”，“熊”得她直哭鼻子。马参谋长随即又“熊”我：“你这参谋长干什么吃的？电报不查清就报告！”我很委屈，刚想申辩，陶司令开口了：“好啦！这个不怪值班参谋。飞机这么快，查清了再报告，若是真的，上海早已成一片火海了，立即报告是对的，问题已出来，这个担子我来挑。”陶司令回头对我说：“用我的名义通知有关单位，说这是一次‘防空演习’，事先没有预告，向他们道个歉”。一场虚惊，就此结束。
陶勇同志处事机智果断，应变能力特强。1956年，苏联太平洋舰队访沪前夕，他突然将我叫去说：“遇到个难题！通信处报告，苏联太平洋舰队用英语同我们电台联络，报务人员不懂英语通信，无法联系上，只好请你上电台同他们联系。参谋当报务员，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辛苦辛苦，这几天你就不用参加作战室值班啦！”
6月20日晨，我收到苏联太平洋舰队一份英文电服，电文是：“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将军阁下：编队已抵达长江口，特向你致意。”落款是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安·切库罗夫海军中将。我立即送交陶司令。陶司令看后说：“立即回电，热烈欢迎他们来沪。”我有些为难说：“英语我是半吊子，回电有点困难。”陶司令哈哈大笑说：“脑子太死！你只要将电文的称呼调个头，把太平洋舰队司令放在前面，我的名字挪到后头，电文内容可查查英汉字典，换上热烈欢迎访沪不就行了吗！”
我按照他的指示去办，过了这一关。陶司令对接待太平洋舰队十分重视，特地成立了接待指挥部，由马参谋长任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外滩和平饭店。三艘军舰停泊在黄浦江中，巡洋舰“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居中，“智谋”、“啟蒙”两艘驱逐舰分列左右，场面十分壮观，引得上海万人空巷，纷纷赶到外滩来看热闹，一时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记得当时上海有个市民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婴，将其取名为“智谋”“啟蒙”。此则新闻经《解放日报》报道后，这两艘驱逐舰舰长还带了礼品登门拜访，一时传为佳话。
陶勇同志善于倾听部下的意见、建议，只要合理，他会立即采纳。1958年10月10日，浙江上空发生一场空战，晚上，温州水警区报告：“民兵在田里发现两枚导弹，一枚是残骸，另一枚未爆炸，是完整的，请示如何处理。”我报告了海军作战室，答复是：“命东航派专机送北京。”参谋们听了议论纷纷，都想看看导弹。陶司令马上说：“对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先睹为快。通知东航，十点正，飞机在江湾机场停一停。”并嘱咐：“面不妨扩大一点：司令部，参谋以上，政治部，科长以上都去。通报市政府，友邻部队首长，想看的都可以去。”十时正，一架运输机平稳地降落在江湾机场。战士们将导弹搬出机舱，放在停机坪上。正参观间，警备区王必成司令带了一群参谋风风火火地赶来了，见面就给了陶勇一拳：“东海龙王！献什么宝来了！”陶司令当即还他一拳：“稀罕货，叫你这土包子开开洋荤。”逗得大家都笑出声来。
为了响应毛主席“军队干部下连当兵”的号召，1958年10月，陶司令带头首批下放到登陆舰五支队当兵。陶司令被分配在井冈山舰舱面当帆缆兵，与水兵同吃、同住、同操作、劳动。他主动值更、值勤，积极做水兵的思想工作，讲革命传统故事，赢得了广大官兵的爱戴。休息时，他同水兵一起打扑克、下棋，输了有时还耍赖，偷牌、悔棋，水兵们也忘记了他的舰队司令身份，喊：“老陶耍赖！”抓住了他的手，刮鼻子。一次周末，井冈山舰执行任务回来，开文娱晚会，水兵们起哄，一定要“老陶”来一个节目。陶勇临时抓了下放在该舰的谈部长、马站长、郁干事，凑了一段四个老汉说“三句半”。他们头扎白毛巾，粘上小胡子，装成山东老汉，一上场就逗得战士们哄堂大笑。谈部长一摇拨浪鼓：“响应号召把兵当！”马站长接着：“精神面貌大变样！”郁干事一摸胡子：“老汉我胡子一大把！”轮到陶勇说那半句，大家目光紧盯着他，陶勇一摇拨浪鼓，不慌不忙地一摸胡子，不想胡子粘得不牢，被拽了下来，他灵机一动，一面弯腰捡胡子，一面慢腾腾地说：“掉光！”大家被逗得前仰后合，肚子都笑痛了。这笑话迅速传遍了舰队机关。谈笑之余，大家深深地被陶勇同志与水兵打成一片的精神所感动。
陶勇同志虚心好学，他常说自己是“旱鸭子下水，对海军一窍不通”。他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坚持听专家给参谋人员上海军业务课，听课时还细心地记笔记。他还请专家给自己开小灶，每周两个半天，雷打不动。他向工程师们学工程建筑知识，向原国民党老海军人员学航海知识。即使对身边的参谋人员，也不耻下问。他常说：“能者为师，不懂装懂要不得，瞎指挥会出大问题。”
有一件事我记忆很深刻：1959年，我已调到青岛潜水艇学院任教。为了编写给艇长班上课的教材，11月份我回东海舰队收集资料，任务完成，12月1日早上我去舰队作战室向“老伙计”们告别。一进作战室，听到陶司令大声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一问三不知。”我还是第一次见陶司令发火。经了解，才知道是有一艘潜艇出了事故，陶司令前来了解情况，大家对潜艇不熟，答不上来，他急了。我冒昧地插话，介绍出事故的部位。陶司令这才发现是我：“胡家华，你不是调到潜艇学院去了吗？”我讲了来意，陶司令脸色开始平和：“你是内行了！”我赶快解释：“我也是现学现卖，要当教员，一进学院先得进修三门课，潜艇构造，鱼雷攻击，潜艇战术。我学了三个月才被派出来编教材的。”“你给大家当当老师，东海舰队刚有潜艇，大家不熟悉。”我有些为难地说：“学校领导催我回去。”“不碍事！易耀彩（院长）那里我给他讲，我只要你留三天，常识性地讲讲就行，潜艇是个新舰种，参谋人员总得略懂一点，免得出洋相。就这么定了，还有点空，先向你请教一下，时间有限，咱们用问答方式，我问你答。”陶司令拿出小本子，边问边记，从潜艇结构，各舱室的作用一直到潜艇作战，训练方式。我则尽自己所知，简要解答。最后他问：“此次事故能不能避免？”我据实直说：“可以！只要按条令规定，明确潜艇和水面舰艇进入和撤出合练区的航道就行。”紧接着，我又补充说：“还要划定潜艇上浮区，要派出警戒，任何船只不许进入，以免上浮时碰撞。”“对啰！”陶司令一拍桌子，似有所悟地说：“撤出后，一个急于上浮（指潜艇），一个自由航行，于是就……”陶司令沉思良久。临走前，他吩咐秘书将我送到招待所休息，并为我退掉火车票。分手时他握着我的手说：“东海舰队是你的娘家，希望你有空常来走走……”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陶司令，没想到竟成了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