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淮南遇险
1948年3月底的一天，我们华东军区12纵34旅旅部和三个团的部队驻在合肥东北青龙集附近，早晨吃过饭集合准备出发，突然枪声大作，且越来越近，还能听到敌人喊着“捉活的、捉活的”，身边子弹啪啪作响。我身旁的电台摇机员腿被打伤。在这危急时刻，和我们一起跑的旅部作战股长石璧同志喊了一声：通信班趴到旁边的老坟头打排枪，掩护大家！我们打了阵排枪后，敌人可能以为我们是解放军大部队，就停止了追击。
我们跑到青龙集附近没有找到部队，此时已近傍晚，只剩我和旅部电台全体同志共十几个人，仅有两支步枪，我们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掉队的。这一路上都是旅部电台台长陈文新领着我们十几个人找部队，他曾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打过游击，比我们几个从苏北来的年轻人有经验。途中陈文新找了一个30多岁的老乡带路，老乡说我们的部队向东南方向去了。我们就在陈文新和老乡带领下，向东南方向一路寻找，到晚上8点左右听到前边村庄上人声嘈杂，老乡说好像有部队进村，让我们在村外停下，自己前去打听。他回来说：“说话是蛮腔，不是解放军。”就带我们赶紧离开，继续向东南走。中途老天又开始下起大雨，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自己的部队，不能停顿。敌人部队驻在附近，还有敌人的区、乡、保政权和武装，当地还有土匪圩子，天亮以后都会出来活动，环境非常险恶。
我们在大雨中继续向东南行走，全身上下湿透了。天蒙蒙亮时大雨停止，快到全椒县以西之花张集附近，天开始大亮，突然听到吹号声，我们上前一看，正是旅部机关人员在集合。我们走到队伍中间，长舒一口气，“终于归队了”。我走到师政委李世焱旁边，李政委说：“你跑到哪去啦，你没有军事经验。”我说：“我们跑到青龙集找不到部队。”他又说：“回来了就好。”为抓紧时间，拉开与敌人的距离，我们来不及吃饭，就开拔了，司务长和炊事员将饭菜盛在篮子里抬着走，让大家边行军边吃饭。我们也顾不得一天一夜的劳累，随部队行军。
大别山区剿匪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官兵逃到大别山区与山区土匪纠集到一起，组成“国民党大别山区反共游击总司令部”，下辖15个支队（每个支队几百人到数千人），号称30万人马。大别山区县、区、乡、保都有他们设置的党、政、军机构和武装，保里还有小保队。
他们趁我们忙于接管城市和渡江南下之机，盘踞大别山区，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不断骚扰，阻止我县、区、乡政权行使职能，残忍杀害我县、区、乡干部和群众，抢劫我商业和供销部门进出大别山区的运货马车、汽车、船只。六安军分区两个团的部队进驻到麻埠镇，被他们逼撤回来。国民党残匪军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人民政权的建立。
1949年8月底的一天上午，皖北军区机要科派我和裴学亚两人随何柱成主任去大别山区剿匪。我们和电台人员坐一辆卡车，前后有部队卡车，架着轻机枪，经六安开到麻埠镇驻下，东线指挥部就设在这里。麻埠是大别山区东北部的一个镇，是山货和日用品的集散地。当时山货有木材、毛竹、桐油、漆、板栗、茶叶等。山区人需要盐，三斤猪肉才能换到一斤盐。解放军到后，商店开始正常营业，群众就可买到平价盐了。
除省的部队和有关军分区、县、区、乡武装外，南线、东线、西线各有一个正规师参加剿匪。先由正规师和军区警备旅（后改师）以及军分区部队以团为单位开进山区，我县、区、乡武装和党政人员跟进，进行围剿，恢复政权，同时开展政治攻势。敌人见我大部队进剿，不敢对抗，纷纷土崩瓦解，少数顽固分子分散流窜隐蔽。到10月1日前，匪县、区、乡党政军骨干以及15个支队正副司令基本被消灭。
但狡猾的匪总司令汪献、副总司令黄英以及罪大恶极的支队司令岳岐山（外号岳葫芦）还没有抓着，剿匪进入第二阶段。部队分散，以连为单位进驻村庄发动群众进行清剿。由于大别山区原是我根据地，群众觉悟比较高，纷纷协助和积极支持剿匪。
我驻霍山县某村庄的部队得到群众反映，附近一高山上常有人下山来找吃的东西，这个山上没有住户，可能有匪首隐藏。经过观察，弄清了情况，部队挑选精干武装，趁雨雪交加的一天深夜，由曾给土匪运送过食物的群众带路上山。在雨雪大风的掩护下，武装人员途中不打手电，到了临时搭建的草棚前，匪首们还在呼呼大睡。我武装人员猛一拉开草棚门，枪对着他们，电筒一打，喊着：“举起手来，不许动！”匪首们束手就擒。经审问，他们就是大别山区反共游击总司令汪献、副总司令黄英。不久，狡猾的匪首岳岐山也在六安北部在我军民配合下被活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