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灵光同志和我的已故老伴洪泽在战争年代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和挚友，他们相识相知六十年，情深似海，真可谓“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灵光同志是福建永春县人，生于1916年11月3日；洪泽是浙江宁波人，生于1918年1月7日，比灵光同志小一岁零两个月。抗战前，灵光同志在上海读书，因参加我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进步活动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而被迫逃亡国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灵光同志满怀爱国激情，很快从马来西亚回国参加抗战。当时他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就在1938年春于苏北淮阴一带参与建立了“抗战支队”，建制上属国民党政府，灵光同志任支队政治处主任。不久，“抗支”调至苏中如皋县(现如东县)马塘镇，正巧这时洪泽受中共江苏省委的派遣，从上海来到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当时新四军尚未渡江东进，老洪就设法打入了“抗支”。灵光同志和洪泽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见面，这真是一次终身难忘的会见。灵光同志后来深情地回忆道：“我了解到他原在上海做小学教员，参加过救国会，厚重儒雅，忠诚正派，于是请他出任海门‘抗支’政工队队长，他欣然应允。我们在一起纵谈抗战形势，救国情怀，相见恨晚。1939年春节后，他便带了十几个人随着我的部队前往海门。”
1940年3月，如皋“抗支”扩编为苏北第二游击纵队，由灵光同志任二支队(相当一个团)支队长，下辖两个大队，时为中共江北特委委员的陈伟达和洪泽都在这个支队。同年4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电令二支队北上洪泽湖边，要二支队参加阻止八路军南下的军事行动。中共江北特委为此举行紧急会议，决定二支队佯装受命北上，等待靠近八路军时举行阵前起义。梁灵光同志完全拥护这一决定，但在部队行动时却发生了意外，陈伟达同志因搬运弹药不当发生爆炸而负伤送医院，灵光同志因得知叶飞同志率新四军挺进纵队到了泰州附近的郭村而去联系、请示，这样二支队起义的事就落在了洪泽的肩上。由于老洪经验不足，结果一个大队起义成功，另一个大队在黄圩子遭顽军包围伏击，被缴了械，死伤了二十余人。事后在江北特委的会议上，洪泽作了自我批评，并自请处分，特委同意了他的请求。这件事的详情老洪生前一直未同灵光同志谈起过，直到老洪逝世后灵光同志才从老洪的回忆文章中得知。以后，灵光同志在纪念洪泽的文章中写道：“平心而论，两个大队，一个起义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可以说是功过相抵吧。更何况老洪本一介书生，从来没有军事斗争的经验，当时他手中连地图都没有一张，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反磨擦斗争中实际上指挥了一个大队的起义，开了南通顽军弃暗投明的先例”。文章还写道：“那时他虽是党在二支队的负责人，但队伍是我带的，我掌握着指挥权，我当时离开部队去找叶司令，客观上让敌人钻了空子，也使老洪难于决断。要处分当然应该先处分我”。说实在的，我看了这些话心情很不平静，我想如果洪泽还活着的话，他们两人恐怕会为争担“黄圩子事件”的责任而“争论”不休吧?!他们两人至真至纯的革命情谊，真是感人至深，令人敬仰！
1940年夏，在陈毅、粟裕同志的率领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渡江东进。黄桥决战胜利后，苏中抗战形势发展很快。灵光同志和洪泽从此并肩战斗，一直坚持在通、如、海、启地区。这里地处长江入海口的北岸，与上海、苏州隔江相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1年4月，这一地区划为苏中区第四分区。1943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日伪企图把在苏南的“清乡”成果扩大到苏北，集中七倍于我的兵力，在通、如、海、启建筑碉堡，挖掘深沟，设置长达三百五十余华里的竹篱笆，妄想把我们困死。
在“清乡”区内，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灵光同志坚持在南通，老洪坚持在海启，在中共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四地委的领导下，他们紧紧依靠当地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党员军事化，农村兵营化”，采取多种机动、灵活的斗争方式和手段，为华中敌后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苏中四分区与三分区一度合并，成立华中一分区，灵光同志为专署副专员，老洪为一地委副书记。不久，蒋介石于1946年6月挑起全面内战，解放战争爆发，通、如、海、启地区又从华中一分区划出，成立华中九分区。这时苏中战役已经打响，形势极为紧张，灵光同志和洪泽临危受命，灵光同志任九分区司令员、九专署专员，洪泽任中共九地委书记、九分区政委。尤其苏中七战七捷后，我华野主力北移，敌人重兵压境，“还乡团”疯狂报复，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他们一个“空头政委”，手下无一个干部，一个“光杆司令”，麾下只三十多个学员兵，向着敌后挺进、上任了。这时老洪肺部的病情恶化，高烧不止，灵光同志亲自组织人员克服困难，用担架抬着老洪赶赴驻地，让老洪在担架上主持会议，讨论部署敌后斗争……每念及此，我感慨不已，激动不已，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我们同志之间这样的生死之情更高尚、更珍贵?!
新中国建立后，灵光同志和洪泽虽然天各一方，不在一起工作，但他们心心相印，情意相通。老洪身体不好，灵光同志关怀备至，每次来上海总要看望老洪。令我难以忘怀的是1984年2月，在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后，灵光同志工作那么繁忙，还邀请老洪和我与天津的陈伟达夫妇结伴去广东，并和正在那里疗养的王元化夫妇一起参观访问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和中山县。灵光同志和朱含章同志亲自陪同，接待十分热情。老洪的兴致也高，一路上不断做笔记，搜集材料，不时地向当地同志问这问那，回来以后，又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向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写了一份介绍特区的长篇考察报告，还以回答记者问的形式，在报纸上宣传、介绍了特区蓬勃发展的情况和重大意义。灵光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欣慰。他在回忆洪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那个年代，我们为人民解放并肩战斗。今天，虽则隔山隔水，当我们向贫困、落后、愚昧宣战，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之时，我们仍然并肩而战”。
回顾当年党内和社会上对中央举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在认识上还很不一致的情况，我更加感受到灵光同志上述这番话的份量，从而也更加认识到他和老洪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多么崇高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啊!人生苦短，情谊永存!我想，如果灵光同志和洪泽地下有知，他们恐怕又会策划着如何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的幸福再做一些好事、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