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军部 誓缚天狼

1940年5月，我跟随八路军344旅由冀鲁豫边区南下，奉党中央命令，支援兄弟的新四军。10月中旬和新四军胜利会师，不久，组织上调我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工作。接到命令，我便带上警卫员、马夫等一行5人，一路上骑马、坐汽划子、步行，直向盐城奔去。

这时，华中总指挥部的后方政治部刚刚成立。少奇同志指示我，先到各单位走走，多了解些情况，这才有工作的发言权。我便迈开了双脚，赶紧熟悉各方面的情况。华中总指挥部是1940年11月成立的，由于邓子恢同志尚未前来，政治部还未建立起来，但工作又很多，鉴于此种状况，便于12月建立了后方政治部。

当时，抗大、鲁艺，也都正在组建之中，虽然都刚刚开始，却令人神往，充满了伟大的力量和希望……

10月，国民党顽固派公开发表“皓电”，大江南北笼罩着一层内战阴影。我们都为皖南军部的处境担心。听说军部要过江来，我们都很高兴，却不知道为什么军部还没有开动。每每工作之余，我的心就飞过了长江，想起了我的老上级——原红l军团组织部长李子芳同志。他是福建人，高高的个子，闪烁着亲昵的目光，念过大学，早年就参加了红军，我们一起打过漳州，一起东渡黄河。抗战开始后，我便调到115师组织部长李子芳处当组织科长，直接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后来，他去抗大学习了。毕业后，党分配他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他作战勇敢，艰苦朴素，既平易近人，又很严肃，对干部很关心，很爱护；他信任干部，大胆放手地让干部工作，做得好的就热情鼓励，做错了就帮着找原因，找教训；他的为人和公道、正派的作风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信赖……一想到不久就能见到这位首长，怎么不心花怒放呢?每当晚霞映照着天边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登上高坡，向江南眺望，心想，快了，时间一天天接近，他们快来了！

军部终于行动了。1941年1月1日军部电告，1月4日开动。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噩耗却频频传来。

1月9日，新四军军部来电说，叶挺军长在指挥战斗，项英等失去联系；10日，军部电台在石井坑电告部队仍在茂林固守；11日，军部电告被重重包围，已激战5昼夜，陷入绝境；12日，盐城军分会讨论作战部署，午后联系中断，情况不明。13日未接军部通报，盐城军分会开会讨论援助军部的办法。这些电文，有的我亲眼见到，有的是领导传达给我的。在这些日子里，一些领导同志彻夜难眠，个个摩拳擦掌，真是心如火焚，恨不得插翅飞到皖南前线，同国民党决一死战，救出新四军皖南部队的战友。

面对这种情况，华中总指挥部于元月16日召开干部会议，由赖传珠同志向广大干部作了有关皖南事变的情况报告，号召广大党员干部随时作好战斗准备。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的阴谋一时得逞，进而于17日公开发布了反革命通令和谈话，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将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通缉项英，勒令华中部队退至黄河以北。与此同时，在皖南实行血腥的白色恐怖，加紧搜捕我军失散和隐蔽坚持斗争的人员；在江西上饶设法西斯集中营，残酷迫害我军被俘人员。同时又部署华中各路“剿共”军20余万人向我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大举进攻，企图各个消灭我军，实现其投降日军的罪恶目的。这样，1940年10月开始的第2次反共高潮便达到了最高峰，从而把国共合作推向了全面破裂的边缘。

华中的日军趁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时机，于1月11日出动飞机17架轰炸盐城，向我华中总指挥部及抗大宿舍投弹百余枚。与此同时，调整部署和兵力，扩大伪军，向我进攻。其所辖的第11、第13军，共14个师团，21万人，其中用于对我作战的约11万人。华中伪军约15万人（大部是国民党的军队整军、整师投敌的）在国民党策划和日军、汪逆的驱使下，全部对我作战。华中敌后的抗战从此进入了一个极其艰苦的斗争阶段。

皖南事变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震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民主党派多数人士对我表示同情。一些著名华侨领袖都曾发表通电，反对蒋的倒行逆施。连国民党的军队中，也有一部分主张抗日的将领，特别是杂牌军和地方实力派，不赞成蒋介石的投降分裂活动。

英美方面担心中国的团结破裂，不能钳制日本，因而也要求改变现在的恶劣局势。苏联更是坚决反对国民党掀起内战。

面对这种复杂的国内局势，我们怎么办呢？怎样做最正确呢？面对蒋介石欠下的笔笔血债，有的同志火了——“打到江南去！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有的同志说：“我们就是来支援新四军的，现在不去支援，还等到什么时候?！”

当时我们多么需要作出一个科学的、理智的、英明的决策啊……一想到这里，我们大家的心一齐飞向了党中央，不论是磨刀擦枪，还是整装待发——我们都时刻听候着党中央的指示。

这个时刻终于盼来了。

我党中央对国民党发动的第2次反共高潮，采取了军事上坚决自卫、政治上猛烈反攻的方针。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全面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战力量的罪行，痛斥其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全国的抗战力量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战，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1月20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谈话提出了取消1月l7日反动命令，严办皖南事变祸首，办理善后事宜等12条办法。周恩来在重庆除同国民党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还用多种形式，在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中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破坏抗战、制造分裂的罪行，并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叶剑英主持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歼真相》，驳斥了国民党当局对新四军的种种诬蔑。这种理直气壮针锋相对的斗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狼狈不堪的境地。蒋介石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企图通过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诱骗我党参政员出席会议，以掩饰其分裂国共合作的罪行，逃避国内外的责难。党中央为了揭露这一阴谋，于3月2日提出了国民党立即停止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承认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人民革命武装，防地维持现状，释放皖南被俘人员等12条临时办法，作为我党出席参政会的条件。两个12条的提出，在政治上给予蒋介石沉重的打击，博得了广大中间势力的同情。3月6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反共演说，故意把皖南事变说成是军令、军纪问题，不牵涉党派和政治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3月6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

实践证明，党中央在皖南事变以后，对蒋介石采取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政策是十分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党，团结全国人民，才能争取中间派，才能孤立亲日派，才能经过严重斗争之后，争取时局好转。但是，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国共两党合作关系还没有全面破裂的形势下，我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所以，当时也反对认为“皖南事变是四一二事件重演”，“要痛快干它一下，打到顽固派后方去”的错误认识；从而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了以斗争求团结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既打退了第2次反共高潮，又迫使国民党不敢完全破裂。党中央正是在反对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中，把握着正确的航向，绕过各种暗礁，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当时，党中央从全局出发，指示华中我军，迅速重建军部，统一整编部队，动员全体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分裂活动，独立自主地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坚决击退反共军的进攻。中央还指出：在日、蒋矛盾未解决之前，反共军要深入华中敌后，放手向我进攻还有一定困难。华中敌后将是长期性的三角斗争，敌、顽、我任何一方均不能迅速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军的战略部署应适应这一根本情况，作长期打算，并要求我军将战略指导中心着重于巩固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并以此为基地，大力经营苏南，坚持皖南，发展皖中，准备于条件成熟时向西向南发展。

1月23日，新四军将领就职给全国各友军发了通电，24日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向全国人民发了通电，当时，24日的《江淮日报》还发了如下消息：庆祝陈代军长就职，苏北各界举行大会，明天午后在盐城召集。民众闻讯，欢欣若狂。原定23日举行的反内战反投降大会亦于25日一并举行。

1月25日(旧历除夕的前一天)，在盐城的游艺园隆重举行了重建军部的庆祝大会。为了防止敌人的空袭，大会定在下午举行。会场布置得庄严而简朴，主席台不过是临时摆放的几条木桌，上面铺了块台布，四周张贴了一些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反对投降的标语。下午两点钟，军部直属队、华中局直属单位、抗日军政大学第5分校、华中党校及盐城县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各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等，近两千人接踵而至，纷纷步入了会场。声讨蒋介石罪行、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和团结抗日的歌声不时在会场上空荡漾。

会上，首先宣读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接着又宣读了新四军领导人的命令及新四军领导人的通电。然后，陈毅代军长发表了就职演说。

陈代军长这天换上了一件新一点的军衣，他庄重地走到了讲台前，用热烈和沉重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的会场，没有马上讲话。这时会场上静极了，几乎能听出人们的呼吸声。

“同志们！乡亲们！反共顽固派1月l4日消灭了军部，但是，1月25日我们的军部又成立了……”随着陈毅同志的话声，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掌声、欢呼声。陈代军长表示他要率领全军9万官兵，誓与日本侵略者、汉奸、反共投降派斗争到底。抗日战争无论经历何等艰难困苦，必须争取最后之胜利。

接着，刘少奇同志讲了皖南事变的经过，义愤填膺地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号召全军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坚持抗战，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粉碎敌、伪、顽的进攻。

大会上，群情振奋，军民和各界人士，共同声讨了反共顽固派的罪行；纷纷表示，要在新军部的领导下，在江淮湖汉地区坚持抗战，打开新的局面。新军部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华中总指挥部的后方政治部改为军政治部。不久，我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的秘书长。

对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同志们感慨万千，一直谈论到深夜。它标志着新四军将会有一个伟大的发展，有一个胜利的将来。

1月28日，军分会向党中央、军委发电拟将新四军部队组成4个师（即后来编成的第1、2、6、7这4个师）。

2月2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部队也列入新四军的建制，全军扩编为7个师并1个独立旅。为了坚持华中敌后斗争，党中央对各师的抗战任务和活动地区，作了统一而明确的部署。同时任命了各师的主官。1师师长为粟裕，政委刘炎，该师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原第1、2、3纵队改编为第1、2、3旅，活动于苏中；2师师长由张云逸兼任，罗炳辉任副师长，政委郑位三，该师由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原第4、5支队改编为第4、第5旅，江北游击纵队与淮南津浦路西一部分地方武装合编为第6旅，活动于淮南；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由八路军第5纵队编成，原第l、2、3支队改编为第7、第8、第9旅，活动于苏北；4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由八路军第4纵队编成，原第4、第5、第6旅改编为第l0、第11、第12旅，活动于淮北；5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该师由豫鄂挺进纵队编成，辖第l3，l4、15旅，活动于武昌周围；6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由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成，辖第16、第18旅，活动于苏南；7师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由无为游击纵队、原第3支队挺进团及皖南突围部队编成，辖第19旅及挺进团，活动于皖中。独立旅由八路军教导第5旅编成。军部直辖抗大第5分校、特务团，全军共计9万余人。

为了适应新的情况，1941年5月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刘少奇同志为书记，同时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刘少奇同志为书记，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为委员。华中局组成前后，各根据地的党，按照战略区的划分组成了苏中、淮南、盐阜、淮海、淮北、鄂豫皖、苏南、鄂皖等区党委。华中局和军分会成立后，为了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使华中全党全军更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先后召开了华中局高级干部会和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各区党委、各师的主要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由少奇同志就皖南事变的经过及其经验教训做了报告。

6月6日，华中新四军军分会又召开了扩大会议。陈毅同志作了建军工作报告。会议号召为把新四军建设成为正规化的党军而奋斗。建设正规化党军的基本目标是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和发扬我军无产阶级的本色及光荣的优良传统。建设正规化党军的基本要求是：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政策的宣传和执行者；有高度的军事素养和坚强的战斗力；有模范的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积极负责的工作精神和科学的工作方法；有积极热情，好学上进的作风和先声夺人的革命气魄。为了达到这些要求，必须加强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充分发挥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加强军事训练和司令部建设，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养成坚决服从命令的作风；加强行政管理，健全后勤工作。

会议还确定要建立地方兵团，大量发展自卫军，以保卫地方，配合主力作战。

新军部建立以后，经过华中局和军分会的高干会，在陈毅代军长、少奇政委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工作，使华中地区的形势迅速好转，并且逐步走向正规。但是，日军这时加紧了对我各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围歼我军部主力，占领我苏中、苏北根据地。在华中局、军部的领导下，军部确定了全面的对敌对顽斗争部署，除了一部准备防御国民党顽固派的进犯外，集中主力粉碎敌伪“扫荡”，进行了讨伐公开投敌的李长江的战役。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各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开展了群众减租运动，实行各阶层人民合理负担的政策。颁布了公粮、田赋和税收制度，努力生产建设，开展人民武装，全华中发展了农民抗日救国会，会员104万人，组织了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和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30万人；创办文教事业，华中局开办了党校，加强了抗大总分校，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各师、各根据地也办了抗大分校，军政干部学校，大力提高工农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同时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培养各种人才。华中敌后根据地经过顽强坚持，在“扫荡”与反“扫荡”、“清乡”与反“清乡”、“蚕食”与反“蚕食”的艰苦斗争中，不断壮大自己，终于战胜了困难，并为战略反攻积蓄了力量。经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使华中我党我军和根据地更加巩固，最后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到日军投降为止，新四军已经发展到30多万人。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四军军部重建，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意义极其深远：它统一了华中的人民武装力量，统一了指挥和行动；它重振了军威，使人民抗日武装由游击兵团发展成为正规兵团；它把苏、皖、鄂、豫敌后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巩固并更加扩大了华中根据地；它极大地鼓舞了人民抗日的胜利信心，使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生产等各项工作得以健康地发展；它组织领导华中军民，粉碎了敌、伪、顽的多次“扫荡”和进攻；它为夺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华中战略基地，并被以后的实践证明发挥了伟大的战略作用。它正如江苏盐城新四军重建新军部纪念塔碑文所铭刻的那样：“皖南奇冤，蒋日猖狂；重建军部，誓缚天狼；莽莽海疆，浩浩串场；将星云集，万众慨慷；政委少奇，勋业辉煌；雄才大略，陈毅军长；江淮河汉，纵横决荡；砥柱华中，铁壁铜墙。”

历史正是如此，军部重建，永发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