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朱枫烈士诞辰102周年
台湾民间历史研究者秦风在上世纪末，从尘封多年的影像资料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批由国民党“军事新闻社”1950年拍摄的照片，其中就有朱枫（原名朱谌之）惨遭杀害的一张。她是作为所谓“台湾大间谍案四名主犯吴石、聂曦、陈宝仓、朱谌之”之一被枪决的，前三名是国民党军官，朱谌之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批照片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公布过。经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同意后，于2000年8月25日，以《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为题的特展，在“二八纪念馆”揭幕。由于选题特殊且披露了新史料，又破禁将当年国民党大肆抢杀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血腥场景，作了如实客观的陈述，收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展场每天挤满观众，是该馆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展览。
这件“台湾大间谍案”曾经“轰动了整个世界”。当年的台湾电台、港澳报刊、美国之音、欧洲报纸，乃至全世界的传媒，都争相作了连篇累牍的宣传报道。我新华社的“内参”也刊登了台湾电台1950年6月11日的广播。然而，人们并不清楚，这个被称之为“大间谍”的女共产党员，竟是出身富豪的大家闺秀，也不清楚她是在1949年10月从香港即将返回祖国与亲人团聚之际，奉命去台湾执行特殊任务的。
朱枫，原名朱谌之，字弥明。1905年出生于宁波镇海的一户渔业巨商家庭，其父亲是当地渔业公会主任，家有豪宅“憩园”，人称朱家花园。她在宁波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与同是班长的陈修良（宁波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是同窗好友，并一起参加反帝爱国的游行示威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朱枫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先后在新知书店和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1945年春由徐雪寒、史永（即沙文威）介绍加入共产党后，调至华中局在上海的贸易部门和情报部门工作。1948年秋，朱枫奉命调香港，以“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职员的身份作掩护，从事情报工作。她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随机应变地对付复杂的环境，既做经济工作，又做情报工作，都卓有成效。
1949年10月，祖国人民沉浸在新中国诞生的欢庆中，朱枫也顺利完成在香港的各项任务准备返回祖国与亲人团聚。她在给丈夫和儿女的信中说：我也常想念你们，只要脑子一有空，无论在船上在车里，或在夜深人静时，都会念念不已……几年来，我彻底体验到“人非木石”这句话的真义。在另一封信中，她兴奋地告诉家人：现在“随时可以走得”了。
正在亲人渴望相会、骨肉团聚之际，为了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中共华东局须找一位合适的人选，去台湾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吴石重新建立联系。由于朱枫前夫的女儿陈志毅与女婿王昌诚均在台湾，具有较好的社会关系和情报工作经验，就决定派朱枫到台湾去执行这项艰险而重大的任务。对这一新的使命，朱枫既毫无思想准备，又倍感组织的信任和责任的重大：要单枪匹马，只身潜入蒋家王朝最后巢穴台湾，联络地下党，联络国民党军界高级将领，获取军事情报，配合解放台湾。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临行前，她十分安详地写信给丈夫朱晓光说：“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信中的兄妹倒置，以及不暴露去何地、任新使命，均是秘密工作的需要。而后，她下了“赴汤蹈火”、“九死一生”的决心踏上了新的征程。她哪里知道，就连当时的决策者潘汉年、张唯一、徐雪寒等同志，也曾反复考虑、犹豫过，这样艰难险恶的任务，让一个年过不惑、历经艰难、身份已有所暴露，已经确定返回大陆，沉浸在与亲人团聚遐想中的朱枫去承担，是否有些过分？但朱枫忠诚、机警、成熟，在台湾又有亲人，各种条件，无出其右，是第一号理想人选，思虑再三，最后才作出这个决定。这更显出朱枫的“毫不犹豫”是何等可贵！
对于如何进行这项新的任务，朱枫有独到的思路，她主张要集中精力，抓住重点，攻克要害，任务愈简单愈好，接触的人也不宜多。国民党方面只与“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一人联系，共产党方面只与台湾省工委书记“老郑”（蔡孝干）一人联系。她的提议被上级组织认为是完全正确的，立即被采纳了。1949年11月27日，朱枫身上只带了分别致吴石和“老郑”的两封介绍信及简单的行装，并将陪嫁的金链和金镯，暗藏在衣服夹层中，便乘轮船从香港抵达台湾基隆，女儿女婿到码头迎接。她的女婿当时是国民党某机要单位的负责人。
第二天，“老郑”就亲自到基隆与她见面，约定了今后的联络方法。几天后，朱枫与吴石也联系上了，以后每周三和周六下午四时，是他们约定的晤面时间。她机智勇敢，克服困难，利用女婿王昌诚任职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之便，寄居王家，掩护身份，出没周旋于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机要场所。于是，一系列被西方报刊称为“具有极大价值”和“极端”的军事情报，诸如“国军”各部队的番号、兵力、部署情况，台湾空军各大队的番号、驻地和飞机种类、架数，各地机场情况等重要军事机密，源源不断地经过朱枫之手，传到香港，送进大陆。这项既危险又难度顶尖的情报任务，在朱枫精心周密、冷静沉着的应对下，竟丝毫不露蛛丝马迹！真是达到情报工作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朱枫在秘密活动中奔波，每天都要从“地狱”门前走过，她把生死置之度外，却又谨慎小心、从容不迫，因而每天她都安然无恙。眼看任务终于圆满完成，“九死一生”可以生还了。此时，她接到上级指示“速回”。她就让女儿买了返香港班轮的船票，只等起程了。在汹涌澎湃的思绪和热切心潮中，她托一位朋友捎一个便条给大陆的亲人，只写了七个字：“凤将于月内返里。”时间是1950年1月14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七个字竟成了朱枫与亲人的最后诀别！
事情的起因，更是谁也不会想到，既不是早与共产党有联系并提供军事情报的国民党中将吴石有所变卦，也不是朱枫经常出没于台湾“国防部”的秘密活动有所破绽；而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可耻的叛徒，导致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全军覆没的惨烈事件。
那是1950年的元旦，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先捕获了中共台湾省工委的负责人之一化名“老吴”的张志忠。这个既无志又不忠的软骨头，经不起考验，把中共在台湾的机构和四个主要负责人统统供了出来，其中主要负责人就是与朱枫单线联系的“老郑”（即蔡孝干）。而后，保密局对全台湾实行戒严，对台北市的户籍进行总清查，终于在1月29日捕获了“老郑”。在敌特的软硬兼施下，一星期后，蔡孝干叛变投敌，出卖组织和同志，甚至还帮助敌人四处捕捉自己的同志，造成400多名中共党员被抓。更令人气愤的是，他竟然亲自打电话，证实朱枫的住处。乃至整个台湾地下党陷入异常危急之中，全岛警车呼啸，白色恐怖弥漫，朱枫处于极其险恶与危急之中。
情势越危急，处境越险恶，朱枫就越沉着。面对突然袭击的山崩地裂，海空进出台湾的通道全被关闭的紧急时刻，她临危不惧，当机立断，借助国民党中将吴石，利用“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地位，由其副官聂曦（中共党员）开了一张特别通行证，乘上一架军用飞机，迅速撤离台北，飞出虎口，直抵当时还没有解放的舟山，躲进沈家门的一家医院佯作治病，伺机乘船返回大陆。其时，受台湾管辖的舟山，戒备森严，通往大陆的航线被严密控制。朱枫要找一条船出海，就难于登天了。
正在此时，党内叛徒“老郑”于2月6日，在台北亲自打电话找朱枫意在诱骗她进入敌人圈套未成。台湾保密局在追查朱枫的下落时，发现为朱枫开具特别通行证的竟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并在吴石家中搜出秘密电台，导致吴石与聂曦、陈宝仓一起被捕。台湾当局欣喜若狂，不仅收买了共产党的台湾地下党首领，而且抓到了被共产党“统战”过去并提供情报的高级将领。于是，他们更千方百计、变本加厉地到舟山去搜捕漏网的“大间谍”女共产党员朱枫了。
在医院里躲过了14天劫难的朱枫终于没能逃出敌人的魔掌。1950年2月18日，朱枫落入敌手。她意识到在劫难逃，被羁押沈家门时，她从皮衣夹缝中取出金链金镯，分四次把有二两多的金首饰吞服，决心以身殉职，但被敌发现后，立即押回台湾，在某总医院把金首饰取出，关进牢房严加审讯。在敌方看来，我地下党的高级领导“老郑”可以用软硬兼施之计使其背叛，对这个出身剥削家庭又与国民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纤纤弱女子，劝其投降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他们制定了“生活上优待，谈话上安慰，接触上温和”，“用感情去征服”的劝降方针。然而，敌人失算了。在充分耐心、竭尽利诱威逼长达数月之后，他们对这样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死不屈，拒绝投降，更闭口不谈自己的组织和同志，比钢铁还要坚硬的“弱女子”，已无计可施，什么都征服不了时，终于不再抱任何幻想。于是，由蒋介石亲自过问，手谕毛人凤亲自办理的这个“大间谍案”，由“特别军事法庭”作出判决，于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30分，将朱枫和吴石中将、陈宝仓中将等4人绑赴台北马场町刑场枪杀。
年仅45岁的朱枫，是带着对祖国忠诚，对亲人惜别的爱心；对叛徒变节和对敌人残暴的痛恨离开这个世界的。她被害的当月，香港一批共产党人秘密集会，追悼朱枫，场面十分感人。1951年7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出具证明，颁发了由陈毅、潘汉年签章的《革命烈士光荣证书》。这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最后一位女烈士。她与旧民主革命英勇牺牲的第一位女烈士秋瑾，同是浙江人，同是富家出身，同经历，同教养，同气质，同“有男子气概”，同血洒刑场而闻名世界。
1983年4月12日，中共中央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根据她在刑场上“身中七枪”，“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催人泪下的事实，评价说：“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1990年6月，在邓颖超同志的关怀下，由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罗青长亲自主持，在北京隆重举行了“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大会”，徐雪寒、史永、沙孟海、陈修良等同志，先后发言和撰文，悼念这位不断追求进步、为伟大祖国和党的事业而献身的英雄女烈士。
1991年7月，中央审定出版了《朱枫烈士纪念文集》，辑入她生前近50位战友和亲人的回忆文章和大量图片，封面由书法大家沙孟海作题。朱枫21岁时曾师从沙孟海学写小楷。她赴台前一个月从香港寄给丈夫朱晓光（又名朱梅）的照片，及背面的亲笔题词，均收在这本纪念文集里。
朱枫烈士的故乡宁波镇海，由当地政府在仅保留下来的“憩园”一角，建立一座“纪念楼”，陈列烈士事迹、照片和遗物。罗青长、张爱萍、薛暮桥、夏征农等一大批老首长挥笔题词，表达对烈士的深切怀念。宁波市妇女联合会编的《宁波女英烈》一书，刊有《为了祖国的统一——记朱枫烈士》的长文。由朱枫烈士的丈夫朱晓光、儿子朱明、朱玫编写的《枫叶飘落在台湾——朱枫烈士传略》，作为浙江省镇海中学德育教材，于1996年10月问世。
2005年10月25日，宁波市镇海区委、区政府在烈士故乡，举行了“纪念朱枫烈士诞辰100周年”活动，宁波二中北京校友会会长何梅英出席了纪念活动，并撰写了《永远的丰碑——镇海女儿朱枫》的纪念文章。
2006年12月6日，香港《亚洲周刊》发表徐宗懋先生的长篇文章，原题为《追寻“匪谍”沧桑，探索国共和解。一个女共产党员在台湾的身后事》，详述他在大陆《老照片》系列书籍中发表《战争后的战争》（即写朱枫与吴石等被枪杀案）后，接到朱枫女儿朱晓枫先后三次来信，提出能否协助寻找她母亲的遗骸。之后通过各种关系，几经周折，终因当年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早已消失，最终仍未找到烈士遗骸。他深有感慨地写道：“到后来，我发觉自己真正追寻的并非朱谌之的遗骸，而是试图回答许多中国人心中都有的疑问，那是所有愿意付出生命让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国人，都曾问过自己的问题……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如今，两岸新一代大多忘却了你死我活的年代，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两岸人民不能再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要成为两岸和平双赢的推动力量。”
今年是朱枫烈士牺牲57周年，诞辰102周年。她为统一祖国英勇献身的伟大精神，如今仍在延伸和不断体现其无可比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