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的24周岁行将结束。一百年前，我的先祖觉民公与此时的我年纪相仿。他只留下一张照片，我得以看到他眉宇间的刚毅木讷，那并不近于“仁”，而是带着某种大悲苦与大坚韧的执拗。正是觉民公这种咬碎了牙关的表情，在我的心里刻下了铁色高崖的印记——林氏有此大木，辛亥永柱长天。
从这张残损的照片中，看不出觉民公年轻的颜色。据说那时的他，是福州同盟会中出了名的美男子。目下正在拍摄的电影《辛亥革命》，以胡歌饰觉民，在英俊气上当有几分神似。然而，觉民公的那番风骨，却是饰演难及的。辛亥年旧历，春天刚刚冒出头来不久，几阵枪响划破了广州午后的寂静。骚乱之后是公堂的怒吼。被俘的觉民公慷慨陈词至激昂处，猛地扯开衣襟，捶胸长叹，其悲愤、其怒目、其壮气、其豪情，连堂上端坐着的刚刚闻风逃窜归来的两广总督张鸣歧也不禁脱口而言：“惜哉。此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中山先生诗云，“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在历史上进步与保守、光明与腐朽的截然对立中，“奇男子”名至实归地落在觉民公的身上。
那究竟是怎样的一场恶战？玉树临风的铮铮铁骨究竟面临怎样的血鏖？是腥雨连天、黄沙蔽空，还是战马嘶鸣、抡刀劈面？我特意查阅了壬子年的《民立报》，当年7月连载的《革党林觉民小史》据说是觉民公最早的成形传记。在尘封已久的图书馆地下室里，我泪眼模糊地读到这样的话：“巷战既久，飞矢洞腰，（觉民）翻然身扑于地，纵声一呼，忍痛跃起，复杀多人，又被数创，鲜血暴注，遍体淋漓，力竭始见擒。”好一个“力竭始见擒”。在觉民公《秉父》和《与妻书》两封遗书写罢的三天后，如血的残阳挂在天边，羊城东辕门外的巷战里，革命党中了埋伏，短暂而激烈的枪声后，起义以失败收场。几番磨枪，沙场未酣；凌云壮志，折戟断旗。历史的偶然，往往将书生柔弱的铁肩担当抛入激流与漩涡之中，用近乎嘲弄的方式轻易涂写一个人的命运。孙中山先生在《黄花岗烈士事略》中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变色……不半载而武昌大革命以成。”
是役之前的香港，江畔的小楼里灯火彻夜通明。觉民公在一方手帕上写下这样的话：“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泪珠与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其后尚有“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的追怀；尚有“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的含恨。诗人情种，将七尺身躯立于大悲哀与大风浪中，其情其景，哪里是后来者轻描淡写、看人挑担般的区区之心可以领会。“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24岁的年华丢下了怀胎的妻子，在那场运筹不足的战役后匆匆赶赴生命的雄浑结尾。而这方手帕是在广州起义数日，林家避难乡间之后的一个凌晨，被不知名的同情者悄悄塞进了陈意映寓居处所的门缝里。
“少年不望万户侯”，清光绪二十五年，福州府童生试的考场上，一位自号“天外生”的十三岁少年郎，在试卷上写下了这七个字后扬长而去。正是这位少年后来在宣扬维新思想的全闽大学堂里，指点江山，斥责列强；在南后街的坊巷里纵论大势，演说革命；甚至在自己家里办起了一所女子学校，动员庞大的三山七房林氏家族姑嫂们废了缠足。二十岁那年，他东渡日本习哲学；除日文之外，并通英、德双语。在那个“海归”传播宪政思想的年代，他比鲁迅小六岁，比郭沫若大五岁，著有政论《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小说《莫那国之犯人》，还译了一部《六国宪法论》。本当在国际学界呼唤风云，至少也留下诗稿盈卷的现代知识分子，却选择了在两广总督的衙门里痛斥封建，呼吁共和而从容饮弹的结局。觉民公不擅粤语，据说那场迸发生命最后激情的公堂演讲，是用英文完成的。
不知是生活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幸运，被捕那天，觉民公身着一袭白色的中山装。可以想见，经过下午五点那辛亥年政变前奏的混乱一战，白色中山装定然已是血迹斑斑、多处破损；可这依然遮掩不住我对白袍儒侠剑胆琴心的幻想。身兼壮士与文人的角色，负剑与书，行志与情，手持折扇而扇中藏刀，振臂一呼而天下为公，在苍茫的清末民初，这样的侠客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百年风云激荡，历史又转入了新的世纪。读我先祖之文，想我先祖之为人，小子尤甚惶悚愧姓林。
滚滚红尘中，祭奠觉民公的人里，多半是出于写尽了柔肠与相思的“意映卿卿如晤”，唱不尽的是绵绵儿女雎鸠深情，而缺失的却是热爱祖国争取民主自由的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