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皖南事变70周年。遵循胡锦涛同志“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指示，我们决定编著《茂林悲歌——皖南事变全景扫描》一书，以期达到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几十年来，围绕皖南事变出版了许多著作和论文集，随着历史档案解密,更是不断有新作出现。在已有大量史书的情况下，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为什么还要编著出版这部新作呢？
一是皖南事变发生在安徽，安徽是新四军的集结地、东进北上的出发地、战斗地、根据地，也是军部所在地，安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有责任就事变问题发表一些研究成果和见解。从2008年8月起，我们专门成立了研究和撰写小组，带着历史责任感重新思考这一事变。
二是因为过去的出版物主要是在史学界和老战士们之间发行、传播，对社会，尤其是对广大青少年影响较小。而我们的后代需要了解这段真实的历史悲剧。因此出版《悲歌》一书，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在原有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和普及，以满足更多读者，尤其是青少年了解这段历史，并从历史教训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三是因为过去资料限制，加之不同史学者从不同角度加以概括和整理，重点也有所不同，对事变的前因、过程和后果，有的叙述不全、不细，甚至有所偏颇。这次我们全景式、系统地加以梳理，希望给读者以真实的历史全貌，达到存史之目的。
四是有的史书、专著，有些过多地追究个人历史责任，对当时极为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和体制缺失论述较少。我们这次更多地注意从历史框架、历史背景去分析事变。“事变”中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大多已牺牲或遇难，他们是为革命而捐躯的,是值得永远崇敬和怀念的烈士,细究他们个人责任未免显得过于苛求,也没有多大必要，而且事后的许多假设也显得“苍白”。导致这一事变的根本原因就是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
五是皖南事变的根本实质，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利用其执政党的地位，挥舞政令、军令大棒，秘密调集8万重兵，于1941年1月，在安徽泾县茂林以东山区，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进行大举围攻，残杀抗日有功将士，造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次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对迅猛发展的新四军十分痛恨，由仇视、限制发展到阴谋加以消灭造成的。这是反共顽固派在1939年冬在华北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反共重点由华北转到华中的体现，形成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但是，从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来审视，它又属于“兄弟阋于墙”，骨肉相残，所以周恩来用“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以告天下。这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但事变中及事变后，有许多感人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人格、情操、精神的升华，是时代的强音，向读者介绍这些事迹，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有正面意义的。
六是由于受到一些作品先入为主的影响，有的人认为新四军是“游而不击”，主要是反磨擦，甚至认为“事变”是由于新四军不服从国民党军令、政令，是“肃纪”而发生的。本书用大量事实说明新四军是抗日的先锋，她是为抗日而组建，为抗日而战斗，为抗日而铸就了铁军精神。在皖南事变前和事变后，都为抗日作过许多牺牲。反磨擦是有的，那也是被迫进行的。需要特别指出的，在当时的背景下，反磨擦是为了更好的抗日。
《茂林悲歌》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中的老战士老前辈们，一方面支持我们的设想，一方面也为我们担心，因为皖南事变的论著已经不少，争论很多，你们这些后来人能够梳理好，还历史本来面貌吗？！
参与本书的编著者，较多的是凭情感和责任而参与的，他们没有原来的任何框框，从零起步，虚心学习。从2008年春天开始，《茂林悲歌》写作组沿上海、南京、北京、盐城、上饶、云岭等线路进行了采访，在北京、南京、哈尔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所和合肥搜集了几百万字的资料。2009年9月30日，印刷厂送来了二校稿。八天休闲的时间，我读完了这部洋洋近60万字的厚书。厚重是客观的，可否成为值得一读、值得收藏的好书，要等读者的评说。我是一口气读完了她，尚觉得可圈可点，事实脉络清楚，过程叙述感人，从中可以看到作者们耗费了大量心血，终算完成了一个心愿了。
所以用《悲歌》一名，因为这悲壮之歌发生在茂林，还用了“全景扫描”作为副题，以示反映皖南事变的前因、过程、后果，还特意附录重要文献和资料，便于读者查找。同时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的青年读者来关注70年前的这件兄弟相残的历史悲剧，从而更加珍惜今天，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中，为和平发展、建设和谐社会贡献青春。
在编著此书过程中，我们首先向担任本书顾问的许多新四军老战士请教，和他们一起讨论、研究、切磋，共同确定了本书的立意、主旨、指导思想、框架设计、写作纲目、资料取舍等基本原则。在编著过程中，我们编写组经常在一起商讨、推敲，攻克疑难问题。初步成稿后，大家齐心协力，通读通审。尤其是庞振月、王传厚、欧阳发同志积极开动脑筋，尽心尽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唐锡强同志是这方面研究的专家；陈加胜同志是公安战士，工作繁忙，他曾用十多年业余时间专门研究过新四军军史。他们二人参加到这个编写组来，起到了很显著的作用。编写组的具体分工是：庞振月撰写导言、第一章、第二章，全书各章的“提示语”，并负责全书统稿、审稿。唐锡强撰写第三章、第四章。陈加胜撰写第五章、第六章。欧阳发撰写第七、八、九、十章。
我和王传厚、陈复东、李士杰、吴道荣等同志对本书分别进行了审读。皖南事变研究历来是个重大课题，颇有难度，加之我们水平有限，时间上想赶在“事变”70周年前出版，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热忱希望有关专家学者和广大健在的新四军老战士及读者批评指正。
在《悲歌》完稿时，我们对有关方面和同志要表示深深的谢意。一谢作者的辛苦。作者在寒冬和酷暑中完成了此稿。二谢许多老领导、老战士的支持和指点，给了我们以信心和力量。三谢许多老战士和党史工作者的出版作品，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史料和启迪。我们在上海、南京、北京、合肥采访时，许多高龄老同志热情接谈，有的专家学者还带着不少著作，边谈边翻书给我们看，有的有不同意见的作者也诚恳如约交换意见。四谢一些实际支持我们的同志，他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我们排忧解难。最后要专致谢意的是，一直关心支持我们研究会的省委副书记王明方同志，在繁冗工作中为本书作序，给本书增光添彩。
在编著本书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的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皖南事变研究的新著述。例如杨明著《皖南星火》，陈枫著《皖南事变本末》，李良志著《烽火江南话奇冤》，刘喜发、李亮著《皖南事变史论》，曹雁行著《皖南事变始末》，王秀鑫著《皖南事变及其教训》，以及大量的新四军老战士回忆录等。特别是近几年来出版的《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新四军战史》，《项英传》等著作，对我们编著本书有很大的指导和借鉴作用。同时，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江西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委员会、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纪念馆等单位，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使我们获益很大。江苏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上海新四军研究会和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给了我们大力支持。江苏、上海市的几位学者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有的同志还在在百忙中分别抽时间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阅和校改。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纪念馆甘桐文、吉林省石化院研究员孙李立等同志为本书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在此，专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