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赌博已经不再只是成人的事。很可怕，少儿的“模拟赌博”开始试水。报载：河北唐山出现了缩小的酷似“玩具人民币”，面值从一角到百元不等，街头孩子们用它来“玩赌博”。至于在许多“游戏房”里、“老虎机”前，不少孩子拿吃早点的钱去赌，以一元、五角参与进来，发展到偷家里钱、变卖偷来的东西去赌博或还赌债之事，更常见于报端。
麻将是个什么东西？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赌具。不光赌场的麻将台上来去上千上万，就是“大众化”的棋牌室里，乃至路边，也常有数十上百的“小来来”。有位退休工人每月养老金一千多元，月月输在麻将上，生活全靠儿女孝敬。小辈怨声载道，可她说：“不让我打麻将就是要我死!”麻将赌博，农村亦盛，安徽某村有个4岁的孩子，总把“中”字念成“红中”。因为，孩子的父母喜欢打麻将，孩子围着麻将桌长大，其他的字不认识，麻将牌上的字却全认识了!四龄童“文化”由此起步，后果岂不令人忧哉？
更为严重的是，某些党政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也赌，而且把赌博与收受贿赂结合起来，在赌场里赌桌上“办事”。广东惠州原公安局长吴华立，一场“官赌”的赌资竟达８万多元，当然不是自己腰包里的钱。更有贪官污吏跑到境外去用公款豪赌：湖北省驻港办前主任金鉴培，两年在赌场输掉1.4亿元港币。郴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挪用公款1.2亿元，通过地下钱庄兑换成港币到澳门赌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厦门远华走私大案主犯之一、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还飞到澳门赌博。延边交通处长蔡豪文一年中到境外赌博27次，将300多万元公款挥霍一空。一些政府代表团到美国考察，“赌城”拉斯维加斯是一个“必须”的考察项目。“中国人好赌”，竟然成为某些境外人士的“共识”。我国媒体在2005年就报道：在陆上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中，曾有6个国家共开设了160多个赌场。从东北边疆到西南边陲，形成一张包围中国的赌博网。赌博网的投资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人，主要赌客是中国人，组织赌博的也是中国人，人民币是赌场里的硬通货。中国每年有近600亿元资金流向国外、香港及澳门地区的赌场和赛马场!
从玩骰子、玩牌、斗鸡开始，赌博的内容与形式都在“与时俱进”，世上有了足球，就赌球；有了赛狗，就赌狗；有了赛马，便赌马；有了赛车，则赌车；有了游戏机，就变成“老虎机”；股票与金融证券市场走势也能赌。有了网络，更出现了虚拟赌场，通过互联网上的管理程序进行，不受地域、时间、场所的限制，可以跨地区、跨国度赌博。打开电脑，可以进入“怎么选择网上赌场”网页，有“新手指南”，有网上赌博软件出售。随着现代化，赌博竟然也“科学化”了!
其实在我国，赌博行为自古一直被视作社会大害。但现在的赌风怎么也不能用“风起于青萍之末”或“吹皱一池春水”来形容了。追查原因，当然可以从国内外、大环境、小环境来分析，但切莫忘却这些年来人们心理、社会文化的变化。“我把青春赌明天”这一歌词曾极其广泛地流传于青少年，乃至手持麦克风、面对“卡拉OK”的党政官员。当然不能说都是一句歌词惹的祸，但对这些年来在某种文化的熏陶下，一些人心中日渐长大的“赌性”不能无视。在赌性的驱使下，一些本来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赌博”内涵的彩票进一步异化，在相当一些彩民心中，“中大奖、撞大运”才是梦寐以求的。而某些报纸、电视对开奖、中彩大加宣传，中奖的被说成“吉星高照”。时下还有专门为彩民办的报纸，一些所谓“学者”剖解什么“彩经”、写文章津津有味地介绍“选号高招”，使一些人把改变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中大奖”上。如此嘈嘈切切，不是鼓励人们勤勤恳恳地从事生产性工作和经营，通过诚实劳动富起来，而是引得一些人天天买彩票，指望一夜暴富。更为严重的是，我们许多电视节目，都大搞与“赌一把”差不多的“短信游戏”，就是坐上公交车，也不时能受到“发得越多，机会越多”，“千元大奖等着你哦”的引诱。官办媒体的这种渲染，无疑是把博彩心态、赌徒心理上升成了一种“赌博文化”。
笔者不敢说彩票和短信游戏不能搞，但绝对敢说：不能用“赌博文化”和它形成的氛围，把人们的心思引导到“赌明天”上去。据说，现在一些地方，“地下六合彩”十分盛行，其所到之处几乎都发生为买彩而家破人亡的悲剧。
笔者呼吁：应反省这些年来发行彩票方面采取的做法和一些不健康的宣传，反省电视媒体与国家电信部门组织“短信游戏”的指导思想，不能忽视彩票固有的赌博性和“短信游戏”的负面影响，要尽最大的努力防止、遏制由彩票与短信游戏在社会上引发的博彩、投机心理的畸形发展和极端扭曲。官方媒体与福利机构必须把宣传重点和力度放在为民谋利的慈善事业和文化体育事业上，决不能利用一部分人“富贵险中求，不博不精彩”的博彩心态、赌徒心理去实现敛财的目的! 对“地下六合彩”之类的非法聚赌，必须坚决依法打击。
当然，对挪用公款的“官赌”，更要严惩不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