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恩来同志对红军青年工作的关怀

1932年秋天，作为红军共青团组织的代表，我到瑞金去参加中央苏区共青团代表会议。在来开会之前，我听说周恩来同志从上海来到苏区，担任了中央局的领导工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总党代表，但没有想到，这位久已闻名的首长，却在这个会上碰到了。我正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共青团中央负责同志，把我拉到周副主席跟前介绍道：“这是萧华同志。”周副主席紧紧拉着我的手，风趣而亲切地说：“萧华，也是小华，年纪很轻嘛！”又拉我坐在他的身边鼓励道：“年轻好嘛，青年工作就是要由你们年轻人做。”
　　此后，周恩来同志又担任了红军总政治委员。我作为总政治部青年部长，在周政委身边工作，接触的机会更多了。
　　有一次，我们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请周政委作形势报告，他爽快地答应了。报告的主题是：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是红军青年工作的主要任务。他讲：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缺衣、缺粮、缺油、缺盐、缺医药，造成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困难，也对我们部队的战斗力造成了很大威胁。这个困难除了要靠打胜仗、打破敌人的封锁外，主要靠根据地人民增加生产来改善供给情况。特别要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我们红军指战员绝大多数是青年，做好了青年工作，部队的政治工作就做好了一大半。他号召我们要根据青年的特点去开展工作，丰富和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会后，我们根据报告精神，在全军青年中开展了“四不、五要、三努力”的比赛活动，动员青年自觉地做到：不抽烟、不喝酒、不怕苦、不掉队；要团结友爱，要遵守纪律，要讲究卫生，要搞好军民关系，要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努力提高军事本领，努力提高文化水平。尤其是文体活动，由于周政委的热情支持，成为红军中青年团政治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尽管是艰苦的岁月，但在红军中却经常举行官兵欢聚一堂的青年晚会和运动会。它生动地体现了周政委等中央领导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和爱护，充分地调动了青年们战胜困难、征服险阻的革命积极性。红军之所以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和饱满的战斗热情，除了有明确的为工农而战的崇高目的外，这种适合青年特点的政治活动，是鼓舞和保证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榜样就是巨大的政治工作
　　1933年初，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中央红军中的深刻影响，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庆祝胜利，进一步鼓舞部队的战斗情绪，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政委讲了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以后的形势，表彰了一些青年英雄模范。当他刚讲到要提高警惕，不要因为胜利而麻痹的时候，突然有六架敌机出现在我们驻地上空。敌机飞得很低，一直在我们头顶盘旋，寻找轰炸目标。我们正想跑出会场，敌机已经俯冲下来。我当时才18岁，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于是就往外跑，刚冲到门口，周政委盯着当空坠下的炸弹，猛一把把我拉进门坎内，大喊一声“卧倒！”随即将我按倒在他的身边，用身躯掩护着我。好几颗炸弹在门口几步远的地方爆炸，弹片掠身而过，掀起和震落的尘土铺头盖脸地落了下来，厚厚地盖了我们一身……敌机“呜呜”地叫着飞走了，我们爬起身一看，只见周政委拍打着身上的尘土，用手帕揩了揩脸，凝视着准备继续开会的同志们，诙谐地说：“蒋介石知道我们在这里开会，派飞机给我们放炮庆祝。”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后来，我曾以《周恩来政委和我们在一起》为题，写诗记之：蒋机咽咽哭亡魂，投地烽烟黑半空。军中青年会正酣，远略妙韬讲更浓。临险泰然周政委，扬眉一笑凌苍穹。轻拂弹尘重开讲，挥手潇洒满天红。
　　周政委这种爱护青年、舍己为人的精神是一贯的，每逢历史的重要关头，每逢环境险恶的危难时刻，他的这种品格就像明珠一样闪射出分外夺目的光彩。在漫漫的长征路上，他身患严重的肝脓疡，没有药，医护人员打算去部队要一点，被他阻止了。他说：“部队比我们更需要药品。”过草地翻雪山的时候，他多次把马让给负伤的小战士，自己艰难步行。凡是看到他拄着棍子艰难步行的干部战士，感动之际，心里就升腾起一把火，无形中陡增了前进的勇气。
　　在文化大革命深重的政治磨难之中，周总理仍然砥柱中流，保护了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年轻的新一代。我自己，也正是在他的保护下而幸存的一个。他面对一阵阵扑来的恶浊的黑浪，仗义执言，多次为我说话：“萧华同志从小参军，我是亲眼看着他在红军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没有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他怎么能从长征中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呢？党怎么能信任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呢？这样的同志，怎么能说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呢？！”……
　　要永远高举战斗的红旗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进一步激发青少年参军参战的革命热情，发挥青年在革命战争中的突击作用，在周政委的提示下，总政治部青年部向团中央提出成立“少共国际师”的建议。团中央非常重视这个建议，作出了《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当时，我正在前线。有一天，突然接到电话，说是周政委叫我迅速赶回总部。我很快赶回，去找到周政委。他亲切地说：“经过军委研究，决定你去‘少共国际师’担任政治委员。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当时我很年轻，虽然在红四军特务营和部队的团里当过一段政委，在青年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但还缺乏独立带兵打仗的经验，现在要领导一万多人的“少共国际师”，担子的确太重了。我把自己的顾虑向周政委汇报了，他听后爽朗地笑着说：“正因为你年轻，才叫你去嘛。年轻干部带年轻的兵，这样部队更有朝气。只要认真地学习，经过斗争的磨练，就会逐步走向成熟。”听着周政委既是鼓励，又是催促，更是希望的和蔼可亲的教导，我心头发热，浑身是劲，表示坚决同意。事后我才知道，我担任“少共国际师”政委就是周政委提名的。
　　1933年的9月3日国际青年节的那天，“少共国际师”聚集在宁都县跑马坊召开了誓师大会。会后开赴前线，立即配合三军团、五军团，在东方战线投入抗击敌人五次“围剿”的战斗。在闽北的拿口，“少共国际师”打了第一仗，歼灭敌人三百多，缴获不少枪支弹药，接着又打了几个胜仗。朱总司令、周政委和政治部杨尚昆主任，特地打来电报表扬我们。经过频繁而残酷的战斗，特别是长征初期艰苦斗争的磨练，我们这支年轻的部队，在革命烈火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遵义会议之后不久，周副主席告诉我：“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伤亡很大，长征开始时我们将近十万人，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到遵义只剩下三万了。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为了红军的北上抗日，军委决定对全军进行整编，并决定‘少共国际师’和一军团主力合编。这是王明路线破产后我们红军队伍根据目前形势所进行的新的组合。希望你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保证整编的顺利完成。”从此，“少共国际师”结束了她的光荣的战斗历程。
　　用传统精神教育好革命后代
　　1950年我调总政治部工作，从那时起，像当年在中央根据地一样，又能经常见到周副主席了，能经常听到他的亲切教导，我感到十分欣慰和幸福。这时，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还时时刻刻关心着革命的下一代。见面后，周总理和邓大姐经常问我的几个孩子，见到我爱人王新兰同志也问：“你们的雨、云、霜、露、霞学习怎样，调皮不调皮？要教育好孩子，这是我们的责任。”有时，总理听到某个高级干部的孩子搞特殊化，群众有意见，就严肃地提醒我们，不要放松对子女的管教，不能使他们特殊化，脱离群众。周总理不仅关心干部子女，更关心全国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他常讲：要教育好革命下一代，要向他们讲传统，讲红军艰苦奋斗的生活，讲爬雪山、过草地，讲延安精神，要他们继承和发扬先辈的这种精神，特别是部队，不能把老传统丢掉，要教育好青年指战员。
　　1964年，我写了《长征组歌》的歌词，用以纪念长征30周年，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歌颂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歌颂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就是这个还不成熟的作品，却得到周总理的热情关怀和支持。当北京军区歌舞团排练这个节目时，周总理从创作、排练到演出，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并多次亲临排演场，一曲一曲地指挥排练。他要求文艺战士，要以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排好《长征组歌》。组歌的十段歌曲，他都会唱。
　　在周总理热情关怀和亲自指导下创作的《长征组歌》，受到了毛主席和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情支持和鼓励。可是，这个节目却遭到“四人帮”的极端仇视。1975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重新审查了《长征组歌》，并指示我作了一些修改。当《长征组歌》为纪念长征40周年再次演出后，“四人帮”诬蔑《长征组歌》是“毒草”，演出组歌是“复旧”、“翻案”，“是为老帅们招魂”。他们采取卑鄙手段，对观看《长征组歌》的老干部和部队文艺工作者进行登记，阴谋加以陷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重病期间，想再听一听修改后的《长征组歌》，“四人帮”却制造种种障碍，不让送给周总理。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我的心悲愤欲裂。听到总理病势沉重，我几次打报告要到医院去看望周总理，也受到他们阻挠。我万万没有想到，1975年国庆宴会上的一面，竟成为我同敬爱的周总理的永诀。我的心为周总理而哀伤，我的泪为周总理而横流……
　　“一身换得百花开，赤血丹心映日来。”如今，周恩来同志生时呕心沥血绘制的四化宏图，已在神州大地上全面展开，举国上下呈现出万马齐奋进、举行新长征的大好局面。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几年了，但我却觉得他仍然像巍巍的高山一样屹立在祖国的大地上，率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摘自《怀念周恩来》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