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营救叶挺出狱始末

皖南事变的枪声未停，为保全新四军将士能继续北移，新四军军长叶挺，奉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之命，怀着悲壮的心情，迈着沉重的脚步，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撤围让路之事，竟被国民党无理扣押，继而竟是长达五年多的监禁。在这五年多时间内，周恩来奔走呼号，调动各种力量，想方设法，为营救叶挺出狱作了不懈的努力。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为摆脱政治上极为被动的局面，急于召开二届一次参政会，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周恩来把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交给国民党方面，其中有一条就是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军长。周恩来提出把释放叶挺，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参政会的一个条件。国民党方面不接受十二条，中共代表也就没有出席参政会。
　　1941年3月14日，周恩来应邀同蒋介石谈话。周恩来要求面见叶挺，蒋介石当然不敢让周恩来接触叶挺。
　　1941年11月，二届二次参政会又要召开了。11月12日，蒋介石跟周恩来说，希望中共代表能出席。周恩来提出释放叶挺的问题。蒋介石说：“过些时候可以给叶挺自由，但现在不能放。”国民党方面一再要求中共代表出席参政会，张群、王世杰对周恩来说：只要中共代表出席参政会，会后他们负责努力设法释放叶挺。于是周恩来派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了二届二次参政会。到了12月上旬，周恩来会见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刘为章追问释放叶挺事，贺耀祖敷衍说，我们查明后办。实际上是蒋介石拖着不放。
　　1942年初，叶挺从桂林被押到重庆，他最想见到的人就是周恩来和郭沫若，虽知周、郭就近在咫尺，却因蒋介石的封锁难以相见，叶挺便写了封给“宁哥”转郭沫若的信，信中说：“恳请两兄无论如何须设法来见一次，因弟一切后事均须拜托两兄也。”叶挺把周恩来、郭沫若当作可以托付后事的知交。叶挺还在押解途中如厕时写了一封给阳翰笙的信，压了5元钱要好心人把信寄出。阳翰笙接信后，得知叶挺已被押来重庆，便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这时党和周恩来也正在打听叶挺的下落，关注着他的吉凶安危。周恩来看信后说：“好！我们正在设法找他呢！顽固派玩弄阴谋诡计，说他生活很好，很自由，全是鬼话！有了这封信，我就可以去找蒋介石。”周恩来先去找陈诚谈释放叶挺的事。陈诚说，可以联合几个前方将领来保叶挺出来，但要叶挺写个悔过书，给老蒋一个面子。叶挺是抗日功臣，何过之有？怎么能写悔过书？周恩来坚决反对这样做，说叶挺也是决不会写的。
　　周恩来于1942年5月28日电嘱避居澳门的廖梦醒等，要他们陪同叶挺夫人李秀文来重庆探监。李秀文带着子女叶扬眉一行于8月3日来到重庆，要求探望叶挺，遭拒绝。8月14日，周恩来为此会见蒋介石并提出，叶挺夫人李秀文已来重庆，要求探望叶挺。蒋试图以亲情软化叶挺，便允许李秀文探监。于是李秀文便成了叶挺与郭沫若之间的信使。中共中央也一直在关注着叶挺的自由问题。毛泽东在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要在重庆的周恩来找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交涉释放叶挺的事。
　　1943年初，叶挺从重庆被押到湖北恩施。周恩来通过陈诚，让叶挺到桂林把妻子李秀文和女儿扬眉接来同住。周恩来又委托《新华日报》记者陆诒拿着他的亲笔信，去恩施找陈诚，然后去采访叶挺。6月，陆诒带着《新华日报》合订本和《群众》杂志造访了叶挺，向他介绍了当前国内的抗日形势，同时向叶挺转达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对他的关切和问候，告诉他，国共两党的谈判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每次谈判中，都提到恢复你的自由问题，希望你耐心等待，善自保重。叶挺见到周恩来派来看他的人，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相信共产党一定会胜利，他也决不会动摇。
　　当得知叶挺的岳母带着叶挺的6个孩子，逃难到了桂林，周恩来便通过陈诚，向蒋介石疏通，让叶挺夫妇到桂林与家人团聚。于是叶挺于1943年8月又从恩施被押到了桂林。周恩来布置地下党暗中保护叶挺，并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当得知“绿林好汉，想要把叶挺劫往兴安山里”的传说后，他便口头指示桂林地下党：蒋介石不敢公开杀害叶挺，叶挺不应跟人出去，如果走了，将会给蒋介石以口实，反而会把事情弄糟。桂林地下党派人在李济深的办公厅会见了叶挺，当面转告了周恩来的嘱咐。叶挺听了激动万分，由衷感谢党和周恩来的真诚关爱，表示决不会随便跟什么人走的。
　　1944年初，叶挺又被押送到湖北恩施。这时正在延安的周恩来仍牵挂着叶挺。2月4日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讯问叶挺的下落。9日，董必武回电告知：“叶挺被押在恩施，已予汇款。”同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时，称赞叶挺“在皖南事变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而且迄今还未向国民党低头”。
    1944年11月，日军占领桂林前，叶挺夫人李秀文携子离桂林由梧州逃往罗定，遭匪劫。周恩来得知消息，即致电林平：请电连贯（中共广东区委委员）派人速往救济，妥为安置。连贯给困境中的李秀文一家，送去了一笔现金。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挺带着3个孩子又被从恩施押到重庆。当9月16日船到重庆朝天门码头一旅店暂歇时，一清早，叶挺便要3个小孩逃出去到曾家岩50号找周恩来。当3个小孩找到曾家岩50号时，刚巧周恩来外出办事去了。中午周恩来从外面回来后，便马上带着扬眉等驱车赶往码头旅店，可惜叶挺已被国民党转移走了。为此，周恩来还责怪工作人员没有把这事及时告诉他，如果当时就去找叶挺，就有可能把叶挺救出来了。周恩来随即把叶挺的3个孩子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中秋节那天，他安排正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和3个孩子见面。并要已是中学生的叶正明写了一篇《我的爸爸叶挺将军》的文章，文中写道：“父亲呀！我们不知道几时才能再见？还有，桂林失陷后，带着一家老小，辗转流离的妈妈，许久没有得到她的来信了，不知他们怎么样了？”周恩来看了文章，认为不错，后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了。为保证安全，11月中旬周恩来让叶挺的3个孩子以叶剑英子女的名义，搭美军飞机送往延安了。
     在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谈判中，共产党方面提出要求国民党政府无条件释放包括叶挺在内的全部政治犯。在《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中也明确要求释放政治犯。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周恩来在会上呼吁尽快释放叶挺，并指示《新华日报》发表《迅速释放政治犯》的社论，明确提出：“我们希望政府首先把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费巩教授、叶挺将军、廖承志同志等释放出来。”
   蒋介石口头上也答应释放政治犯，但就是拖着迟迟不释放叶挺。原来他是想以叶挺来换回马法五。这马法五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在1945年10月的邯郸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了。1946年2月的《民主报》刊登了一篇讽刺文章，标题就是《叶挺和马法五》。文章开头说：“报载，叶挺是要释放的，但要和马法五交换。”作者说：“政治犯要是只有叶挺一个，无话可说，爱怎么交换就怎么交换吧，可是，政治犯竟要用万计数，怎么个交换法呢？莫非得先送些投降将军去让某个党派‘捕捉’，以便有交换对象吗？”于是作者得出结论说：正因为没有那么多交换对象，“所以政治‘犯’还是政治‘犯’。所谓释放，也只是响着的楼梯”。尽管叶挺是被无理扣押的政治犯，理应无条件释放；马法五是战俘，不能与叶挺相提并论，但中共中央为使长期被囚禁的叶挺能够早日恢复自由，参加革命工作，还是作出了让步，同意交换。1946年3月4日，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将马法五交给了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国民党方面由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陪同叶挺，回到了中共代表团住地曾家岩50号。
　　周恩来知道叶挺要恢复自由了，为了能让叶挺一出狱就能见到最心爱的女儿扬眉，便事先把扬眉从延安带到了重庆，并致电南方局转广东方面：从速安排叶挺夫人李秀文来重庆与叶挺团聚。
　　叶挺回到党的怀抱后非常激动地说：“周公总是那样的关心人，了解人，帮助人。我能够出狱，入党，能够在监狱里坚持斗争，与他的帮助和鼓励是分不开的。他为革命同志简直奋不顾身啊！”这是叶挺的肺腑之言，是对周恩来人品的朴实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