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新四军的部队生活》拍摄前后

抗日战争期间，北方的八路军曾经拍摄了一系列的纪录片，如《南泥湾》、《延安与八路军》等，我们今天能见到的许多珍贵历史镜头，正是得益于当时所拍摄的这些纪录片。而在南方敌后抗战的新四军，也曾拍摄过一部纪录片，这就是淮北地区的第四师拍摄的唯一一部纪录片《新四军的部队生活》。

新四军第四师想要拍摄一部影片，最初还是受了八路军的启发。1942年春天，新四军四师部分指战员在参加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观看了延安电影团拍摄的有关八路军部队生活的纪录片，深受鼓舞，也激起拍一部纪录片的愿望。为了搞好影片的拍摄工作，时任四师师长的彭雪枫想到了一个人——曾在上海新华影业公司担任摄影师的薛伯青。

抗日前线　结下情谊

薛伯青是江苏武进人，早年就参与过一些进步影片的拍摄，特别是1936年冬，由于拍摄新闻纪录片《百灵庙大捷》而在业界声名鹊起，他所带领的摄影队也被誉为“敢死摄影队”。

抗战开始，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取得了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薛伯青也心情振奋，立即与新华影业公司另一位摄影师吴永刚，组成一个四人摄影队，出发去前线，准备拍几部报道八路军英勇抗战的新闻纪录片。

几经周折，摄影队到达太原，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他们见到了办事处处长彭雪枫。这是薛伯青第一次看到八路军将领。彭雪枫温文儒雅，既有跃马挥师将军的威严，又有精明睿智的学者风度，尤其是他对全国抗战形势的深刻分析，让薛伯青听后倍加敬佩。初次见面，彭雪枫就给薛伯青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当时战况已很紧急，日寇大举进犯，太原即将失守。彭雪枫对摄影队说:“现在到前线去，沿途很不安全，你们都是摄影师，万一发生意外，我们照顾不到，还是不要去吧！”对于彭雪枫的关心，薛伯青深表感谢。但既然已来到了山西，不能白跑一趟。即使不能到忻口前线，哪怕是就近拍一些太原守城的镜头也是好的。彭雪枫说：“这样也好，《大公报》记者孟秋江先生正在太原采访，你们一起抓紧时间工作吧，我将尽力帮助。”他将自己的小汽车借给他们使用，使得摄影队能够有机会，拍摄下了太原陷落前的最后时刻。

在太原失陷前的一天深夜，彭雪枫派人将薛伯青等护送出城。同时为助薛伯青实现拍摄纪录片的愿望，又把他们介绍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要他们到那里寻找机会再去前线。摄影队到达西安，见到了林伯渠、博古、邓颖超同志。林伯渠让办事处的任泊生帮助他们联系去前方拍摄事宜。任泊生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的夫人陈波儿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薛伯青在上海的时候，就认识陈波儿。这次见到任泊生，两人很快就结下了友谊。

此后，薛伯青回到上海，彭雪枫和任泊生却先后来到了新四军，巧合的是，两人同在第四师，彭雪枫担任四师的师长，任泊生为四师联络部部长。任泊生经常往来于上海和根据地之间，与薛伯青的关系日益紧密。在任泊生的引导和帮助下，薛伯青为新四军办了很多事，但让他感到遗憾的是没能再见彭雪枫一面。

三赴淮北　秘密拍摄

1942年夏，当新四军第四师决定自己拍摄一部影片时，任泊生来到上海找薛伯青商量拍摄事宜。尽管帮助新四军是要担很大风险的，薛伯青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只是暂时脱不开身，于是他建议任泊生自己先拍些素材。薛伯青亲自教任泊生关于摄影理论及摄影机的使用方法，同时还设法找人去柯达公司购买一套l6毫米的摄影机和电影胶片。后来任泊生就用这台摄影机，把四师的部队生活记录下来，包括生活、整训、文工团演出等，并拍摄下了1943年l2月2日彭雪枫师长祝贺《拂晓报》出刊500号的讲话，1944年3月13日彭雪枫师长在文化训练队开办五个月的总结报告等，更值得一提的是，任泊生还拍摄下新四军解放张楼敌军据点的战斗场面。

1945年1月，薛伯青接到任泊生的通知，要他携带摄影机，速到淮北，拍摄纪录片。这已是薛伯青很久以来的愿望了，能够把新四军在敌后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业绩，如实记录下来，报道出去，将为中外所鲜见。机会难得，他心里充满激情，立即从上海动身。

一路上，他想，这次又可以见到彭雪枫将军了。谁知到了新四军四师司令部，才知道彭雪枫师长已在中原前线壮烈殉国! 任泊生要他来淮北，是拍摄追悼会的。一声晴天霹雳，他简直不敢相信，两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他怀着对彭雪枫师长的崇敬，沉痛地举起摄影机，开始了此行的拍摄。

2月7日，彭雪枫师长的追悼会在洪泽湖畔的半城举行。台上，张爱萍致悼词时悲情难抑，声泪俱下，为我党我军痛失一位优秀的干部和自己的好战友而惋惜不已；台下，会场上的几千名新四军指战员则低头默哀，为痛失一位可敬的好师长而泣不成声。目睹这种悲壮感人的场面，薛伯青拿着摄影机的双手禁不住有些颤抖，但他克制着自己，饱含热泪，尽了最大的努力，拍完了追悼会的全部镜头。追悼会后，薛伯青又去青阳、北双沟等地拍摄了新四军在敌后战斗和生活的实况，以及威名远扬的新四军骑兵团的新闻纪录片。

1945年5月，薛伯青又从上海秘密来到淮北。这次，本是来检修四师的摄影机的，不想在这里看到了五位盟军飞行员。那时盟军已开始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一次，庞大机群飞经华中解放区上空，一架“空中堡垒”轰炸机被日军炮火击中，五位美国飞行员跳伞，被新四军营救，来到淮北四师司令部。他们换上了新四军服装，与驻地战士联欢，参观解放区的工厂、学校，访问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淮北支部的日本、朝鲜朋友，感到新奇而兴奋。他们对中国敌后竟有这样广阔巩固的解放区，赞叹不已。薛伯青以摄影师的敏感，抓紧时机，立即采访，拍摄下了这些珍贵的镜头。

1945年12月底，抗日战争胜利后，薛伯青再次受新四军第四师之邀，第三次去淮北根据地。这次主要是补拍了骑兵部队的活动。由于有了上次的拍摄经验，这次拍摄非常顺利，只用两天的时间，便拍摄了骑兵训练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后来又拍摄了新四军军部召开军人大会以及文艺演出的有关镜头。

在积累了这些素材之后，薛伯青回到上海，将任泊生先前拍摄的近千尺胶片的素材和他自己几次拍摄的胶片，合计2500多尺，统一剪辑，形成了一部比较全面反映新四军面貌的纪录片，片长1700多尺，后经研究定名为《新四军的部队生活》。

影片失落　终成遗憾

这部极为珍贵的纪录片，以后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向解放区进攻，各地战事不断发生。中国共产党为维护战后和平，促进民主建国，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双方下达了停战令，于1946年l月13日午夜生效。为实行停战，由共产党代表、国民党代表和美国总统特使，组成军事三人小组，下面又设由三方代表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和派在各地的执行小组，调处国共武装冲突。但国民党军根本不执行停战令，在江北，不断进攻华中苏皖解放区。还声称:江北苏皖边境，根本没有坚持敌后抗战的共军，只是些零星土匪，国军剿匪系执行正常任务，妄图障人耳目，把进攻解放区合法化。

军调处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把薛伯青在淮北解放区拍摄的新闻纪录片带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邀请国民党、美国代表、中外新闻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影片作为历史的见证，把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艰苦抗战，被新四军营救的盟军飞行员在解放区的生活，如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一下，弄得国民党代表目瞪口呆，坐在那里尴尬不堪。事实胜过雄辩，一部纪录片，把国民党的造谣诬蔑，彻底揭穿!

真相大白，舆论哗然。一些新闻界人士暗暗称颂中共斗争水平高妙，只此轻轻一着，即把国民党的弥天大谎暴露无遗，使其当众出丑。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气急败坏地说:“假的，影片是假的！那些土匪目不识丁，穷乡僻壤，怎么会有电影？”又密令国防部:“立即彻查是谁到‘匪区’去拍摄这部电影的？一定逮捕严办!”上海电影界进步人士得悉，速告薛伯青隐蔽。

可惜的是，后来因战事频繁，这部纪录片多次辗转，竟不知下落。作为生动记录新四军历史资料的唯一一部纪录片，最终没能保存下来，实在令人心痛!
  

（作者毕业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学博士，现为解放军防化学院政工教研室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