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生义勇军纪事

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际，活跃着一支学生抗日义勇军，这支队伍中，有50余人来自复旦大学学生军，他们自动编入第19路军，协助据守吴淞口至蕰藻浜一带防线，在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复旦大学学生军，源于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创立之初的兵操课。复旦公学成立之初，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就对学生体育锻炼十分重视，他特聘英美教官进行兵操训练，中国海军元老、复旦校董萨镇冰也曾亲自到校指挥演练兵操。1920年重新修订的《复旦大学章程》规定，学生必须上兵操课。1926年底，由复旦发起的学生全面军事训练在校园大操场进行，此举开了全国学生军训之先河。

1927年，复旦大学学生军正式成立。学生军制定专门的军服，与正规军相似，购置假枪200余支，“全副武装”。每天早晨，在校学生会军事委员会主席张丰胄同学的率领下，到江湾跑马厅进行操练。

学生军成立之初，也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支持。冯玉祥向学生军提供了1500支七九式步枪和弹药，学生军训练之际，还得到了驻沪第十九路军的军事技术支持和帮助，翁照垣旅长、董清源团长等军官也常来学校指导和演讲。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学生军义愤填膺，5月9日，他们参加了上海市学联召开的全市学生反日大会。9月一开学，学校规定实行强制军事教育，男生自不能免，“本校女生须习体育，或女子救护队，或女子童子军4学期，每学期给予1学分”。后又增设高级军事班，习满给予2学分。11月，学生军200多人包租沪杭列车前往杭州野营训练，并在岳庙前高唱《满江红》，誓死抗日，气氛悲壮，纪律严明。

1929年夏，孙中山灵柩移葬南京中山陵，复旦学生军奉命参加奉安大典。1930年4月，复旦学生军赴杭州参加了全国运动会操练表演，并协同维持赛场秩序，受到好评。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进攻沈阳，东北三省岌岌可危。消息传到上海，复旦师生群情激愤。9月21日，全校师生2000余人在大操场举行大会，李登辉校长、金通尹秘书长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会议通电全国，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要求政府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收复东北失地。同时，请求加强军训，以便投笔从戎，组成劲旅抗日。李登辉校长召开校务会议决定，复旦大学成立军训委员会，由理学院院长林继庸任主任、注册主任温崇信任副主任，将全校学生编入三个大队，并组建女生救护队，同时报请国民政府指派军事专家来校担任教练。

说到复旦学生军，不得不提林继庸先生。林继庸（1897~1985），广东香山人，早年曾任孙中山先生的护卫，1919年毕业于天津大学采矿系，后赴美攻读化学工程，成为著名的化学家。1928年2月，林继庸到复旦化学系任教授。1929年底，林继庸曾在学校做关于国防化学的演讲，并作现场表演，参加人数有700多人。九一八事变后，学校又增设军事化学课程，林继庸担任主要授课老师。

在林继庸的主持下，学生军军训非常正规。操练时，全体学生军均戎装裹腿，女生则一律平底鞋。老师也不例外，一身戎装，个个仪容威严、戎装整齐。学生军队长拥有相当职权，队员必须服从纪律，违纪者由军训委员会军法处处理。总队长周孝伯犯规，林继庸“在大队前予以申诫，当众去其总队长职，降为士兵”。

经过训练，复旦学生毕业以后，依然保持着军人风格。

1931年11月，为了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复旦学生军改名为复旦学生义勇军，并联合其他8所学校举行了首次大检阅。学生义勇军一时间名声大噪，电影公司专程到校拍摄义勇军的纪录片，国民政府的军事将领也常来复旦演讲军事。南京、上海一带的大学纷纷效仿组军，用林继庸的话来说，“京（南京）沪一带变成为学生义勇军的世界”。

1931年11月，东北马占山将军率部奋起抗击日军，复旦义勇军组成100余人的援马抗日团北上抗日。28日，到达北平，张学良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援马抗日团成员，并赠予干粮和大衣。此后，这批学生加入了河北一带的抗日义勇军。

1932年初，复旦义勇军组成寒假特别训练班，到驻沪的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学习军事技术。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江湾复旦校园因为地处日军进攻上海市区的必经之地，处在日军的严密监控下，校园险象环生，“一日数惊”。1月25日，李登辉校长主持校务会议，要求对复旦校园设备、仪器予以转移和保护，复旦学生义勇军则日夜守护学校，维持秩序。

1月28日，日军挑起战事，十九路军奋起反击。一五六旅布防吴淞、蕰藻浜一线，复旦义勇军50多名学生高举黑底红字的“复旦大学义勇军”大旗，前往参战。义勇军先是担任上海北站一线防守，直至深夜12点，十九路军各旅团到达后，蔡廷锴将军对义勇军队员劝慰道：“平日养兵，用于此时。国家造就一大学生，殊非易易，勿容轻易牺牲。”一部分义勇军队员有感于蔡将军语重心长，特别感动，于是同意退至闸北太阳庙担任通讯救济及维持治安等任务。另一部分义勇军与一五六旅士兵一起，坚守吴淞炮台34天。淞沪停战后，义勇军随十九路军一部撤离至无锡。

一·二八淞沪战役期间，林继庸教授担任第十九路军技术顾问兼技术组长，专门研制军事武器抗日，他指导化学系师生在学校和大世界附近秘密制造手榴弹、计时硫磺弹、烟幕弹及防毒面具，开展军中服务。一位化学系助教回忆，一次试制黄色炸药，经结晶、过滤、洗净后，放入烘燥箱烘干，后来离校回家，忘记切断电源，唯恐出事，赶紧赶回学校实验室，才发现一位工友已经把插头拔下，“始将悬吊之心放下”。2月下旬，他们已制成相当数量的烟幕弹，遂与驻军联系，到真如指挥部施放，取得很好的效果。2月底，复旦制造的弹药全部交给军方使用。3月9日，沪战结束，烟幕弹还曾作为掩护十九路军撤退的武器。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复旦学生义勇军完成了使命，重返校园复课。但是义勇军的壮举，已经成为复旦的精神，影响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直至后来的八年抗战，复旦大学投笔从戎的抗日师生计有800余人之众，这是与一·二八抗战以来学生义勇军光荣传统的传承和光大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