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温州城区实施的细菌攻击

1937年7月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竟推行一项灭绝人性的细菌攻击，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民惨遭杀害。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抗战时期为我国对外往来的主要港口之一，军事战略地位重要。据日本吉见义明、伊香俊哉著《七三一部队和天皇·陆军中枢》等有关史书载，及抗战课题调研查明，日军对温州实施细菌战是日军对华作战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温州地区是日本侵略者实施细菌攻击的重点地区，日军从1939年开始对温州投掷细菌弹，1944年传染病在温州广泛流行，到1946年鼠疫等传染病在温州城区（今鹿城）仍未绝迹，时间长达七年之久，成千上万鹿城人民死伤于细菌攻击的悲惨之中。

细菌攻击是日本侵略者公然违反国际公约而推行的一项灭绝人性的战争。日本侵略者在实施细菌攻击方面，采取了两种方式：在占领区，对中国人民实施直接攻击，即施行注射细菌针、吃药，对水源地投放毒菌等；对非占领区，主要是采取飞机空投细菌制品。1938年，日军首次向温州南塘飞机场投弹轰炸，尔后就经常向市区投掷常规炸弹和细菌弹。

1939年12月10日，关东军副总参谋长远藤三郎少将在防疫部长石井的日记之中看到有这样的记叙：“由（陆军）中枢部命令进行细菌战的进攻”，“1940年6月5日，在参谋本部作战课（科）的荒尾兴功中佐、中国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中佐、‘七三一细菌部队’代理部长增田知贞中佐，共同策划制订了在浙江省的细菌战实施计划”，“在宁波、金华、玉山等地实施细菌攻击……采用大面积撒播经稀释的弹药和减少次数撒播高浓度弹药两种方式”，“从山本参谋的说明中，除对三个城市（宁波、金华、玉山）攻击外，采用浓度高菌液的攻击目标选择了温州、台州、丽水”。

1940年10月7日，井本少佐听取奈良部队（按：即实施细菌战的部队）所作细菌攻击的情况汇报：“迄今为止，攻击次数为六次”，使用“跳蚤1克，大约1700只”（一平方公里1.5公斤）。此后，为了判断攻击的效果，日军间谍进行调查，得到的结论是“在温州虽然通过下雨作为细菌攻击目标是可行的，但是在台州等地则是不可行的，要将目标以及攻击方式结合起来，决定采取重复的攻击方式。由于细菌撒播受当天的气候左右的因素很强，所以要采取根据情况确定攻击的方针。攻击温州时如不使用降落伞，则会有一定难度”。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退休医师金维说：1939年，亲眼看到日军飞机投下的稻草、棉衣、石头等。当时感到十分纳闷，后来才知道：这是日军在实施细菌攻击。金维老人回忆说，他也曾被传染上。他的三姨妈则是患上日军投掷的鼠疫病菌而死的。1939年至1943年，随着敌机不断在温州投掷细菌弹，温州城乡有70%以上的人都患上了疥疮。患者皮肤奇痒，用手抓得皮肤血淋淋的，温州城乡还出现了霍乱、伤寒、斑疹伤寒、猩红热、回归热、鼠疫等10多种怪病。

1941年至1945年鹿城先后三次沦陷于敌手，共计341天。期间，日军曾多次进行细菌攻击和试验。1941年4月下旬，日军第一次侵占温州城区，日军通过汉奸在河道、水井里投毒，不多日，鼠疫、霍乱、痢疾、白喉等病迅速在温州城区流行。这些病传染迅速，死亡率很高。张海琴老人说：“当年我外婆住横井巷，三天内死了亲人11人，其中有我外婆、舅舅、堂姐、堂妹等；横井巷三天内死了30来人。当时，我到白累德医院（今市二医）看外婆时，整个大病房里没有一人得救。”7月间，温州城区发生流行性疫病“登革热”，死者甚多。中西医师都说这种病是温州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是日军细菌攻击撒下来的病毒。冯坚大姨患上了“登革热”，仅10天就被夺去了生命。

据杨立雪老人口述，1942年7月11日，日军第二次侵占温州时，一些日本兵驻扎杨家。一天，日军要杨家人去打针。第二天，打了针的人就开始拉肚子，拉出的屎中带血是红色或暗绿色，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甚至拉得起不了床，无奈，只好在床板上锯个洞，用脸盆放在床下接便。请了著名医师来医治均无效。杨立雪的弟弟、父母、祖母、伯父及两岁的侄儿先后含恨而亡。

2007年，已是91高龄的当年浙江省《东南日报》总编汪远涵老人说：1942年底至1943年初，他从杭州回温州探亲，得悉好友叶照死于鼠疫。曾给叶照治病的温州名医胡长庚说：是日军扔下的跳蚤携带鼠疫细菌，害死了叶照。

从1939年至1945年7年间，日本侵略者对温州城区实施细菌战攻击，造成各种传染病患者达3620人，其中死亡624人，尤以1944年传染病流行最为严重，患者2976人，死亡达539人。鼠疫等疾病，在鹿城一直延续到1946年还未断绝。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给鹿城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深重灾难，是对鹿城区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链 接·

罪恶的七三一部队

在哈尔滨郊区，有座日本军国主义的杀人魔窟，它打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招牌，实质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特种部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细菌武器的工厂。1941年，关东军总司令下令全军所有各部队及机关都采用番号，该部队被命名为第七三一部队。

该部队在石井四郎的指挥下，集研究、实验、生产细菌武器为一体，并在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等地建立4个支队，以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他们饲养10多种动物，研制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各种传染病菌，培殖大量跳蚤、虱子、臭虫、苍蝇、蚊子等昆虫，作为细菌传染媒体。

此外，还有一所“特别监狱”，关押着战伤被俘人员、抗日志士和劳工，用他们作为“实验材料”，进行菌液注射、食物传染、毒气、梅毒、武器性能等试验，其方法五花八门、数以百计，手段更是惨不忍睹。被强制的实验者，有的当场丧生，有的虽然能多活几天，却在接二连三的各种实验中，遭受更大的折磨而死。

七三一部队还常以尸体和活人解剖的手段，检验细菌传染效果。从1942年11月至1945年8月，被细菌实验杀害的竟达三四千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与此同时，日军在华北、华东地区作战时，大量使用细菌武器杀害中国军民。

以石井四郎为首的七三一部队进行一系列细菌战的罪行，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