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1期●缅怀篇●

我的母亲季梅先

作者:洪霏霏

 

 

 

2010823凌晨,母亲走完了她一生的旅途,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像没有赶上送别父亲洪泽一样,我没有赶上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守候在她的身边。听华东医院的朱医生说她是安静地睡去了,这给了我些许安慰。

母亲的一生是不平常的,她走过的路是不平坦的,她的性格尤其不同于常人。在我的想象中,凡是认识母亲的老同志们通常会说:“老季性格直爽,待人不掺假意,为党为工作可以舍己。”他(她)们又会说:“她直肠快语,有时会得罪人,并一点都不会做家务。”在旁人眼里,也许这些都对,但作为她唯一的女儿,悲哀之余,我很想写一些旁人不了解的她——我的与众不同的母亲。

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在她刚出生不久便去世了,因此母亲从小没有感受过亲生母亲的爱,加上她14岁即离家从南通到上海参加革命,所以母亲一直都不太知道如何去做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平平常常的母亲。晚年时,她有一次来美国探望我们,当看到周围其他人母亲终日忙于帮助子女带孩子、做家务时,她感到内疚,对旁人半开玩笑地说:“我们霏霏真倒霉,摊上我这个不会做家务的妈妈。”

母亲生前曾5次来美国探望我们,虽然她不会做饭,但还是竭力学着帮我们做一些别的事情。大约是在5年前,她告诉我们,决定以后不再来美国了,说是她来了我们还得为她做饭,怕给我们添麻烦。尽管我一再地告诉她,我很愿意做饭给她吃,她却再没有改变过主意。现在她这样急急地走了,不可能再与我们团聚了!我真想告诉她,我宁可永远有您这个“麻烦”,能再有机会做饭给您吃,能再多叫您几声“姆妈”。

我小时期体弱多病,常常发高烧。母亲平时总是忙于工作,早出晚归,有时甚至忙得夜里都不回来。因为忙于工作,她从未在夜里陪我睡过觉,但在我生病的时候,她一定会来到我的病床边,不分昼夜地照顾我,那时她的耐心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小时候的我,一旦生病就指望她快来,因为她的照顾比任何人都要无微不至。她从未让我失望过,无论她在多远,赶来的路上有多么困难,她总是千方百计尽快地赶来。

记得我在8岁那年,在崇明岛姑妈家患了急性中毒性菌痢,急症住院,高烧不退,以致昏迷不醒。当母亲接到消息后,便急于赶去崇明,但那天因为台风,所有的船只都停开了。我的父母那天夜里急得走投无路,四处求助。后来说是母亲乘着一艘东海舰队的船只,连夜冒着大风大浪,一路晕船呕吐地来到我的病床边。此事在“文革”中成为造反派批斗我母亲的一大罪状。多年之后,当她提及此事时,一生公私分明的母亲深感为私事用了军船有错,但她说当时救女儿心切,却无后悔。

记得在我开始念小学的时候,尽管母亲每夜回家很晚,我早就睡着了,可是哪怕再晚,她也会一边吃夜饭,一边检查我的功课,然后给我写个字条,告诉我哪些作业做得不对。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虽然母亲从来没有时间陪我做功课,或当面教过我什么,但她用她的方式告诉我学习的重要性。以她的形式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应该努力学习的种子。

我永远不会忘记“文革”开始的那年,当时在上海《解放日报》担任党委副书记的母亲和其他干部一样受到冲击。有一天,报社的一大批造反派突然来抄家,一个造反派头头凶神恶煞地指挥着来人将家里的东西大翻特翻。他那凶狠的表情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当时才10岁的我吓得不敢在家里呆着,躲避出去,立在邻居家的车库门口。妈妈被造反派押走时,回头发现又瘦又小的我孤零零地站在车库门口抹眼泪,不知所措地望着她。当时母亲一边被造反派推拥着往前走,一边回身对着我,远远地大声关照:“好好学习!”。从那天起她被隔离审查,这一去我有好几年没再见到她。此情此景就好比电影中的一个慢镜头,常常会闪现在我的记忆中,40多年过去了,至今依旧是那么清晰。

母亲生前从来不当面称赞我。小时候,每当我高高兴兴地告诉她我在学校受到表扬时,她的反应是“不要骄傲!”总是要求我谦虚了再谦虚。在我自己做了母亲之后,意识到对孩子还是要多称赞和表扬为好,一味地要求孩子自责,会不利于增强成长中的孩子的自信心。于是我将自己体会用于实践,总是鼓励表扬独生子森森,希望他不要对自己的能力有任何疑惑。有一次我把我的这个想法与母亲交流,母亲解释说:“因为我自己常被人批评不够谦虚,所以我不想让你再犯同样的毛病。”她的解释使我感到,作为母亲,她对我关爱是异于常人的。

母亲一生非常节俭,对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她会竭尽全力地节约一滴水、一度电。在她走了以后,照顾她生活多年的保姆小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妈妈是一点好东西都没有的,她什么都不舍得买。”但妈妈在向灾区人民伸出救援之手时,却每次都是慷慨解囊,从不吝惜。母亲生前曾向我提及,想将她的积蓄中的一部分缴纳最后一次党费,当时我不太理解。但当她真的离开我们之后,我回想起她生前那般忧国忧民孜孜不倦地读书看报、学习党的各种文件的情景,想到她一生坚持原则,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毫不改变对党的忠诚时,我明白这就是她的信仰,已成为她生命中极其重要的元素。所以在与她遗体告别之前,我替她向市纪委领导交了最后一次党费,实现了她生前的愿望。

母亲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自1938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经数次死里逃生。记得她说起过,1946年底她从延安回上海的路上,坐的船遇到大风浪,差一点倾翻沉没;1949年,在上海解放前夕、“黎明前最后的黑暗”里,国民党特务四处打冷枪,一个战友在她身边中弹倒下,她也差点被击中。事后回忆起这些往事,她说自己那时候一次也没有害怕过、退缩过。

生活中的她也是如此,高龄的她总是告诉我不必为她担心,她会自己安排好生活。即便在病势沉重、生命垂危的时刻,她仍是坚强地与周围人配合,努力遵循医嘱,要战胜病魔。今年7月底,当我接到她的病危消息赶回上海,到医院看她时,她的病情已非常严重,呼吸很困难,但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还是与过去一样:“你快回家去休息,先去吃饭。”8月初,她的病情有所缓解,在我返回美国之前,去医院与她告别时,她也是像过去那样,很坚强地说:“好,好,你去吧!”却不料那以后不到两周,她的病情急转直下,没等我赶回来,她就急急地、永远地走了……

我遵照她生前的意愿,在她病情危急、挽救无望的时候,没有给她插任何以维持生命的管子,没有让她忍受不必要的折磨和痛苦。直到最后的一刻,她的脑子仍是很清楚,她走得很平静,很庄严。我为有这样的母亲感到骄傲,感到幸运!

姆妈,我们将永远怀念您!

20109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