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一场伟大民族解放战争。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标志着中共策略方针开始转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其后,囯共双方领导人在南京经过多次谈判,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建立。
《八一宣言》释放中共策略新信号
1935年盛夏,国共两党分裂已达8年之久,此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正艰难行进在万里长征的征途中。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指挥下,翻过了夹金山等终年积雪的大雪山,为创造新的根据地而斗争。国民党军以何键、龙云分任两路“追剿”军总司令,对征途中的红军实行前堵后追。此时,虽然国共两党、两军间的血战仍在继续,但是,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 蚕食华北,欲变整个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严酷现实,使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空前高涨。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逐渐为国民党接受,停止内战、实现全国抗战的时机日益成熟。
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确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规定中共当前的任务是:“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根据大会的精神,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审阅同意,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于8月1日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发表,之后先后发表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和俄文版《共产国际》上。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
《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释放了中共愿与国民党再次合作的新的信号: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中共中央还进一步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宣言》中还列举了国防政府应施行的十项抗日救国行政方针,其中包括收复失地,没收日本在华一切财产,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 土地,释放一切政治犯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开创新局面
当日历翻到1936年12月12日的时候,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举国震惊的西安事变。这一天,东北军少帅张学良与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发动兵谏,将蒋介石及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十余名军政要员扣留。张、杨并于当天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旨的八项主张。
中共中央应张、杨要求,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为代表,参加在西安进行的谈判。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通电,重申了《八一宣言》中各党派合作、抗日救国的主张,呼吁“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提出了“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的基本纲领。中共中央书记处还于21日电示正在西安参加谈判的周恩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
23日、24日,张、杨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达成了改组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召集救国会议等多项协议。蒋介石提出,对此协议不作书面签字,他以“领袖人格” 担保,回南京后分条逐步实行。周恩来在会见蒋介石时坦诚指出:目前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取灭亡。
蒋介石于25日由张学良陪送离开西安,经洛阳后,26日抵达南京。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十余名军政要员亦于27日获得释放,返回南京。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就此得到了和平的解决。
尽管此后又发生了张学良被审、遭到软禁,东北军主和派将领王以哲被杀等曲折,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总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中共领导人被秘密邀请到南京
1937年8月1日,蒋介石通过专门与中共接触的神秘人物张冲(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中统”总督察,是年4月奉命飞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谈),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8月2日,周恩来电复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则同林伯渠、博古、叶剑英去。”4日,张冲给周恩来发去复电,称“是开国防会议,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参加”。但最终毛泽东还是没有南行,仍留在延安运筹帷幄,掌管中枢。9日,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和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叶剑英由西安飞抵南京。在此前后,广西白崇禧、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广东余汉谋、湖南何键、云南龙云等各地各派军事领导人,亦到达南京。
此后,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了多次国防军事会议,国民党方面出席者有唐生智、白崇禧、黄绍竑等人,共产党方面出席者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议程中,有内部关系调整问题,也有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国共两党在对立了10年之后,双方的将领终于又坐到一起,共同商讨国防大计。中共方面不计前嫌,在会上坦陈抗日方略。周恩来、朱德分别作了发言。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阵地,而应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朱德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朱德还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党的军队亦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周恩来、朱德在会上发表的意见,对于国民政府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国共双方在南京进行的艰难谈判
囯防会议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又与蒋介石、康泽举行了第一次南京谈判。谈判围绕发表中共宣言、红军改编及边区主任人选等问题进行。
关于发表中共宣言问题。8月12日,蒋介石派康泽见周恩来,对周7月间交给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诸多无理要求,例如:不同意提“民主”,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而共赴国难等。周恩来等严辞批驳,并要求将中共意见报蒋介石。
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由于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随时有燃烧到首都南京的可能,蒋介石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于是红军改编问题久拖不决的状况也有了转机。蒋介石原先坚持,要在改编后的红军总部派一名政治部主任,以及给3个师派去参谋长。现在他大大降低了要求,对国民党方面谈判代表康泽说:“参谋长不派了,政治部主任也不派了,只派三个联络参谋。”8月19日,双方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统率3个师,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军队中一切职务,包括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至副排长人员,均由中共自行配备。与此同时,双方对红军在南方的各路游击队改编问题,也已达成大致意向。周恩来于8月17日电告中共中央:“现已与军何(按指军政部长何应钦)商定,允许我方派人到各边区传达党中央意旨,并协助各边区传达改编。”他还建议中共中央,即令派往鄂豫皖的郑位三和派往闽西南的方方,以及派往湘鄂赣边区的诸人员,迅速来南京。
关于边区主任人选问题。蒋介石曾要中共方面提出3名国民党人士作为正职人选,最后由蒋介石从三人中决定一人,而由林伯渠任副职。但当中共方面提出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名正职人选时,蒋却根据康泽的意见,认为此三人均不相宜,提名由丁惟汾任正职。中共方面严词拒绝,提议由林伯渠任边区行政长官。
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初步谈判之后,朱德于8月16日乘车回陕,周恩来于21日离南京抵西安,谈判中的未了事宜,则由叶剑英留南京继续交涉。
9月中下旬,国共两党代表举行了第二次南京谈判。这次谈判,在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与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康泽之间进行,主要讨论发表中共宣言问题。会谈中,康泽根据蒋介石的意旨,要求中共删去《宣言》中的政治主张,只保留共产党表示共赴国难的四项保证。博古严词拒绝,争论十分激烈。据康泽后来回忆说,双方“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程度” 。后来,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形势下,蒋介石只得同意保留中共所提出的基本政治主张,而中共方面也作出了一些让步。最后,由康泽与博古分别代表谈判双方在《宣言》稿上签了字。次日,蒋介石、康泽、张冲与博古、叶剑英作了最后的商谈。
两个多月的谈判获历史性突破
蒋介石同意立即发表中共中央的《宣言》。国共间对于这一《宣言》和实现第二次合作的商讨,先后延续了两个多月,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囯共合作宣言》。《宣言》向全国同胞提出了奋斗的总目标:(一) 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 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 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在中央通讯社发表该《宣言》的次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共《宣言》的谈话。蒋介石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囯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对中共《宣言》谈话的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囯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这次囯共合作,虽然没有两党共同承认的政治纲领,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它体现了两党抗敌御侮、联合救国的共同愿望和实际行动。中共中央对于第二次囯共合作的实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