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耿忠心 赫赫战功

记忆中第一次见到廖政国叔叔，是他抗美援朝胜利归国后。那天，一个高个子叔叔走进我家大门，右手（假手）戴着醒目的白手套，鼻梁上架着金丝边的眼镜，文质彬彬但又透着一股军人特有的气质。爸爸刘飞闻声迎出房门，只见两人在门口紧紧地握手，大声寒暄后便边走边谈起来。他俩谈了许久，时而爸爸大声地说，廖叔叔不停地点头，时而廖叔叔挥动着手臂慷慨激扬，爸爸认真地听，有时两人沉默不语，但更多的是时常发出爽朗的笑声。这热烈的场面吸引着我躲在门外也听了许久，可什么也没听懂。

后来才知道，廖叔叔在向爸爸讲述20军抗美援朝的情况。他们为牺牲的战友而沉默，为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取得的胜利而欢笑。廖叔叔临走时，发现从门外伸出半个小脑袋的我，即用浓浓的河南口音叫道：“小娃娃，你是凯娃吗？几年不见，长大喽！”是呀， 1949年5月底，廖叔叔和爸爸（廖叔叔时任解放军第20军参谋长，爸爸任军长）是解放上海大军中的一员。妈妈晚年时告诉我，当她风尘仆仆随大军赶到军部时，廖叔叔看着抱在手中瘦弱不堪的我，惊呼着：“这就是凯娃？太瘦了！”这时的爸爸也是第一次见到自己这个在淮海战役中出生的“胜利的娃娃”。当时，20军担任着上海淞沪警备第一司令部的警戒任务，刚解放的上海有太多的事情等待着爸爸妈妈，他们顾不了自己的孩子。在廖叔叔细心安排下，我也很争气地健壮起来。妈妈说，有一天廖叔叔对着我风趣地说：“你这个小娃娃，现在这个样子才像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小战士！”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爸爸因战争年代积劳成疾，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妈妈在1955年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支持爸爸（时任安徽军区司令员）工作，主动带头报名复员，曾被当年安徽军区机关传为美谈，1938入伍的妈妈就此失去了工作，无任何收入。家中6个孩子及爸爸老家的亲戚们，全靠爸爸一人的工资支撑着，生活有点捉襟见肘。廖叔叔时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曾调舟山要塞区工作，六十年代中期返回上海警备区任司令员。他时常挂念着爸爸的身体，经常上门看望爸爸，每次都会带上一些自己都舍不得吃的土特产给爸爸调养身体。有一段时间，我得肾炎休学了，爸爸和我一老一小在家躺着，几个弟弟不是这个发烧，就是那个住院，使体弱的妈妈焦头烂额。廖叔叔便把我的小弟弟接到自己家中去住，以减轻妈妈的负担。其实，廖叔叔对那些曾经一起出生入死、已经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的孩子也很关心。陈时夫叔叔（首任20军政委）解放上海后不久病逝，三年自然灾害时家中生活有些困难。廖叔叔对爸爸说：“这个孩子（陈叔叔的小儿子，小名小狗子）我来养，只当我多个儿子吧！”后来小狗子和廖叔叔的儿子同住一间房，一起生活，一起学习。20军入朝作战时，58师参谋长胡乾秀不幸牺牲。胡叔叔有三个儿子，廖叔叔、乔信明伯伯和爸爸三人（新四军老六团时的营长、参谋长及政治处主任）商量道：“胡乾秀的儿子就是我们的儿子，一定要把他们养大成人。”他们决定每人认养了一个孩子。1972年廖叔叔病重，胡叔叔的遗腹子胡忆朝经常在病榻边陪伴，他说廖叔叔临终前嘱咐他要永远听党的话，不要忘记自己是烈士的后代。

我从小喜欢听长辈们讲打仗的故事，在我心目中，廖叔叔是一个能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战将。记得六十年代初，一次在乔信明伯伯家听故事，那时正好在放电影《东进序曲》，乔伯伯说，电影是艺术加工。要说保卫郭村和黄桥决战，你廖叔叔打得好呀（当时，乔伯伯任挺纵一团团长，廖叔叔任参谋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廖叔叔发着40度的高烧（患疟疾），仍抱着机枪，带领战士冲杀在第一线，还与敌人展开肉搏战。那天乔伯伯正绘声绘色地讲着，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好奇地问乔伯伯：“那廖叔叔的右手就是在这时被敌人砍掉的？”“哪里，”乔伯伯告诉我，“那是黄桥决战以后了。”为了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让指战员们能尽快掌握缴获武器的构造和性能，已经是团长的廖叔叔亲自给连以上干部上课。哪知，在课堂上廖叔叔手中的手榴弹突然冒烟，眼看即将爆炸，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一个箭步跨上桌子，同时右手高举手榴弹，大声喊到：“全体趴下！”随着话音，“轰”的一声，手榴弹在廖叔叔的手中爆炸了，听课的干部们安然无恙，从此，廖叔叔就失去了右手。我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无限敬仰之情。廖叔叔为了课堂内外同志们的生命安危，不惜牺牲自己，不正体现了他那金子般的品质吗？

1959年，爸爸曾写过一些回忆文章。由于爸爸出身贫寒没有文化，所以他写的内容必须由秘书和妈妈帮助整理，这时我有幸听到了爸爸战争年代的故事。我还知道了廖叔叔与爸爸一样，自小家境贫困，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是个老红军。和爸爸同是红四方面军的，他们走过比两万五千里还多两倍的长征。廖叔叔是西路军，在西路军失败后，凭着对革命的信仰，一路乞讨，昼伏夜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春，他和爸爸等四十多名干部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从延安赴新四军充实力量。他们被分在一个团，一起打鬼子，一起威震大江南北。小鬼子投降后，又一起逐鹿中原，一起渡江，一起战上海。多年后，曾任爸爸秘书的高松叔叔对我说：“刘司令谈起廖政国，那是赞不绝口。特别是渡江一战，由于廖政国组织实施严谨，20军渡江一战比你爸爸预先设想的还要好，不仅迅速突破敌人江防，而且一登彼岸，部队减员、弹药、粮草均及时得到补充，为下一步作战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当时视为渡江作战的典范。你爸爸曾感叹地说：‘那个时候，我多靠的是廖政国同志这位好参谋长啊！’”

在爸爸仅有的一点回忆录中，我看到他对廖叔叔火烧虹桥飞机场战斗的回忆。1938年9月新四军第六团东进苏南茅山地区。1939年初夏，在陈毅的部署下，六团奉命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二路继续向东挺进。廖叔叔时任江抗二路二支队支队长，在江阴、无锡交界处的黄土塘，首战日寇，旗开得胜；7月，在上海近郊青浦观音堂一带重创伪化顽军许雷生部，在追击敌人时，误入日军虹桥飞机场。廖叔叔当机立断，既来了就不能便宜敌人，乘机袭击。他们未放一枪便突入机场，缴获了武器弹药等，撤退时放火烧着了停放在机场的飞机。当时日军如临大敌，整个上海都被震动了。这次夜袭行动，对当时沦陷的上海人民和江南人民是何等的鼓舞啊！政治影响又是何等之大！我看到谭震林1940年11月6日在江苏常熟东塘市就“江抗”东进一年所作的总结中指出：“民国二十七年十月（指1938年），江抗正式成立了。本着开展上海近郊游击战争的意志，向东行进。浒墅关之战，虹桥机场之行，已使沉默的上海近郊变成了烽火连天的战场，日寇被困在几点几线，不敢动弹……”

上世纪90年代，妈妈应20军之邀，回爸爸的老部队，我有幸陪同前往，在军史馆里，20军抗美援朝的战绩令我震撼。全军在摄氏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克服了因冻饿而非战斗减员激增的困难，英勇顽强地迎战武装到牙齿的美陆战第一师。长津湖之战，我20军打出了军威、国威，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及志愿军司令部的赞扬。由于部队非战斗减员多，第二次战役后上级要20军回国休整，廖叔叔说：“能有脸回国吗？冻伤的冻伤，拐脚的拐脚，破衣烂衫，要回也要像像样样地凯旋！”由于其他军也不同意回国休整，于是上级同意20军在咸兴进行了休整，3个月后即投入到第五次战役中，在圆满完成第一、第二阶段的战斗任务后，20军奉命北移。这时，美军在东线对我行进中的部队发起闪击战试图切断我军北撤的道路。华川地区是第五次战役的出发地，当地众多兵站和医院还没转移走。时任20军代军长的廖叔叔主动采取行动，率领全军由行进转成阻击，在华川以北30公里的地区，打了一场与铁源阻击战媲美的“华川阻击战”，从5月25日到7月15日27军接防，顽强奋战50天，毙伤、俘敌2.1万余人，抗击了敌人来自空中地面的联合进攻，有力地掩护了兄弟部队的转移和休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20军圆满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就在20军奉命回国之际，廖叔叔却因为遭美军飞机轰炸翻车，腰椎挫伤紧急回国治疗。

廖叔叔平时给人一种很威严的感觉，可对我可好啦！每次见面，不是问学习情况就是提出一些问题考考我，最后总能深入浅出地给我解答。在我眼中，廖叔叔既是长辈，又是好朋友，我很愿意把心里话告诉他，他是我迈向社会的良师益友。

“文革”中，廖叔叔身为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冒着极大的风险，做出重大决策，维持着部队的稳定，保卫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上海地区的稳定，却招来了自己被抄家、批斗、进“学习班”的结果。但是，廖叔叔并没有被吓倒，坚持与“四人帮”及其上海的同伙作斗争。他因在那动荡的年代中受到迫害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可廖叔叔那宁折不弯、坦荡无私的共产党人形象，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廖叔叔，您在战争年代，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浴血奋战；和平时期，为部队现代化建设而呕心沥血；即便在那动乱的年代，在“四人帮”面前，你仍是浩然正气，刚正不阿，日月可照。

廖叔叔，今年4月是您的百年诞辰。您虽然离开我们很久很久，但祖国的大江南北留下了您的战斗足迹，江南的父老、山东的乡亲、中原的兄弟姐妹永远在缅怀着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