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四军的抗日和反顽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诬称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打日军，专打友军”。1985年11月在台湾出版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对日抗战时期》，仍然沿袭了这种歪曲事实的说法。
　　当年国民党中既有主张和共产党合作抗战的民主派，也有反共亲日的顽固派。凡是来犯的国民党军，只能归入顽固派，称之为顽军。新四军对顽军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简称反顽。
　　新四军为什么要反顽？新四军的反顽与抗日有什么关系？新四军对日军是不是“游而不击”？这是我们研究宣传新四军必须解答的重要课题。
　　新四军一心一意抗日，后来才迫不得已反顽，反顽还是为了抗日
　　1938年4月，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陆续到达皖南和皖西集结，完成新四军的组建。这个月的28日，新四军的先遣支队就从皖南出发，去苏南敌人后方实施侦察，并执行第三战区赋予的破坏铁路任务。5月12日，新四军第4支队在皖中巢湖南岸的蒋家河口伏击日军巢县守备队，迫使正在进攻合肥的日军派遣兵力回援。6月17日，先遣支队在镇江附近的韦岗，主动伏击日军车队。新四军在江北和江南的这两次首战，蒋介石都发了表彰电，后来又说什么“游而不击”，不知是忘记了还是不认账了。
　　此后，新四军各部队挺进敌人后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与八路军的华北敌后战场相互呼应，与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相互配合，陷日军腹背两面挨打的不利局面。这个时期，新四军多次与国民党军协同作战。1938年6月以后，第4支队在皖中的几条公路连续进行伏击战、破袭战，策应了国民党军的徐州会战。据程思远在回忆录中说，徐州会战的指挥者李宗仁“对新四军在津浦线南段附近的英勇作战甚为嘉许”，回到武汉后，特地向周恩来表示感谢。1939年4月，日军西犯鄂东。国民党第45军派人与李先念联络，希望新四军在敌后牵制日军。于是，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向安陆挺进，陶铸率应城抗敌自卫队夜袭云梦县城，有力地策应了第45军的作战。留在皖南的新四军第3支队，接替国民党军的青弋江防务，多次抗击日军的进攻。1939年5月18日，国民党军第144师炮击繁昌县荻港附近长江中的日本军舰，要求新四军给予掩护。新四军第3支队顽强抗击由荻港出动的日军700余人，由顺安出动的日军700余人，又对侵占繁昌县新屋基的日军形成包围，四天中共歼日军300人。1939年11月和12月，新四军第3支队进行繁昌保卫战，抗击了日军500人至2000人的五次进攻。此后，还在叶挺军长的亲自指挥下，收复了国民党军弃守的泾县县城。
　　可惜这种合作抗日的好景不常。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对新四军发动了频繁的摩擦和进攻。
　　人们可能会问：新四军挺进敌后，打的是日本侵略军；新四军创建抗日根据地，是从日军占领下收复国土；这样的事情，国民党为什么要反对呢？早在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和消灭。”（引自《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日军大举入侵，民族矛盾尖锐，国民党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国民党内，那种敌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思想依然存在。1937年7月，即全国抗战爆发之时，国民党当局就在庐山训练团提出：“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五分之二。”1939年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公然通过《防治异党活动办法》，竟将合作抗日的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称为“异党异军”。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正面战场压力减轻，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国民党反共顽症立即复发。在华中，开始对新四军发动进攻，企图将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歼灭或驱赶至江南狭小地域。
　　新四军进入敌人后方作战，处境异常艰难，必须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才能有兵源的补充，才能有粮草的供应，才能让部队在两次战斗之间略事休整，才能使伤病员得到治疗。国民党顽军不容新四军有立足之地，必欲除之而后快。新四军忍无可忍，退无可退，只能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顽军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
　　新四军最早的反顽战斗，发生于1940年3月。3月4日，国民党第21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纠集6000余人，分三路进攻皖东定远县城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第4支队，并密谋与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部队实施东西对进。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一再呼吁团结抗日，协商谈判，建议以淮南铁路为界分区抗日，“我不向西，彼不向东”。但李品仙继续挟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进逼。局势危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迫不得已，趁韩德勤部尚未出动，先在津浦铁路以西实行反击，阻止顽军东进。又调第5支队和苏皖支队西援，江北游击纵队北进，合力进行自卫反击。至3月10日结束战斗，共歼顽军2500余人。
　　3月21日，韩德勤指挥1万余人，趁着新四军第5支队主力赴津浦铁路以西作战，分多路向第5支队驻地来安县半塔集地区进攻。第5支队留守部队兵力虽少，沉着应战，固守阵地。第5支队主力、苏皖支队和第4支队第7团立即向东增援。驻江都的新四军挺进纵队一部也火速西援。激战至29日，半塔集保卫战胜利结束，共歼顽军1000余人。
　　定远战斗和半塔集战斗这两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粉碎了顽军东西夹击消灭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阴谋，使新四军在皖东站住了脚，创建了横贯津浦铁路两侧的皖东抗日根据地，后来扩大为淮南抗日根据地。
　　1940年9月，韩德勤企图趁八路军南下部队远在淮北，先以优势兵力消灭驻泰兴县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9月3日，顽军分两路向黄桥地区进犯，攻占营溪，控制姜堰，封锁粮道，断绝黄桥地区军民粮食来源。新四军于9月13日攻取姜堰。苏北指挥部指挥陈毅随即致函韩德勤，表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初衷不变；又派代表赴韩德勤驻地东台，恳切呼吁“对外抗战，对内团结”。韩德勤要求新四军撤出姜堰。新四军顾全合作抗日大局，表示愿意撤出姜堰。但是，就在9月30日新四军撤离姜堰的同时，韩德勤发布命令，以三路大军向新四军发动进攻。其中，由第89军和独立第6旅组成中路军三四万人马，直扑黄桥镇。新四军被迫应战，以少胜多，以弱制强，取得自卫反击的大胜，共歼顽军1.1万余人。黄桥战役的胜利确定了新四军在苏北的地位，实现了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部队的会师，为创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新四军的反顽，并不是每次都能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也有“走麦城”的时候。1941年1月，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北移途中的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这场史称皖南事变的血战中，新四军9000余人只有1000余人分头突出重围。皖南的硝烟未灭，国民党军又向新四军第4师大举进攻。战斗历时三个多月，第4师终因兵力过于悬殊，伤亡失踪4000余人，不得不撤离豫皖苏边根据地，转移到皖东北。
　　总结新四军的反顽，可以归结为两句话：抗日必须反顽，反顽为了抗日。新四军如不坚决反顽，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何谈抗日！
　　只有坚决反顽，才能制止分裂投降危险，维护团结抗日大局
　　反顽，既是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日的需要，更是制止分裂投降的危险、维护团结抗日大局的需要。
　　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投降主义的逆流。公开的汪精卫们投降当了汉奸，还有隐藏的汪精卫们正在准备投降。他们要投降，就要分裂抗日阵营，攻击坚决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中国共产党。只有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坚决予以反击，才能团结一切要求抗日的力量，才能够使反共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才能坚持抗日到底。
　　中共中央1940年5月给东南局的电报，即毛泽东起草的第二个“五四指示”指出：“在国民党反革命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作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该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八个月以后的皖南事变，证明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完全正确。
　　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使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濒临完全破裂。中外震惊，全民共愤，但却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赞许和默契配合。事变以前，日军就停止了对皖南的“扫荡”，让顽军无后顾之忧，可以放手围歼新四军北移部队。事变之后，日军又配合顽军，夹击新四军突围部队。《朝日新闻》1941年1月16日南京专电报道：“经过诸多艰难脱出包围的新四军分成两路，一路从荻港附近渡长江而向江北，一路从宣城经郎溪潜入金坛、句容地区。对此，我斋藤、伊藤、野田、铃田等各部队在绥靖军的协力下，从15日起正彻底予以扫荡。”
　　日蒋合流，已经呼之欲出。中共中央领导新四军和八路军，进行了政治上的猛烈反攻和军事上的坚决自卫。周恩来在重庆揭露和谴责国民党顽固派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谈话，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提出惩办事变祸首等12条善后办法。国民党当局撤销新四军番号，新四军针锋相对，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在盐城重建军部，并将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整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投入反顽战斗。国际上反法西斯盟国也一致对蒋介石的行径加以谴责。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收敛反共调门，停止分裂行动，诡称皖南事变纯属“整饰军纪”，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
　　新四军捉放韩德勤，也是以斗争维护共同抗日大局的一个实例。
　　1943年2月，日伪又一次对苏北“扫荡”，从南、西两面合击韩德勤部，并分兵进攻新四军第3师。韩德勤部抵挡不住。新四军以大局为重，不念旧恶，允许韩德勤部退入新四军的根据地暂避，并供应给养。第3师奋勇进行反“扫荡”作战，第1、第2、第4师也在临近苏北的地区频频出击。在新四军内线和外线部队的合力打击下，日伪军被迫撤离，韩德勤部得以解除危局。但韩德勤恩将仇报，喘息刚定，就于3月3日侵占新四军第3师的淮海根据地里仁集、程道口等地；接着又西渡运河，侵占新四军第4师的淮北根据地中心区金锁镇、山子头等地。韩德勤还派部队接应国民党第31集团军副总司令王仲廉率部东进，并于正在“扫荡”盐阜地区的日伪军呼应，形成对新四军的夹击。
　　新四军一再呼吁韩德勤以抗日大局为重，返回原防。韩德勤置之不理。新四军第4师于3月18日零时向侵占山子头一带的韩德勤部发起反击,战斗至14时许结束，全歼侵占山子头地区顽军，俘韩德勤以下1000余人。王仲廉得知韩部被歼，立即率部撤回津浦路以西。
　　当年苏北有首流行的儿歌：“天上有颗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新四军的一些反顽战斗，例如半塔集保卫战、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程道口战役，对手都是韩德勤。这次山子头战役，新四军把韩德勤打垮了，打怕了。3月25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抵达第4师驻地，主持与韩德勤谈判。韩德勤一再要求新四军为他掩饰战败被俘的情节。陈毅考虑到让韩德勤留在苏北，比换个人来对抗日大局有利，同意为他保密。韩德勤表示今后愿与新四军保持友好关系，停止摩擦，共同抗日。经中共中央同意，新四军于4月1日释放韩德勤，并发还部分人枪。
　　新四军对日游击战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积小胜为大胜
　　新四军对日军的战斗，主要运用伏击、突击、奔袭、夜袭等战术手段，规模大多比较小。这是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所决定的，也是敌后战场以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的特定任务所决定的。新四军组建时只有1万人，各种枪支6000余支，许多战士只能手持梭标、大刀作战。经过逐步发展，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新四军也只有21万余人。而华中的日军有16个师团26万余人，拥有大炮、坦克、飞机、舰艇、汽车等。这支装备精良的侵略军，用来对付新四军的约有9个半师团，即占59%。华中尚有伪军23万余人，主要是对付新四军。新四军必须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才能以少胜多，以弱制强。
　　不要瞧不起游击战。毛泽东说过：“在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三个阶段（防御、相持、反攻）中，首尾两个阶段，都是正规战争为主，辅之以游击战争。中间阶段，由于敌人保守占领地，我虽准备反攻但尚不能实行反攻的情况，游击战争将表现为主要形态，而辅之以正规战”；“因此，游击战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引自《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还列举了游击战争的十八项好处。新四军在敌后都实现了。尤其是“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最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新四军正是通过游击战积蓄力量，扩大力量，为从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攻坚战准备了条件。
　　不要瞧不起规模较小的战斗。小仗打得多了，就能积小胜为大胜。试举一例：1941年7月，日伪军集结1.7万余兵力，对苏北的盐阜地区发动空前规模的“扫荡”。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指挥第3师避免决战，以阻击、伏击、袭击等手段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又令第1师在苏中发动攻势，连克蒋垛、黄桥、古溪等地，接着攻其必救，围攻日军混成第12旅团的巢穴泰州。日军得之于北，失之于南，被迫将“扫荡”苏北的大部分兵力南撤，对苏中进行报复“扫荡”。此时，陈毅又令北线的第3师和第1师第2旅乘机反攻，相机收复阜宁、湖垛、上冈、大中集、裕华等地。日军极为恐慌，又从苏中抽调兵力北返。这次反“扫荡”作战，新四军在一个多月里作战135次，灵活机动调动敌人，迫使日伪军顾此失彼，南北折返，疲于奔命。这135次战斗规模都不算大，但积小胜为大胜，共歼日伪军3800余人。
　　八年抗战，新四军共计对日伪军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人，俘虏日伪军12.42万余人，另有投诚、反正的日伪军5.4万余人。就歼灭敌人数来说，新四军少于八路军，更少于国民党军。但是，新四军的实力也少于八路军，更少于国民党军。有人说，不妨按人均计算一下战绩，新四军肯定不少。我认为，要理直气壮地宣传新四军的战绩，要将新四军的一个又一个小仗联系起来综合考察。
　　新四军的对日作战也有规模大的，而且在实战中不断积累经验，有发展有创造
　　新四军对日伪军的战斗并非都是“小打小闹”，也有规模比较大的，而且并非都是游击战。1941年10月陈毅在《我们应该采取的游击战术方针》一文中指出：“今后敌后环境中，以我根据地巩固的条件下，在我握有农村优势的条件下，对深入我区的敌伪孤立据点，应采取适当的可能的攻坚办法。”1944年3月5日的车桥战役，就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对日作战。新四军第1师采取攻坚和打援并举的战法，对淮安县东南的日军重要据点车桥镇发起突然进攻。新四军绕过外围，直取车桥，出奇制胜，只用一天一夜就攻克碉堡53座，收复车桥镇，并伏击日军的五批增援部队。此战共歼日军465人，伪军483人，其中俘日军24人，为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以来一次战斗俘日军最多的战例。战后日伪军被迫先后从曹甸、泾口等据点撤走，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车桥战役揭开了华中敌后对日反攻的序幕，此后的淮阴战役、淮安战役、高邮战役，都是轰轰烈烈的攻坚战。盐城战役则是军事强攻和政治瓦解的完美结合。
　　新四军在对日作战中不断总结和积累经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掌握得越来越好。反“清乡”斗争的过程，很能反映这种发展。
　　1941年7月1日，日伪在苏南东路的苏常太地区开始第一期“清乡”。因为是第一期，日伪准备充分，共调集日军3500人，伪军1.3万余人，还举办了伪军军官、特务人员和所谓师资人员的训练班。先是军事“清乡”，分水陆两路实施大范围的封锁，沿公路、河道扎起竹篱笆、铁丝网和电网，然后是梳篦式的进攻和搜索，对新四军进行血腥讨伐。接着是政治“清乡”，清查户口，编组保甲，组织“自卫团”。继之以经济“清乡”和思想“清乡”，实行统制物质和奴化教育，千方百计切断人民群众对新四军的支援和联系。
　　新四军因为不了解“清乡”和“扫荡”的区别，还是以老办法应对，主力跳出包围圈到外线作战，留少数部队在内线坚持。结果外线的袭击未能调动“清乡”区内的日伪军，内线坚持的部队处境异常困难，不得不分路突围，撤离苏常太根据地。
　　8月上旬，新四军第6师召开会议，总结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分区转移对付分区‘清乡’”的方针。9月16日，日伪军开始在澄锡虞地区实施第二期“清乡”。新四军和党政机关预有准备，均已转移，只留了游击队和秘密组织，使日伪军一再扑空。
　　1942年2月，日伪军在苏南西路的丹北地区开始第三期“清乡”。1943年3月，日伪军又在茅山、太滆、丹北地区开始第四期“清乡”。有了反“清乡”经验的新四军，斗争更加主动。一方面，发动群众火烧竹篱笆，破坏封锁线；团结地主士绅、帮会头领等，要求他们保持民族气节；争取伪军、伪警察和伪乡长，要求他们表面上应付日军，实际上为抗日出力。另一方面，主力和地方武装密切协同，以内线和外线穿插的战术，袭击“清乡”区内的日伪军据点。这两期“清乡”，日军都收获甚微。丹北地区始终起着长江南北交通枢纽的作用。
　　1943年7月，日伪又在苏中的通如启海地区开始“清乡”。有了苏南的经验教训引以为鉴，苏中的反“清乡”斗争更有准备，更应付自如。在坚持内线和外线结合武装斗争为主的同时，还采取秘密斗争、合法斗争等辅助斗争手段，出现了军民一齐出动，一夜之间火烧百余里竹篱笆的壮举。为了有利于原地坚持，斗争中还有许多创造。
　　新四军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能只看作战规模和歼敌人数
　　新四军战斗在南京、上海、杭州、徐州、武汉、合肥这些中心城市的周边地区。这些城市都是日军必须全力确保的战略要点。南京更是侵华日军总指挥部和伪中央政府所在地。新四军危及日伪的心脏，迫使日军16万人和伪军23万人困守华中占领区不得脱身，从而牵制了日伪军对正面战场的行动，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起到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作用。
　　新四军创建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块抗日根据地。鄂豫边根据地后来扩展到鄂、豫、皖、湘、赣五省边界地区。苏南根据地后来扩展到皖南、浙西部分地区。新四军在敌后建立这八块根据地，共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余万，占华中沦陷区人口的50%以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地区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本是日军赖以生存的人力物力补给基地。新四军将日军的后方变为前线，变为支援抗日作战的根据地，这就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企图和罪恶阴谋。
　　新四军还向国民党军提供了游击战的宝贵经验。1939年3月10日，叶挺、项英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呈报了一年工作报告。军政部长何应钦批示：“此报告颇有价值，可供我军战术研究之资料。”军令部次长刘斐批示：“报告内容依据实战经验得来，可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拟摘要列入教令。”6月7日，蒋介石致电叶挺、项英：“所呈各节颇有见地，已令择列教令，以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
　　抗日战争初期，新四军多次向国民党军介绍游击战的经验。例如，驻皖南的第51军举办军官训练班，邀请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讲授了游击战术。即使在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也向国民党军提供过经验。1943年3月，日伪军两万余人以水陆两路“扫荡”苏北挺进军。新四军“联抗”部队司令员黄逸峰主动派人送去建议，希望他们跳出包围圈，转移到外线，避免因地域狭窄回旋困难而遭损失。
　　新四军的游击战经验还传播到国外，成为盟军在敌后坚持抗日作战的借鉴。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埃文斯·卡尔逊，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情报官，到过华北战场，也访问过新四军，1942年被派往太平洋战场。由他指挥的第二突击支队，运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经验，开展岛屿游击战，成功袭击了马金岛。在菲律宾人民抗日军中，也有一个华侨组成的支队，运用新四军的游击战经验，依靠人民的支援，开展岛屿游击战，先后进行了大小战斗200余次。
　　总之，新四军在日、伪、顽夹击中浴血苦战，对抗日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不容否定的，理应光耀于史册，传颂于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