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我心中

新中国诞生那一年，我在上海考入虹口中学。1952年加入青年团，不久被选为支部书记。在党团组织的正确引导下，我勤奋学习，刻苦锻炼身体，决心毕业以后响应党的召唤，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党的事业贡献毕生精力。
　　不幸的是由于“反右”扩大化，1957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被划为“右派”。从此，上课我只能在后排旁听，工厂实习或社会活动不准参加，下课便急忙去完成打扫厕所和校内基建的脏活累活。熟悉的老师见了我不再搭理，好像不认识似的；同学则对我远而避之，生怕立场不稳被拖下水。我经常独自坐在校园深处的石凳上，面对深沉的夜空，想到自己未满20岁就成了人民的敌人，连家人都说我这辈子完了，因而尤感惊恐、孤独和悲伤。我还想到自己弟妹多，家贫寒，是靠助学金才从中学读到大学，没有共产党和新中国，我也不可能健康地成长并进入国家的重点大学，因此划“右”并未影响我对党的感激之情与养育之恩。两年后，我被遣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分在石河子的兵团工二师机修厂当钳工。这个厂虽然条件简陋，设备陈旧，但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指引下，除能大修拖拉机和工程机械，还可制造一些水利设备。兵团有着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使我从一开始走上工作岗位就受到严格的管理和优良作风的熏陶。当时政策规定，“右派”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厂里10天一休，还经常加班加点，谁也不计较什么报酬与待遇，我一心把精力扑在工作上。
　　看到自己能在技术岗位学以致用，我就感到很幸运了。因而，上班时干什么都充满热情，全力以赴，下班后有空就钻研技术，向老工人请教。没钱买书，我就到附近的农学院图书馆去抄资料。一场电影三角钱，我经常不看，抓紧时间自学。我特别注意结合本厂生产实际来钻研有关专业知识。如此边干边学，学以致用，收效较快，兴趣也越来越浓。由我负责的闸门启闭机项目制成后，工地再远我也要去现场安装调试。那时交通极为不便，往往要在客货混装、又有安全隐患的卡车上面坐几天才能到达。然而见到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水利设施可以确保农业收成，解决人们吃饭穿衣的紧迫问题，再苦再累也心甘了。看到机修间没有专用拆装工具，全靠工人锤打、棍撬，既费力费时又容易损伤机件，我就同大家商讨，设计出一系列拆装工具，收到了良好的使用效果。那成功的喜悦、特别是领导赞许的目光，把我激动得久久难以平静。接着，师党委来人宣布，摘去我的“右派”帽子，并任命为厂部技术员，这使我欣喜若狂，并衷心感谢党的挽救。
　　正当我准备在已有基础上更好地工作时，“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又被挂上“老右派”的牌子，经过批斗、游街，关入地窝子。身处艰难的险境，我闪过逃回上海的念头！细细一想，不行！父亲1937年就职于上海红十字会时加入国民党，抗战爆发后即赴前线，曾被日军俘虏，因有红十字会身份而放回。为此历史问题，他也在遭批斗。我若回去，全家都不会有好下场，看来，还是我自己来应付吧。1967年元旦刚过，我又被造反派清除出厂，下放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筑路工地去劳动。这里还在修筑新（疆）青（海）公路，大都穿行在人烟稀少的戈壁、沙丘和盐碱地带。我们吃粗粮、住帐篷。每天劳动10小时，没有假日，没有文化生活，连报纸、广播都见不到、听不着。也许是过去经历过非同寻常的磨砺，这时我就比较镇定了，反正我已下放到最底层，再放也放不下去了。于是要求自己尊重领导，安心劳动，同时寻找机会来发挥个人的技术特长。正巧全线有20余座桥梁要采用钻孔灌注桩的新工艺，直径1米的钢筋混凝土桥墩必须深入河床以下20米，才能确保桥梁的稳定与可靠。因而急需到内地购置大口径钻孔机，不但价格昂贵，而且大型机组运输不便（2010年，我单位为修建兰新高速铁路，购买的这种钻孔机每台400余万元）。由于我接触过小型钻机，又在上海交大接受了专业教育，就想设计一台人力推动的土钻机。我便直接跑到工程指挥部找党委书记，提出这一建议。他要我先绘图纸。经过半个月没日没夜的精心设计，我交出了大口径人力钻孔机的全套图纸。接着领导就派二名警卫“陪同”我去机械厂，按图纸制造。钻机制成运回工地，我便带着几十名工人开始了钻孔灌注桩的紧张作业。这种土钻机每班由20多人配合操作，人们全力推动钻杆，带着直径1米的桶式锥头旋入土层，满钻后提上锥头，卸土后又放下去钻，直到成孔为止。接着吊放钢筋笼，通过特制导管浇灌混凝土。完成一个灌注桩往往要连续作业好几天，非常辛苦，但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解决了问题。就这样，我们硬是以“蚂蚁啃骨头”的方式，前后历时4年，完成了建桥任务。指挥部党委为我记三等功一次，奖给中山装一套，还任命为机修队技术员。党的关怀使我深受鼓舞，我觉得祖国的每一块土地、每一个岗位都同样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只要你尊重领导、团结工友、刻苦钻研，不断创新，最后一定会有好结果。
　　1979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我收到上海交通大学对我错划为“右派”予以改正的通知，22年蒙冤受屈的日子到此结束，我为党在经历了曲折道路之后，终于排除万难，领导全国人民前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航道上，感到无比欢欣鼓舞。与此同时我也看到，“文革”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因而党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作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青年团员——党的后备军，越是在党困难的时候，越要和党站在一起，越要和党同呼吸共命运，于是我提出入党申请。当时还引起一阵非议，有人说“右派”入党不是党变色了吗？支部大会也开不下去了。然而，党组织和大多数党员对我进疆20年的表现还是了解的，几经曲折，1980年我被批准入党。面对来之不易的庄严时刻，我在党旗下宣誓：“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做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合格共产党员。”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下，我常年劳作在天山南北铁路、公路和水利电力的施工第一线，有了充分机会把自己的知识同本单位具体情况相结合，因地制宜去解决施工中的疑难问题，收到了可喜效果。1992年，经兵团党委推荐，我被批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我将此看作党对她忠诚儿女的最高奖赏。在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之际，我个人同祖国一样，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为自己后半生能够生活在今天这样生机勃勃的改革开放新时代而深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