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至1945年4月，晋东南太岳区沁源县8万多军民团结抗敌的山西沁源“围困战”，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雄踞太岳之巅、沁河之源的沁源县，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心腹地区，曾是太岳区领导机关的所在地。1942年以前，日军对此进行过多次“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的家在沁源县韩洪乡杭村，鬼子进村放火，屋里的母亲和残疾弟弟，被活活烧死，家族中共有8口人遇难。鬼子的残暴，并未使英雄的沁源人民屈服。
敌人每次“扫荡”，沁源县军民就以山地做掩护，英勇地打击敌人。日军屡次失败后，采取怀柔政策，把沁源划作“山区剿共实验区”，派兵进驻，妄图长期“驻剿”并诱骗群众“维持”，把太岳根据地变为敌占区。太岳地区党委针锋相对，撤出敌占据点的群众，造成无人区，围困鬼子。
1942年10月至11月，日军对岳北地区的冬季“扫荡”结束时，便留下伊藤大队主力，结合伪军一部，驻守沁源县城关及阎寨、中峪店、交口等据点，加紧修筑沁（源）屯（留）公路和二沁（沁县至沁源）大道、安（泽）沁（源）大道，妄图长期占领沁源，实施“清剿”，同时进行特务活动。面对这一严重情况，太岳区党委决定采取“围困战”的办法，断敌路、绝敌粮，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逼迫敌人退走。11月11日，太岳军区把38团从外线调回，执行长期围困沁源之敌的任务；11月18日组建了“沁源围困指挥部”，由李成芳任总指挥（后由38团团长蔡爱卿、参谋长李懋之相继任总指挥）、中共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任政委。他们按照地形条件和群众转移出来后的集结地区，将全县划分为11个“战区”，以38团全部和25团、59团一部及洪赵支队、沁源县游击大队参加，结合区分队和民兵等，组成13个游击集团，开始了群众性的围困敌人的斗争。在围困战中，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多次身临前线，亲自指挥部署，对取得斗争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沁源“围困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主要是造成“没有人民的地区”，围困日军伊藤大队。1942年10月至11月，留驻在沁源的伊藤大队，妄图以武力建立“维持会”，摧毁根据地。沁源军民首先是在以沁源为中心的安沁、二沁大道两旁，组织离据点5公里、离大道2.5公里以内20多个大村镇的3200多户、1.6万人大转移，实行空室清野，掩埋粮食，转移衣物，搬走家具，抽掉磨心、碾心，填掉水井，使日军处于没粮吃、没水喝、没柴烧的绝境，将其围困在一个“没有人民的地区”。转移出来的群众自己动手打窑洞，不到一个月，即打窑洞5000余孔，建立了新的居民点，并起了“正气沟”“坚定庄”等鼓舞人心的村名。太岳行署拨出救济粮11万公斤，贷款30万元；沁源县发放救济粮近11.25万斤；附近县的群众也争相援助，解决了食宿困难。第二，加强宣传。沁源县委提出“坚决不维持，与敌人斗争到底”“不赶走敌人决不回家”的口号。一方面发表《告人民书》，印发传单标语，传播胜利消息，揭露日伪诱骗阴谋，提高胜利信心；另一方面由县委书记、县长带领干部，深入敌占据点附近的村庄，动员群众与日伪作斗争，并举行反“维持”大会，全县8万人中没有一个村组织“维持会”，没有一个人当汉奸。第三，加紧对敌斗争。主力部队带领民兵，在敌人据点周围及公路两旁的山头上、山沟里，广泛开展麻雀战、冷枪战、地雷战，民兵用鸟枪、毛瑟枪、榆木炮等土造武器，围困袭扰，使敌人昼夜不得安宁。12月12日，38团、县游击大队和民兵在周西岭伏击由城关返回中峪店的日军驮骡运输队，歼灭中队长以下60余人，缴获全部物资、弹药和牲畜。15日，300多民兵配合25团一个班，深夜大闹阎寨日伪军据点，贴传单、立草人、埋地雷、鸣放土枪土炮、吹冲锋号，使得敌人惊恐万状。此外，围困指挥部还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了夺粮斗争，先后夺回粮食5.25万公斤。斗争中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沁源民兵共作战872次，毙伤敌444人，夺回牲口123头，羊1000多只。
第二阶段，从1943年1月至8月，主要是大战二沁补给线，围困日军斋藤大队。1月25日，敌第36师团之斋藤大队从沁县西伸，接替原驻沁源之伊藤大队后，即放弃了阎寨、中峪店二据点和安沁大道，集中力量守备沁源城关和交口镇二据点，其补给线只剩下二沁大道一条路。沁源军民针锋相对，继续保护群众春耕生产和破坏敌人的修路计划。围困指挥部组织了有200余民兵参加的12个“轮战队”，一部分战斗，一部分休整，轮换交替，配合基干武装在敌占点线周围，广泛开展地雷爆炸运动。同时，各游击部队昼夜袭击、封锁敌人。在部队和民兵的保护下，群众抢耕抢种，突击10天，将运输线两侧土地全部种完。原计划放弃的3万亩耕地抢种了2万余亩。在二沁大道上，日军每3天去沁县领一次给养，经常遭到沁源军民的伏击。二沁大道自修成以后，仅通了二三次汽车，被逼改骡马运输。从沁县到交口只有20公里，敌人通常要走1天时间。官军村郑士威、李德昌领导的民兵，在二沁大道上，一年内埋雷150余次，杀伤日伪军百余人。日伪军胆怯地把二沁大道称为“鬼门关”。
日军在政治上加强特务活动，在军事上采取远途奔袭战术，扬言要在1个月内完成“维持”计划。为打击日军的气焰，沁源军民1000余人于4月19日夜袭城关，毙伤日伪军100余人。6月1日，城关民兵史载辕、宋保元等，在38团主力部队的援助下，夜袭城关守敌中枢机关——日军大队部，解救出被俘群众142人，击毙日伪军32人。此后，游击部队和民兵经常进城内袭扰敌人。
沁源之敌为了分散我围困力量，曾派出1个中队进驻霍登，构筑据点，企图修通沁源至屯留的公路。太岳第一军分区25团一部结合民兵，于6月30日对霍登之敌连续袭击。从沁源至霍登的15公里运输线，日军1日之内就遭到7次伏击，1个月之内触雷40个，死伤100余人，致使霍登之敌被迫于8月3日窜回沁源城。
第三阶段，从1943年8月至1945年4月，主要是加强各项建设，全力围困敌人，迫使日军上奇大队狼狈逃窜。1943年8月，日军第36师团被调往太平洋作战，由新组成的第64旅团的上奇大队接替斋藤大队，只固守沁源城关和交口镇两个据点。此时沁源军民“劳武结合，游击生产”，组织劳武变工、互助代耕的抢收队、抢种队，在距敌0.25公里以外掀起秋季抢收抢种热潮，抢收抢种的耕地面积达4万亩。二是在尖锐的对敌斗争中抓紧进行减租减息等各项工作。三是正规部队带领民兵坚持围困斗争。1944年1月17日，毛泽东致电沁源县，祝贺沁源军民抗击日军的胜利，指出：“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同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向沁源军民致敬》。
从1942年10月到1944年底，沁源军民对日伪作战2730次，毙伤日伪军3078人，俘敌特汉奸245人，爆炸地雷589次，炸死炸伤日伪军940人，解救被俘群众1745人。1944年底至1945年初，沁源城日军被逼再次收缩阵地，被围困在沁源城西山头上不到半平方公里的圈子内垂死挣扎。
1945年春，太岳区军民决定对沁源守敌加紧围困。从3月14日开始，在沁源城与交口镇二据点周围及二沁大道上，用1.5万颗地雷封锁敌人，并且用灰土、柴草、圪针刺等铺盖伪装，明雷与暗雷结合，布成地雷阵。游击小组则挺进到敌人据点附近，以打冷枪、夜袭等手段，昼夜向敌进攻，使敌人不到1个月就踏响地雷300余颗。4月9日，敌人从沁源到河西村的2.5公里中，就触炸地雷60余颗。同日由沁县前往沁源救援之敌1000余人，在二沁大道触炸雷90余颗，受到重大杀伤。被围困的沁源日军终于无力顽抗下去，不得不依靠驻沁县日军的接应，于1945年4月11日狼狈逃窜。沁源县大队和民兵接着夜袭了王和镇据点，据点内100多伪军携枪起义。至此，鬼子逃离沁源县城，再也没能踏进一步。沁源军民两年半的围困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新华日报》（太岳版）发表社论指出：“沁源不是靠飞机大炮打下来的，它是靠8万老百姓和正规军、游击队、民兵的一致团结，经过长期围困与最后的围攻斗争，而将敌人赶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