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90年前油印的中共中央文件，标题是《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制定并颁发各地党组织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专门性文件。文件字数不多，全文引述如下：
“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一年以来，我们的党乘着革命的高潮，有突飞的发展，这自然是一件可喜的现象。但同时投机腐败分子之混入，也恐是一件难免的事，尤其在比较接近政权的地方或政治、军事工作较发展的地方，更易有此现象。不过因为我党指导机关的力量很强，所以这些投机分子尚不能动摇我党的政策，只是在个人生活上表现极坏的倾向，给党以很恶劣的影响，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这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且亦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此种分子近来各地均有发现，大会为此决议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望各级党部于接此信后，立即执行，并将结果具报中局，是为至要。”
文件标题上的“中央扩大会议”，指的是四届中央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 会议于1926年7月12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维汉、项英、彭述之、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还有各主要省区党组织的负责人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等。会议共有15项议程。陈独秀在会上作了《中央政治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等15项决议。扩大会还针对少数党员中出现的“贪官污吏化”倾向，讨论通过了坚决清洗混入党内的投机腐化分子的通告，于8月4日发出。
通告一开始就指出，革命潮流高涨之时，投机腐败分子跑到革命队伍中来是难免的；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党的腐化变质是必定的。结果是党组织“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同时强调，要“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只有这样“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通告在对投机分子的腐败行为予以谴责以后，“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且要求“立即执行，并将结果具报中局”。
这个通告发布于大革命的高潮中。1925年5月上海工人反日反英大罢工迎来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先是1925年2月日商内外棉八厂工人因为日本监工殴打中国女工而罢工，导致21家日商纱厂的3500多名工人总罢工。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30日那天，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开枪打死13名群众。之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接连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民众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由上海五卅惨案引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25年年初在上海召开中共四大时，全国仅有党员994人，到同年10月即增加到3000余人。10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认为3000名党员与党担负领导革命的重任很不相称，决定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到年底党员人数即达到1万人。到1926年7月，党员人数便增加到了1.3万多人。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多，一方面壮大了党的力量，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在革命的洪流中，社会上的投机分子，甚至大商人、反动政客和拥有重兵的高级军官“也来敲CP（即中共）的门”。一些党组织在发展党员中忽视了对要求入党人员的考察和教育，有的地方甚至突击发展，造成了“党员数量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的情况，甚至使得一些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为了清除混入党内的腐败分子，党的四届二次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