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30周年到来之际，又令我想起1978年春夏那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真理标准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我被调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党委成员，分管理论、教育、科技、文艺等专刊。这时我已年过半百，总想抓紧自己剩下不多的光阴好好干一阵，以弥补“文革”期间被耽误了的时间。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上任不久，却在这场讨论中闯了一个“大祸”，给我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
1978年5月11日，北京《光明日报》以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思想理论上冲击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北京和全国各地媒体纷纷发表消息、文章支持这一观点，在党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文汇报》编辑部的同志，尤其报社新的领导班子也很积极，也组织了一批稿件准备发表。但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和市委宣传部的主要负责同志受“两个凡是”错误的影响，对上海媒体下达了“不讨论、不表态、不发表文章”的“三不”规定，从而迫使报社把有关稿件全都打入冷宫，不能见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常识，现在怎么就不能宣传了呢？这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陷入无奈和苦闷。正在这时，邓小平同志于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那篇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讲话，精辟阐述了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并尖锐批评“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我们看了这个讲话，精神为之一振，受到极大鼓舞。文汇报党委为此又决定由我同理论部几位同志下去召开座谈会，听取人们对讲话的反映，就真理标准问题再组织宣传报道。我们几个同志怀着很大的热情，先后深入机关、企业、学校、农村等六七个单位举行座谈。根据几次座谈情况很快整理了一份题为《对待“高举”问题的一些思想反映》，刊登在当年7月10日的《文汇报》编印的第86期《情况反映》上。这个材料反映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据一个单位举办的政工干部学习班分析，党员干部中对讲话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坚决拥护，认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真正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同志，约占百分之三十；第二种是表示理解，但理论上讲不清楚的，约占百分之六十；第三种，持怀疑、抵触甚至反对的，是少数。
《文汇报》出版的《情况反映》，分发范围很有限，仅供中央、市委领导同志参考。就是这样一份内部材料，触动了当时市委和市委宣传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他们激怒了。这个材料发出的第二、第三天，即7月12日、13日，市委连续两个下午举行常委会，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在讲话中针对这个材料多次声色俱厉地进行批评和指责。《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据马达回来传达，批评的主要内容是：“你们为什么要发这样的情况？你们的情况反映是上报中央政治局的，发这样的情况是挑拨中央，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你作为总编辑，看不看稿子，是不是睡大觉了？把这些东西上报中央，你们是什么意思？你们不要受人利用，上人家的当。你们不要干这种事，挑拨中央的关系嘛！那是要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市委宣传部主要负责同志还责成文汇报党委就此作出检查。
说实在的，除了“文革”期间造反派给我戴了一大堆帽子外，我还从来没有受到组织上如此严厉、骇人的指责。我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通，当即给市委宣传部主要负责同志打电话，要求约谈。他却推托有事，以后再谈。不久，我得知对真理标准讨论问题的严重分歧，其源来自北京最高领导层，也就不再计较个人的是非，而是密切关注这场讨论的结局了。
在这期间，中国政治气候日益凸显出这样奇特的景象：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真理标准的讨论势不可挡地深入展开；而另一方面，作为全国最大、有着重要影响的城市上海，对此依然按兵不动，默不作声。一些忧国忧民、支持这场讨论的同志对此不解、不满，见了面就询问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有的甚至愤然道：党的报纸任务就是传播真理的，上海的报纸对真理标准却不宣传，真是岂有此理！
1978年9月，市委主要领导同志随邓小平同志去朝鲜访问。在这期间，主持市委宣传部日常工作的洪泽同志对上述状况实在耐不住了，经征得市委分管书记王一平同志的同意，指示《文汇报》选登有关这方面的一些稿件。这样，《文汇报》经慎重选择，于9月16日在头版和第三版的显著地位分别刊登了复旦大学党委举办党员干部学习班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新闻和虞丹同志谈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论文，在上海率先冲破了“三不准”的规定。这条新闻和这篇文章都很有分量，当天清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就作了广播。真理标准的讨论从此在浦江两岸逐步展开，谁也阻挡不住了。
12月，建国后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为时半年多的真理标准讨论为这次全会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提供了思想理论准备。这次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真理标准讨论，全党对此取得了共识。
现在，真理标准讨论已经过去了30年，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就会更加认识到30年前那场历史性大讨论该有何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作者有幸亲历了这场讨论，真是终生受益。那段不愉快的遭遇，使作者切身体会到“两个凡是”的危害。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这句话实在是至理名言。任何理论，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常青的生活之树相结合，那就会失去生机和活力，成为灰色。完全可以这样说，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将继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2年的整风运动之后，记载在中国近现代革命思想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