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群众实事求是

生于1884年的谢觉哉同志，是封建旧中国科举考试的最末一科秀才。早在1925年，他就加入了共产党，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中，谢老先后担任过湘鄂西苏区省委政治秘书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陕甘宁参议会副议长等职。
      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离开我们已几十年了。今天，我们追怀谢觉哉同志光辉的一生，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谢老在他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事事处处为民亲民的高尚风范和一贯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老出任首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他上任碰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1949到1950年遍及十六个省区的大水灾。谢老为此专门找毛主席作了汇报后，提出“不许饿死一个人”的口号。对此，谢老解释说：“这是动员口号，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他亲自主持召集了中央各有关部门的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充分认识到“救灾是关系到成百万人民的生死问题，我们必须彻底负责”，内务部要“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对由内务部下拨的每一笔救灾粮款，谢老都要亲自过问，亲自签发。每一个派出去的工作组回京，谢老都立即找他们询问，了解灾区情况：见了灾民没有？有浮肿的没有？有外出逃荒的没有？还有什么问题？
      在担任内务部长期间，谢老经常深入灾区，视察灾情，访贫问苦，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发现问题及时解决。1955年6月，谢老到山东视察灾区。在路途中，每遇上群众整修河堤的地方，他总会停下来向群众调查研究，询问他们受灾情况和生产生活上存在的问题。在一处黄河堤坝出现险情的地方，数百名群众正在抢险固堤，谢老走进抢险队伍，亲切地握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的手问道：“你多大年纪了，也来修堤防灾？”那位老人热泪盈眶地抚摸着谢老的胡须说：“咱俩的年纪不相上下吧？你能亲自来看我们真不容易啊！”谢老紧搂着老人的肩膀向他询问当地的灾情的情景，使在场的群众与随行人员深受感动。在当地，谢老不仅听取了地方政府领导的汇报，还亲自访问了周围受灾群众和困难户。一天，他乘大家吃午饭时，悄悄离开专署机关，随意走进一户群众家里。这家大小七口人，正围在一起吃饭，见来人不是当地干部，气氛有点紧张，急忙将正在吃的饭藏了起来。谢老拉住主人的手风趣地说：“我们还没有吃饭呢，让我们在你家一起吃吧！”主人要另做饭，谢老执意要同他们一起吃刚才他们吃的饭，主妇只好端来。吃着这饭，谢老感到难以下咽，经再三询问，才知道这是用棉花籽和红苕面拌在一起做的。女主人说着，禁不住哭了起来，几个孩子也跟着哭出声来。谢老安慰他们说：困难是暂时的，要相信共产党和政府一定会安排好群众的生活，要挺起腰战胜困难。临出门时，谢老向主人要了一点刚才吃的饭，包在手帕里，装进衣袋，带回机关后，让大家都来看看。
      谢老一生朴素，对干部和群众关心体贴，亲切和蔼。进城以后，依然如故。当时，内务部机关设在原清朝的一个王府内，房子十分陈旧，有人主张改建或大修。谢老不同意。他说：“房子只要不塌、不漏就可以住人，维修一下就可以了。”还有人提出要修办公大楼，谢老明确表态说：“只要我在内务部，你们就别想盖大楼，现在又不是没有地方办公。”
      有些人认为“进城了”，“我参加革命多年了，有功，应该得到报酬”。对此，谢老指出：共产党是一个进步的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一定要保持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时刻不脱离群众。谢老规定，内务部从部长、副部长、司局长都要亲自接待群众来访，每星期至少一次。一次，谢老接待来访时，一位老年人来访，不知讲到什么事，伤心地哭了起来。谢老一边劝慰，一边让通信员给这位老人倒了杯水，请他歇一会儿再讲。老人非常激动，拉着谢老的手说：“你这个老同志真好，一时即使解决不了问题，我心里也舒服啊！”
      1956年5月，谢老重返延安视察访问。到延安几天后，他的秘书因病住进了医院。那天谢老去医院看望时，发现住院病人的家属都在病房门口自设炉灶，起火做饭，整个医院烟雾腾腾。他便叮嘱秘书边住院治病，边了解群众看病的困难，并要他出院时写个调查报告。秘书遵照他的意见，向其他病人和家属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出院时写出了调查报告，以大量事实说明，住院费、医药费和生活费过高，群众没钱治病，更吃不起医院的饭，只能自己设灶做饭。根据调查报告，谢老向延安地委和专署直至陕西省委负责人谈了如何改进和整顿医疗工作的意见，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关注，经过整顿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延安群众看病难的问题。谢老还将自己在延安视察所见，向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要求中央研究减轻陕北老区人民的负担问题。毛主席在给谢老的亲笔回信中，称赞谢老重访延安做了件好事。之后，中央对延安老区采取了一些适当的措施。
      谢老长期从事司法工作，在办案中，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早在延安时期，曾发生一起要案，主犯是个有革命资历的大人物。谢老根据事实和法律，坚持要对这个人判刑，但有些人却以权势向谢老压来。谢老并不屈从，坚持不改主张，同时把他的观点和处置意见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给谢老回信，明确表示不管犯错误的是何等样的人，原则立场我们决不能放松。谢老会同边区司法机关，对此人依法作出了判决。对处理这起案子，谢老曾深有体会地说：不遵守法令的，大都是公务人员，因为这些人有职有权，认为地方政府管不了他们。为此谢老重申以后对这类案子要坚持“应罚的罚，应拘的拘，任何人的威胁，不屈；任何大头子的说情，不理。要硬起颈骨来”。
      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谢老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上任后，谢老通过深入的调查，了解到当时“左”的思想已给法院工作造成很大的危害。5月中旬，他在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者大会上，向代表们提出，“要恢复法院正常审判制度”，“要把案子办得更准确、更细致、更踏实，做到不纵、不宽、不漏、不错”。
      谢老到最高法院后，发现当时的电报审批很不负责任，也违背了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为此，他提出根据电报报案审批的做法是不慎重的，最高人民法院一定要看案卷。谢老一面细致地做好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一面向中央请示，很快便得到中央批准。经过十年动乱，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谢老那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多么可贵！
      在最高法院任职期间，谢老提倡从上到下都要重视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核心思想就是尽可能做到实事求是。谢老自己身先士卒，经常深入各省市法院系统视察、实地调查研究。1962年5月，谢老视察西安。他在抽调的案卷中看到王某反革命一案，案卷上写着“趁我党整风之机，先后向毛主席、周总理及人大常委会等写了十几封信，谩骂我党革命领袖，攻击各项政策”等罪行，王因不服，屡次上诉，直至给最高法院写“控诉书”，市法院拟判死刑，省人民法院决定改判无期徒刑。谢老看完案卷中的全部材料说：“宪法有规定，人民有通信自由。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有不同意见，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有什么罪？为什么反映问题就要判刑？”他主张改判无罪释放。
      对谢老这个建议，陕西省和西安市法院有关人员争论很大。在那年月，要将一个层层加码直到判无期徒刑的犯人改为无罪释放，谈何容易。谢老把法院的同志请来交换意见，开诚布公地提出自己的想法。通过反复争论，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将王某由无期徒刑改判无罪释放。但承办此案的同志怕负责任，特地在案卷上注明：“这是谢觉哉同志在这里讲的，这个案子判错了，所以要改。”事后，谢老在一次同党员干部讲话时意味深长地说：“为什么要这样写？就是准备反右倾时，反不到他。这就叫做宁‘左’勿右，将实事求是丢在一边了。”
      在经过一系列调查研究和就地解决一些问题后，谢老于1961年8月3日，在北戴河亲笔给刘少奇主席写了一封信，较系统地汇报全国各地法院近年来存在的诸如混淆两类矛盾、量刑过重、审判作风粗糙等一些主要问题，并提出八条急需采取的措施。在当时那种“左”的思潮影响下，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主张，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林彪、“四人帮”一伙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批判谢老1961年写给刘少奇的那封信，掀起了一股浊浪，一度甚至连谢老的夫人王定国也被打为“叛徒”，关进了“学习班”。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建议他给毛主席写封信。谢老心地坦然地说：“我一生光明正大，可以‘敞开心肺给人看’，写什么信!”一天，一群“造反派”闯进谢老家里，要他证实贺龙是“土匪”。谢老义正辞严地说：“只有国民党才说贺龙是土匪。贺龙为党打了几十年仗，怎么能用国民党的话来诬蔑贺龙同志。要我证明，就这几句，你们记下，我签字。”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同志与世长辞。1980年6月15日，根据中央决定，谢老的骨灰盒上，覆盖了中国共产党党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