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华中对全国有绝大意义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会议认为日军侵占武汉、广州后，60万兵力要维护200万平方公里的占领区，应付绵延数千公里长的战线，兵力已显严重不足；经济上已消耗了近百亿日元，财力日趋拮据；政治上遭到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人民的强烈反对，陷入空前孤立境地。这就迫使它不得不改变战略，基本停止对正面战场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而以主要兵力转向维护占领地区的安全。因此，全国抗日战争将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向战略相持阶段过渡。会议认为敌后游击战争将要成为抗战的主要形式，敌后战场将逐渐上升为抗日的主战场。为此，共产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发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全会根据敌后游击战争发展的不同情况，确定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会后成立了中原局和南方局，改东南分局为东南局。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项英任东南局书记。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对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和团结抗战具有深远意义。
　　一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所以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首先是要在敌人大量回师以前求得发展。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在华中“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困难”。其次是华中地区有发展的空间。1939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了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后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派大臣及大将到华北部署大的进攻，将来趋势我们经济将更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区也将缩小。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再次是华中地区战略地位重要。1939年4日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中说：“在华北则过去已有大量发展，现在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因此，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为此，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于1939年6月22日发出指示：华北八路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巩固，“而在华中方面，中心是在发展”。
　　除了日军回师占领区外，正面战场压力减轻的国民党军，喘过气来后，吸取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大发展的教训，也在注意敌后地区的控制，积极搜罗游杂武装，力图恢复旧政权，多方限制新四军向划定地区范围以外发展。如不尽快发展，新四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将面临日、顽夹击的局面。
　　二
　　为了实现“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在组织上、军事上、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撤销以王明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代替对新四军的指导。
　　王明当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民党军的阵地战和运动战上，在国民党军向大后方撤退时，没有及时抓住时机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他轻视游击战争，说“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撤掉王明长江局书记职务，就减少了党内贯彻发展华中方针的阻力，且有利于消除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有利于新四军和华中地区独立自主地发展群众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建立抗日根据地。
　　二、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派刘少奇来华中加强对贯彻“发展华中”战略方针的领导。刘少奇来华中后，担负起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苏、皖、豫、鄂地区党的领导工作。针对华中的情况，他提出要敢于反摩擦，要放手发展抗日武装，要独立自主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他认为整个华中敌后，新四军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鄂豫边、豫东、苏北，而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苏北。他建议调八路军一部南下，江南新四军北上，合力解决苏北问题。这些主张在华中敌后地区的三角斗争中，为推动华中工作转变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对贯彻“发展华中”方针起了关键作用。
　　三、派周恩来到皖南，统一新四军主要领导干部的思想。周恩来于1939年春到皖南，向新四军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统一新四军领导干部的思想。周恩来分析形势时指出，“我方的政策已转到要重视敌人后方。在新阶段中，我们抗战的中心放在敌后，在敌人占领区开展游击战，实施新的政治纲领，整理地方武装，跟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争胜利”，才能挫败敌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周恩来特别强调，新四军“愈向敌人的后方，愈能得到发展的机会”。周恩来经与新四军领导人共同商定，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发展方针。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这对贯彻“发展华中”方针起了实际的推动作用。
　　四、抽调八路军南下协同新四军“发展华中”。1940年3月16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出“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现正派队向雪枫、胡服两区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联系。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难了。故提议调三四四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边，使蒋、卫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确实巩固”。毛泽东认为八路军主力一部南下华中，既有助于“发展华中”，又有利于“巩固华北”。3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电示：“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4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出：“我八路军有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反动派进攻，消灭投降反共势力，建立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此根据地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战略意图的具体化。
　　三
　　陈毅率部“向北发展，向东作战”。陈毅在皖南送走周恩来回到苏南后，立即部署了两项军事行动。一是于1939年4月，派新四军第二团一部配合挺进纵队，赶走了盘踞扬中的土匪武装贾长富团，控制了扬中和新老洲，沟通了镇江东乡和江都大桥地区的联系，为新四军大部队向长江以北发展，架起一块天然的跳板。稍后，陈毅又利用帮助李明扬从苏南运送子弹的机会，派张道庸(陶勇)、卢胜率第四团团部和第二营，进入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活动，这是苏南新四军进入江北的第一支主力部队，是新四军向北发展的开始。二是于1939年5月派叶飞率第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挺进苏南东路地区，与当地共产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结合，开辟了苏常泰、澄锡虞抗日游击根据地，一直打到上海近郊虹桥机场，搜集、缴获了大批武器，改善了部队的装备，部队也由东进时的1000余人，发展到6000余人，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
　　叶挺过江整理江北部队。1939年3月29日，叶挺致电蒋介石，要求在江北组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3月31日蒋介石复电批准。中共中央得知这一信息后，认为这是“发展华中”的重要机遇，指示“我应利用此机会来作发展的布置”，提出“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因此，仅张云逸同志还不够，应有大将主持。我们提议，或者项英同志来华中，把新四军直接领导委托叶挺、陈、袁等同志，或者调陈毅同志来华中主持指挥部”。叶挺率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一行于4月下旬过江，于5月上旬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江北指挥部指挥。中共中央于6月15日派徐海东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江北部队扩编为第四、第五支队。
　　八路军南下协同新四军“发展华中”。1940年6月，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两个旅1.2万人南下来到华中。刘少奇根据“发展华中”的战略要求，向黄克诚说明：“我华中各部迫切需要取得苏北，建立巩固的总的根据地与后方，以便开办学校，开办工厂，安插伤兵，建立财政等，这对我长期坚持华中抗战和发展有决定的意义。”黄克诚遵命率部于9月进入苏北地区，在拔除日伪据点、击退反共顽固派的阻拦后，建立了淮海区专员公署和涟水、淮阴、泗阳、东海、灌云、宿迁、沭宿海、涟灌阜等8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当黄桥战役打响后，黄克诚率部分多路日夜兼程南下，连克东坎、八滩、佃湖、东沟、益林、阜宁、苏家嘴、建阳、湖垛、沟墩等城镇，直下盐城，与陈毅、粟裕部形成对韩德勤部的夹击之势，对黄桥作战起了积极的战略配合作用。
　　苏南陈毅、粟裕部渡江北上，黄桥一战为“发展华中”奠定了基础。1940年春，皖东定远、半塔反顽斗争胜利后，毛泽东、王稼祥于1940年3月29日致电八路军的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的胡服、项英，为“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郭村战斗后，新四军江南部队主力北渡，实现了兵力集中，这对以后的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有着重要意义。黄桥一战，陈毅、粟裕部以7000人马，打败反共顽固派韩德勤部的3万人的进攻，歼其1.1万余人。黄桥一战的结果造成了新四军和八路军胜利携手苏北的局面，改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华中敌后的地位，基本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为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中共中央书记处10月17日指出：“此次陈毅、黄克诚两军大胜，苏北大部为我占领并联成一片，此为华中最大一块根据地，对全国有绝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