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院士

今年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而且是连任。远在上海的妻子、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获知消息后说：“他这个人比较认真，而我们两个人又长年不在一起，希望他在工作之余，要注意身体。”寥寥数语，关爱在心……
　　实验室里萌生的爱情
      1951年，我出生在上海卢湾区太仓路一个石库门弄堂里。“文革”开始后，刚满17岁的我不得不来到上海第五丝织厂当了一名纺织工人。
　　1972年的一天，厂领导突然告诉我：“厂里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推荐你去。”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就这样我结束了纺织女工的生活，迈入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开始了大学生活。3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了上海瑞金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
      全国研究生考试恢复后，我毅然选择了深造这条路。我一边上班，一边紧张地复习。就像刚上大学时一样，我知道自己基础薄弱，惟一的法宝便是比别人更加努力。最后在600多名考生中，我考了第二名，终于成为著名血液病专家王振义教授招的硕士研究生。
      王振义教授的另一名研究生名叫陈竺。由于我们都师从同一个教授，所以在后来的接触中，我才慢慢了解到陈竺的一些情况。

陈竺比我小两岁，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现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教授。1970年，17岁的他初中毕业后到江西农村插队。
      从小受父母的熏陶，陈竺一直喜欢医学，他希望有机会能做一名医生。在农村的几年里，陈竺深切地感到，“修地球”光靠热情是修不好的，国家要富强，必须靠知识和文化。白天，陈竺和其他知青一起在田间劳动；晚上，他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光，看父母从上海寄来的医学书或者英语书。当地的老乡都记得，陈竺的蚊帐被煤油灯熏得乌黑，有次还差点烧着了。 　　
　　陈竺学习英语的方式很“独特”。他看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这使得他安全地度过了检查。他从每月7元的生活费里省出一元买《中国建设》，从中找出医学报道，自己翻译成英文，寄回上海给父亲，父亲修改后再回寄给他。 　　
　　1974年，在江西信丰县山香村待了4年的陈竺，成了当地的一名赤脚医生。当地老乡对他评价很好，个个都说他医术好、心肠热。当赤脚医生一年后，在当地领导的推荐下，陈竺来到江西省上饶卫生学校读书，两年后他毕业留校任教。因为他专业知识扎实，业务出色，很快，他得到学校领导推荐来到上海瑞金医院进修。
      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的第一年，只有中专学历的陈竺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以专业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得知这些情况后，我对陈竺产生了一些敬意。
      我和陈竺的爱情缘自实验室，准确地说，缘于我们导师王振义教授的一句话。王教授曾这样对人说：“赛娟不逊于陈竺，不远的将来，她肯定也会成为一名院士。”当时我和陈竺都是王教授带的研究生，陈竺是男子汉，对王教授的预言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想：看谁比谁强，走着瞧！他这样的心思，自然被我看在了眼里，内心里只是笑笑。
　　我和陈竺当时的全部想法，就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和资源来学习。陈竺话语不多，很深沉。工作之余我有时很想同他聊聊天，可他只知道埋头做实验，闲下来就看书，没有主动和我说话的意思。日子一久，我心想：我是个女孩子，你不和我说话，我也懒得开口，但这并不代表我这个第二名应该向你认输。后来和陈竺相处久了，我们之间的话也慢慢多起来，我渐渐地发现陈竺是个挺风趣的人。
　　永远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我们工作完，教授因事离开后，我和陈竺坐在实验室门前的小院子里乘凉，喝着清茶，各自说着自己的过去。
　　那是我们在工作外的第一次长谈。陈竺告诉我，他的起点也不高，条件甚至比我还差，事实上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后来在插队落户时通过自学，也才得个中专文凭……朴实、坦诚、勤奋……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发现自己和他有着许多相同的特质，并被他深深吸引，产生了难以言传的好感。渐渐地，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繁忙的工作和实验之余，陈竺管不住自己的眼睛了，有事没事就往我这边瞅，就连王教授都看出了名堂，常常轻咳一声，要他专心做实验，闹得我一个大红脸。捅破了这层纸，陈竺胆子越发大起来，只要有时间和机会，他一定拉我去听音乐会，或到外滩散步。我没法拒绝，也不想拒绝……   
　　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和陈竺都留校工作。也就在这一年，我和陈竺的爱情修成正果，我们步入了婚姻的红地毯。
　　毕业论文扉页写着 “献给我的祖国”
      1984年，陈竺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优异的法语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赴法国担任住院医生的人选，当时他主攻的方向是血液学。
　　在法国求学时，他经常到相邻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串门”，因此对分子生物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后，陈竺决定暂时放下手头研究的课题，开始分子生物学的学习和研究，填补我国这个领域的空白。就这样他专攻分子生物学，并成为了巴黎圣·路易医院血液学中心实验室的博士。
      两年后，我将2岁的儿子留在国内，来到陈竺所在的实验室攻读细胞遗传学博士学位，师从国际著名的细胞遗传学家贝尔杰克先生。贝尔杰克先生此前从未接受过一个博士生，更不要说外国学生了。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恳切要求，并在工作中逐步显示出自己的能力，终于感动了这位国际著名细胞遗传学专家。
      从此，研究白血病成了我一生追求的事业。科学研究是一项非常艰苦而且枯燥的工作。在法国的日日夜夜，我不知疲倦地工作，一次次陷入困境，一次次推倒重来。经常是已经半夜了，可实验台上还摆满了一大堆试管，难以收工。这时，白血病人们的目光一次次浮现在我眼前，好强自尊的我不得不咬牙坚持下去。几年里，我发表了6篇高水平的论文，在白血病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被法国同行誉为“突破性”的成果——在一种最凶险的急性白血病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分子改变，成为该类白血病的特异标志。我先后在国际著名的《核酸研究》、《癌基因》、《血液》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并且以“最佳评分”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法国科学博士学位。
　　我的法国导师开玩笑地对别人说：“我不能直接称她是居里夫人，但她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女性。”
      同在血液学领域艰苦跋涉，我和陈竺来不及看法国浪漫的风景，就日夜不分地为科学痛苦、争论，甚至对峙。可痛苦换来了莫大的成功，我们在白血病分子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被法国同行称道的“突破性成果”。
      虽然拿到了奖学金，但我和陈竺的生活并不宽裕，因为只要有中国的留学生找去，我们都不惜倾囊相助，为同胞安排好食宿。
　　紧张的求学生活，使得我和丈夫很少有时间和留在国内的儿子交流。1987年，我和陈竺随法国代表团访华，没有想到，回到家中，却发现自己年幼的儿子根本不认识我们。
      陈竺的博士毕业论文扉页上写有工整的楷体字“献给我的祖国”。他说：“要让科研成果长在自己的国土上。” 　　
      1989年，我们决定启程回国。法国的导师知道后极力劝我们留下来，并承诺会有更好的条件和前景。这年7月3日，陈竺和我带着一个大箱子从巴黎乘飞机回到上海。箱子里全是法国同事送的科研试剂，还有用导师专门为我们从法国抗癌基金会申请的10万法郎购买的科研器材。
      志同道合的我们在家里争吵常常不断。1990年的一天，我向陈竺报喜：血癌细胞中发现了一个染色体新的畸变。陈竺听后，竟满腹怀疑：“你搞错了吧，从没见到文献上有此报道。”
　　我说：“我相信自己的眼睛。”
　　陈竺固执地说：“这是常见畸变的不典型表现。”
　　我火了：“你睁大眼睛看看！”
　　可睁大了眼睛的陈竺看后还是不信。
      我们反复求证，结果，陈竺输了。他说：“祝贺你！”在我耳中，这3个字变成了甜甜的“我爱你”。
　　一年后，我和丈夫再度携手冲刺，一起来到了肿瘤分化诱导疗法的国际权威——纽约西奈山医院实验室。可美方只给陈竺一人提供了岗位，而我则成了一名“志愿打工者”，所有的待遇就是一张免费午餐券，有时去领餐还会遭到服务小姐鄙夷的目光。尽管如此，可我却靠着扎实的工作、出色的成绩赢得了美国人的尊重。
　　“海归夫妻”回国搞科研
      回国后，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我们这对“海归夫妻”一起拼命努力，坚持做实验，研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发现，有的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陈竺曾经像“流浪汉一样”骑着自行车运送“贵重娇嫩”的标本，我更是心疼地看着国外带回来的试剂因没有低温冰箱而报废。这时，瑞金医院、上海二医大等及时伸出了热情的手：在当时房源极困难的情况下，医院腾出两间屋子给我们建实验室；院方还特批给实验室一台低温冰箱；人员，要谁给谁，全是精兵强将；同时，上海市科委、市教委的科研经费也源源而来。1994年，上海二医大更是创造条件，让陈竺走出上海，与哈尔滨医科大学进行合作，投入癌细胞凋亡机理的攻坚战中，并迅速取得了累累硕果。
      在这其中，最令我和陈竺感激的是，恩师王振义教授主动让贤，几次跑去找院领导，要求辞去血研所所长一职，让年轻的陈竺来“掌舵”。
      我们夫妇多年的科研攀登路上，始终有王振义教授的相提相携和深切关注。我们取得的科研成就有目共睹，而王教授则赞赏我们的“科研品格”。他说我和陈竺都愿意把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科技概念、手段，拿到国内来“开花结果”。回国后，不把国外取得的那些成绩作为“资本”，伸手要各种待遇，而是全力以赴搞科研，对领导提出的惟一要求是希望改善实验室条件。

为了科研，陈竺放弃了自己的许多爱好。他说，科学家都特别珍惜时间，因为科学研究也如体育竞赛，你必须去争先。在他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上下班之分，也没有工作日与节假日之别。由于我们夫妻研究的领域很接近，但想法却是经常不一致，实验室里的争论往往会带回到家里。为了保证在家里有片刻的放松，有一阵子，我们只好约法三章：在家不准争论科研上的事。当然，这样的约法也是很难执行的。因为我事业心强、个性强、性子急，我和丈夫面红耳赤地争到底，是家常便饭的事。
      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白血病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重要的白血病病种，患者有特异的染色体易位。研究发现，位于15号染色体上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基因与17号染色体上维甲酸受体α基因形成特殊的融合基因，这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特异的分子标志，并以此阐明了疾病的发病原理和运用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的分子机理。
      没有喘息一下，陈竺和我又投入了新的攻关项目。我们与国外先进实验室合作克隆了上述两个基因，并对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微小残余病变进行检测，有效地指导了临床的治疗。这一发现为千千万万的病人打开了一条通向生命的希望之路，使我国白血病基础理论研究跨入世界领先行列。
      1995年，陈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他担任了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成为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由于在血液学、分子生物学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陈竺获得了法国抗癌联盟卢瓦兹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个奖项，并成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法国科学院院士。
　　鲜花和硕果之路
　　一位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患者在接受常规治疗后未见好转，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发现该患者与其他患者不同，具有一种变异型的染色体，累及11号染色体。我没有放过，紧紧地盯了一年多，终于弄清楚了，原来是17号染色体的维甲酸受体α基因与位于11号染色体上的一个新的人类基因发生融合。我继而克隆了这一新基因，将此基因命名为早幼粒细胞白血病锌指蛋白基因，实现了当时我国生物医学领域中人类疾病新基因克隆零的突破。这一发现在国际学术界发表后引起轰动。此后，美国、法国等国的同行遇到同种病例都要专程送到中国，请我们过目后才放心。
　　我和丈夫与导师王振义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努力，终于找到了应用全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进行诱导分化、凋亡疗法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的最佳方法。在我们的带领下，上海瑞金医院在白血病患者的诊疗数量、生存率上都处于国际前列。
      在国内的这些年，是“海归夫妻”不断创造佳绩的岁月，我们领衔的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的科研成就令人震惊，居于该领域的世界第一高度！多年来，我们夫妻和我们的同事摘下了世界上癌症研究最高级别的多项桂冠。几年前，当西奈山医院实验室的教授来上海看望我们时，曾感慨地说：“过去你们是我的学生，而今，在你们创新的研究和治疗方法面前，我是你们的学生。”
      2000年10月，陈竺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主管生物技术局和国际合作局。从此我们开始了长期的两地生活。
      2003年春，非典在广东开始肆虐，而后蔓延到全国。陈竺看到了这种病情的可怕，于是组织科研人员对其进行研究。5月，国家防治非典科技公关领导小组成立了，中科院副院长陈竺提供了自己的意见，被任命为副组长。接着，他带领12名专家，奔赴非典的起源地和重灾区广州和香港。在广东，陈竺面戴口罩，两天内走遍了所有的重灾区，考察了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等隔离病房，最快拿到了非典病源标本，使得中科院最早公布了非典的病源基因结构。
　　在香港，由于对非典并不了解，人们情绪恐慌。陈竺和香港政府、医学界专家见面后，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把非典可能的发病原因、传播途径、注意事项等通过媒体告知了市民，缓和了恐慌情绪。
　　2003年7月，非典疫情平息。在所有人终于松口气的时候，陈竺联合21名院士上书国务院，呼吁加大公共卫生研究、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等议案。 　
      这一年，作为“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提名奖”成员，我有幸参加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举行的盛大颁奖仪式。评委会主席、1974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克里斯蒂昂·得杜夫教授在评审工作中作了这样的评价：“通过她的研究工作，使我们有机会了解中国女性的科学见地和敬业精神，她的研究对于世界科学的进步至关重要。”出席这次盛会，我感触最深的是真正体会到了“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这句名言的内涵，感到自己回国创业的路是走对了，只有在自己的国家所获得的科研成果，才能真正代表祖国。
      前两年，一个3岁的白血病男孩问我：“陈医生，电视里有人得白血病死了。”闻听此言，我的心一沉：“我们这些医生真无能呀！”
      2003年，在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我采用新方法成功治疗了20位初发患者且无一复发。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治愈这种白血病了。这在白血病治疗中是前所未有的成绩。
      2004年1月，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此时，在北京工作的丈夫陈竺破天荒地一日之间给我发了两封电子邮件向我祝贺，并真诚感谢国家、学校、医院给我们创造的优越条件。
      这一刻，我感觉到自己是美丽的更是幸福的女人。    
      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决定，任命陈竺为卫生部部长。2008年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竺再次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
　　担任卫生部部长，责任重于泰山。我知道他是一个为了工作而忘记自己的人，不管干什么事情，他都会尽力干得很出色的。这也是我能和他志同道合的真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