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知青的心声

知识青年个普通名词，对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时正值初中、高中的一代人来说，它已成为一个“特定名词”，简称“知青”。这个词汇，与“插队落户”、“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等一起，伴随着我们度过了本应是最快乐、最充满梦想的美好时光……
      最近，在网上看到上海美术馆曾在5月中旬举行了一场为期10天的《青春叙事·知青油画邀请展》，据说参展的人很多很多，大部分都是当年的知青。遗憾的是我没有及时得到消息，未能去看那个画展，但当在网上看到这幅画时，心头突然感到震颤，画上在麦田里熟睡的姑娘有一点像年轻时代的自己，她把我拉回到了那个远离家乡、到黑龙江农场插队的岁月……
      我插队那年，刚过了15周岁生日，当时父亲在“牛棚”，母亲在“干校”。我们这一批共203名知青，先是坐船到大连，再转乘火车、汽车才抵达目的地，路上花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但爸爸妈妈连到码头去送我都没有被批准。在黑龙江农场，我待了整整4年半，曾到山里采过药材，也曾跟着“二劳改”（我所去的农场当时是劳改农场，劳改释放分子留在农场的被称作“二劳改”）学着做豆腐，还在农场的蜜蜂养殖场养过蜜蜂，在面粉厂加工过面粉。最辛苦的当然是大田里的活了，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夜晚在田野里脱粒的情景，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忘怀。
      看着这幅画，那个女孩熟睡的样子不禁让我有些羡慕。想起自己在黑龙江割麦、割大豆的时候，望着那片无边无际的麦田，自己显得那么的渺小，尽管使出了最大的劲，但总是落在后面，眼巴巴地看着别人一个个都超过我赶到前面去了，看着那好像永远也割不到头的麦浪，真是无助极了。实在太累的时候，我也曾这样躺在麦地里，但从来不敢睡着，稍稍休息一下，马上又挥起了镰刀，到干完活的时候，右手的手指都伸不直了，只好用左手把右手指一个一个地掰直。记得那时记日记，倾诉的苦衷并不是想家、想回上海，而是分析自己为啥老是落后，应该怎样更努力，不要拖大家的后腿等等。现在想来，这种心理对一个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来说，也许过于沉重……
      最近看到曾在黑龙江农场一起插队落户的朋友在博客上的文章，她这样评论上山下乡：“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审视和评价那段刻骨铭心的接受再教育历史，它都不是‘光荣与梦想’。个人命运撞上了历史偶然，被中国突变的政治风云裹挟着前行，随着城头变幻大王旗，1700万个知青，从轰轰烈烈起始，以悄然四散为止，绝大多数被高速前行的历史列车甩出了列。这是时代的败笔，是社会的隐痛；对个人来说，这是在劫难逃。血色黄昏，追忆逝水年华，如泣如诉。”
      我想，她的想法也许代表了不少知青的感受。但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四十年前的那场波及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上山下乡运动，虽然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甚至有些人因为生病得不到及时的医治，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同时也不能否认，插队落户的磨难在一定的程度上锻炼了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培养了吃苦耐劳的品格。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磨炼和曲折，我们才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体悟更深，才更感到我们这一代应该承担起的社会责任。
      我到黑龙江插队4年半以后，1973年到1975年，又在黄海边的江苏如东县农村插队整整2年。对我来说，与黑龙江农场相比，南方的插队生活要优越多了。虽然住的是四周透风的茅草房，晚上点的是油灯，但却可以吃到大米饭、河里的鱼蟹和自己种的蔬菜。在那儿，我种过稻，养过蚕，当地的老乡为了照顾我，最后半年让我去县里学习电工，当上了村里电灌站的放水员。那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大学已经开始招收学生，虽然考试的内容较简单，但贫下中农的推荐则是不可少的。我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够上大学，所以白天当农民，晚上自习数理化知识，终于在1975年回到上海上了大学。
      我们这一代还算是幸运的，尽管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也赶上了划时代的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大学毕业后，我在上海的研究机构工作了十年后，终于有机会走出国门去日本留学。那时，我已经是有一个5岁孩子的母亲，尽管舍不得孩子，但我深深知道，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是最后的机会了，在爸爸妈妈的支持下，我还是下决心去留学了。刚去时，困难重重，语言不通，生活费、学费都得靠自己打工挣钱支付。白天上课，晚上就在餐馆洗碗，周六、周日赶到旅馆、办公室做清扫工，几乎没有休息天。有时候累得精疲力尽，给家里打电话，除了眼泪，无言以对。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用了2年的时间学语言，2年学习专业，最后2年终于修完了硕士课程。我一直想，如果没有那些年的“土插队”，那么后来“洋插队”的苦可能就挺不下来，有了插队落户的苦垫底，什么样的苦都能对付。

在日本读完硕士课程后，我回到了上海，一晃也已经15年了。我所在的合资企业是一家咨询公司，主要为日本到中国投资的企业提供投资、财务、劳务、市场信息、计算机等各方面的咨询服务。开始时只有10个人左右，我也是“元老”之一，现在公司已经发展到近150人，除了上海外，还在北京、广州、苏州、大连设立了分公司，拥有日本客户700多家。能把自己学到的语言、知识和经验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之中，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招商引资贡献一份力量，我感到非常知足。
      如今，我们这些知青都已是两鬓斑白，就连我们孩子的年龄也早已超过自己过去插队时的年龄，但是正如我们的父辈一样，只要说是新四军、八路军，不论是否相识，马上就会打开话匣子：“曾经是几师几旅谁的部下”，“曾经参加过什么战役”……我们也一样，不论现在是教授、是老板，还是已经退休、下岗，只要说曾经是知青，立即就会拉近距离。这次《青春叙事·知青油画邀请展》的组委会主任、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周禹鹏先生在开幕式上的发言耐人寻味，他说：让我当这个组委会主任也不是因为我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这个官衔随着岁月的流失会淡化，会遗忘，之所以让我当组委会主任，或者认为我还有点资格，因为我也是知青！而且，我是下乡最早，在农村待的时间最长，年龄最大之一的老知青。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落款最高头衔是原知青，知青已经深深地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了。只要凭知青，我们无论原来是相识不相识，都会有一种血缘关系，都会成为亲朋好友。
　　是啊，知青已经成为一代人的代名词。在那个毫无选择、几乎没有梦想的年代，我们走了过来，因此，在现在这个改革开放、充满机会和活力的年代，我们更没有理由停步！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特殊纪念日里想表达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