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9期●论 坛●

把以人为本、珍爱生命落实到日常工作

作者:沈铭贤

6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党员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同特大的地震灾害的艰苦搏斗中,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展示出了十分崇高的精神。这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以人为本、尊重科学,体现了对人民的高度关爱、对科学的高度尊重。广大军民把人的生命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坚持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最大限度地抢救了人民生命”。
  5·12汶川地震是千年一遇甚至万年一遇的特大地震,其威力竟相当于5600颗在日本广岛上空爆炸的原子弹。面对这场突然发生的空前灾难,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人为本,高扬生命价值,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凝聚了全国人民的伟大意志和力量,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高度赞誉和尊敬。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回想起抗震救灾最艰难时刻的日日夜夜,那十万铁军不顾余震、日夜兼程,跋山涉水、抢救生命的壮举,那在废墟中苦苦支撑几十个小时甚至上百个小时之后被抢救出来的鲜活生命,那在救护车上和帐篷中诞生的“地震婴儿”,以及像谭千秋、向婧等老师保护学生生命的感人事迹,3岁小孩郎铮用稚嫩的小手向生命敬礼,5月19日下午2时28分,国旗低垂,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国13亿人民共同为遇难同胞致哀等情景,依然禁不住心灵深深的震撼。
  这是一次以人为本、珍爱生命的伟大实践和最好课堂,使我们感悟到,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无论生活如何变化,人总是最可宝贵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
  中国人民向来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以生命价值为最大最高的价值。早在二三千年前,古代中国两位贤能圣明的帝王尧和舜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尧问于舜曰:“天下孰最贵?”舜曰:“生最贵。”明确肯定普天之下生命最为宝贵,最有价值。以后,孔子又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孔子还说仁者“爱人”。奠定我国医学基础的《内经》写道:“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名医孙思邈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人的生命比黄金还贵重千百倍。尊重生命,爱护生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华夏文明绵延千古的一个重要动力。
  同时,尊重人、珍爱生命也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感情和信念。在古代西方,人同样被看作万物之灵、天之骄子,是“万物的尺度”。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一句名言:“你一定要这样行动: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你始终要把人看成目的,而不是把他看作工具或手段。”这被奉为道德的最高原则。二战后,联合国等组织更充分肯定了“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生来俱有的”生存权、健康权、知情权、隐私权等基本人权,“充分尊重人的尊严、自由与人权,并禁止基于遗传特征的一切形式的歧视”。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和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特别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明确认定以人为本是其核心。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不只是对世界文明的借鉴,而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在抗震救灾斗争中,胡锦涛、温家宝一再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把抢救人民的生命作为首要任务、重中之重,充分展示了以人为本的无比正确和巨大威力。因此,人们很自然地期盼和要求在日常的工作中能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珍爱生命的宝贵精神。
  我以为,这一要求完全是合理的、应该的。既然以人为本,珍爱生命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科学发展的内在核心,当然要体现在日常的工作中,而不能只是一句口号,一种装饰。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真要落实到日常工作并非易事。我不由想起2003年的SARS(非典)。当时,面对突如其来可怕的新传染病,广大医务卫生工作者不怕感染,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怀着对生命的珍爱和职业的责任,为战胜SARS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被全国人民赞誉为新时期最可爱的人。遗憾的是,SARS过后,医患关系又趋紧张。这就明白无误地昭示我们,非常时期的非常行为(“非常态”)要变为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常态”)是很不容易的,有条件的。恩格斯早就曾精辟地指出,人的认识都是有条件的,而且时代赋予我们的条件到什么程度,认识也到什么程度。从非常态到常态,条件变了,人的认识和行为可能随之而变。也许多数人都有这样的切身体验,遇到突然变故或压力时,会产生数倍于常态的力量去应对,此时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呼吸加速。这便是医学上所谓“应激”。显然,应激有利于保护集体,但又不可能一直处于应激状态。
  因此,关键在于如何选取合适的内容和形式,创造必要的条件,努力使非常态的积极因素变为常态。在陕西华南虎照片事件、贵州瓮安打砸抢等公众关注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一些人为了追逐一己之私不惜弄虚作假,或者对动迁等群众利益诉求漠不关心甚至不公正,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公务员的形象,与抗震救灾形成鲜明对照。为此,能否在日常的学习、选拔、考核、奖惩等制度中,改变那种急功近利,只看GDP或者与领导关系等不合理的指标和形式主义的做法,而把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与群众的关系,群众的评价等作为重要依据。这涉及理念、体制、利益等诸多复杂问题,需要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