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东北解放军三十九军一五五师司令部机要科任译电员。
1948年10月14日上午10时整，我所在的军担任锦州城的主攻任务。32小时以后结束战斗，我军移驻城外，休整待命。26日下午，“东总”的林、罗、刘首长电令：“敌全线溃退，我应以乱对乱，追！”消灭敌人在东北的最后主力兵团——廖耀湘兵团的战斗开始了。为了及时赶到励家蒿棚、胡家蒿棚战区投入歼廖战斗，部队动员轻装急进，铁锹不要了，被包丢掉了，武器、弹药也只带少量，因前进道路上有的是敌人丢弃的枪支弹药，拿起来打就是了。就这样仅用了20几个小时就全歼廖兵团，生俘敌司令廖耀湘及新一军军长李涛等一批蒋军将领。
此后，长春曾泽生将军起义，我军攻克沈阳，解放东北全境，胜利结束辽沈战役。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上级打开了沈阳敌军用仓库，为我军指战员补充了鸭绒被、毛毯、水壶等军需物资。很快，它们就在沈阳至天津的千里行军中发挥了作用。鸭绒被、毛毯为每天宿营必备的御寒之物，而水壶则装上满满一壶购自市场的东北“二锅头”。当时适逢东北摄氏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喝上几口酒能抵御风寒。此外，因白天行军劳累，夜晚翻译电报时，往往疲劳得睁不开眼，抿上它一口，提起精神，可以继续工作。
1949年1月，我们参与平津战役。胜利后移驻河北武清，进行休整，准备执行进军中南任务。4月，上级进行南下动员，号召轻装上阵，我们将鸭绒被扔掉，背包里只留夹被和毛毯。
征程近万里、历时8个月的解放中南战役开始了。由于天气炎热，每天早上，我们拿着水壶，到厨房灌满一壶水，一路上不时饮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进入夏季，持续长途行军中的需水量剧增，沿途遇有清冽的河水或山泉，走上前去用壶舀起喝饱，再装一壶背上，以备口渴时饮用。有了这水壶免除了行军中因缺水而中暑之患。
同年10月，我军结束了“衡宝战役”，四野司令部决定我军从湘、桂、黔三省结合部千里迂回，直插广西腹地，进行“广西战役”。这天一早，我们就开始攀登五岭山，直至夜里，十七八个小时仍未走完全程。人们极度疲劳，昏昏欲睡，我不小心摔了一跤，跌倒在山石上，所幸身背水壶为我挡了一下，才没有摔伤，而水壶则被摔瘪，它保护了我的安全。此后，我依然背着它。
11月17日，我军到达三省（湘、桂、黔）坡，进入桂北苗族地区，在我少数民族政策的感召下，苗胞大力支持援助我军，顺利地通过三江、丹州地区，除在太平镇受到敌十四军残部阻击，当即予以歼灭外，没打什么恶仗，就顺利攻入敌后，于11月25日11时左右突进柳州市，而兄弟部队也于三日前进占桂林。
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背后被解放军狠狠捅了一刀，他仓促间坐飞机逃跑，他的机关和眷属分别向西向南逃窜。西逃之敌是分乘200多辆美国大小汽车逃跑的，原以为可以跑过我军的两条腿，谁知一条并不太宽的邕江挡住了他们汽车的去路。他们被迫无奈，只好弃车，并把汽油倒在车上，一把火点燃，形成一公里多的火墙，企图阻止我军的追击。然后他们用空汽油桶搭成浮桥，徒步过江。他们还未来得及破坏浮桥，我军已经赶到，抢占浮桥。敌人急忙组织炮火，妄想摧毁浮桥，阻击我军。就在我冲上浮桥时，一颗炮弹在我身边爆炸，我赶紧就地卧倒，所幸背包中的毛毯、水壶挡住了弹片，使我免于受伤。
1950年元月，我奉命调华东海军工作，毛毯和水壶依然伴随着我。此后，家人不止一次要将它们处理掉，我于心不忍地重新将它们拣回来。直至上级发了新水壶，才将瘪水壶报废。而那条旧毛毯仍保留和使用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