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报人史量才

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战士和杰出的新闻事业家史量才的一生事业是与《申报》连在一起的，正如黄炎培所说，《申报》是他 “一生心血之所凝结”。史量才接办《申报》二十二年始终贯穿着他“无党无偏、为民喉舌、服务社会”的办报理念及对报纸独立品格的追求。因其针砭时弊，不断抨击蒋介石的内外政策，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他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54岁。

经营报纸

史量才，江苏江宁人，乡试秀才，曾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后任上海《时报》编辑、主笔。1912年秋天，在社会急剧转型之际，32岁的史量才得到张謇等实业家的支持，以十二万元从席子佩手里买下了已有四十年历史的《申报》，从此踏上办报之路，开创了一生的事业。

《申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老报纸，1872年由英国人在上海租界创办，是我国第一张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江南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几乎把它当成报纸的同义词，俗称“申报纸”。接办《申报》后，史量才深知专业人才和技术设备对报业经营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他以高薪聘请了编辑高手陈景韩和经营高手张竹平。史量才采取“用人少，工资高”的方法刺激员工积极性。因而《申报》的人才之盛也在各报之上。在资金极为紧缺的情况下，他仍不惜斥巨资于1918年、1928年和1934年连续三次更新设备用以提高印刷速度和印刷质量。设备更新后《申报》每小时可印四张一份的报纸3.6万份。每日凌晨4点钟前获得的消息，都可从容地披露于早晨6点钟出版的《申报》上。史量才还改进编排方法，在报纸形式上采用对开印刷，将通栏长行的编排方式逐步改为多栏短行方式编排，并采用新标题法，将标题变为多行题；字号分大小，讲色彩，有层次，分虚实，加花边，并确立了现代报纸“新闻、评论、副刊、广告”的基本格局。他设立了专职记者和编辑，并聘请了特派员，派出驻国外记者。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著名记者、编辑都先后在《申报》工作过。史量才十分清楚新闻就是报纸的生命，报纸中有无新闻及信息量的大小是报业存败的关键之所在。因此，他不惜花巨资建立遍及国内的新闻网，同时在伦敦、巴黎、柏林、华盛顿等大城市组织特约记者和通讯员队伍。1931年，他在南京、汉口等二十九个大中城市设立分馆。因此，《申报》曾被誉为“中国的《泰晤士报》”。经过史量才对《申报》一系列的改革，报纸的业务更是蒸蒸日上，从1912年刚接手时发行七千份五年后达到二万份，此后稳步上升，至 1932年发行量已超过十五万份，创造了《申报》的黄金时代。

史家办报

史量才秉承了《申报》“以史自役”的传统，尽力全面、详尽、真实地记载每天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他认为，今天的新闻即是明天的历史，报纸肩负着“通史之任务”，他要办一张“为后人修史取材之便”、客观真实的报纸。史量才主持《申报》时期正值我国多事之秋，中华大地正面临着光明和黑暗的激烈搏斗。以现代《史记》自况的《申报》追随时代潮流，不畏艰险，忠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在袁世凯授意的帝制闹剧甚嚣尘上之时，《申报》连续发表反对帝制的时评、杂评七十九篇。袁世凯派自称“臣记者”的薛大可携十五万巨款南下试图贿赂《申报》，遭到了史量才的断然拒绝，并以“本报启事”的形式予以揭露。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申报》连续报道，并发表时评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反对当局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提出“国人共奋，万众一心尚何国事不能挽救者”。6月11日，陈独秀被捕，《申报》发表杂评《北京之文字狱》，抨击北洋当局。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申报》客观报道了各界抗议游行的消息。1927年4月13日，《申报》详细报道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真相，为历史留下了可信的实录。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申报》就以醒目标题刊出《日军大举侵略东三省》、《蔑视国际法，破坏东亚和平》等新闻，并以大量篇幅登载了八十七条战地消息，其中有四十五条是《申报》记者第一手采访所得，同时还发表时评《国人疾速猛醒奋起》！在史量才主持下的《申报》还报道了 “九·一八”事变的前因后果；东北守将马占山奋起抗战的英勇事迹；上海和全国人民声援抗日将领、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示威行动。

“一·二八” 淞沪抗战爆发后，被推为上海地方维持会会长的史量才在演讲中大声疾呼“但愿生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他号召国人“奋勇向前，抗战救国”！他在《申报》上及时报道战地消息，连续发时评《严重时期国人的觉悟》、《中国的出路何在》、《追悼沪战殉国将士》等，对鼓舞民众和十九路军士气起了很大作用。《申报》还及时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开辟苏区的远方信息，并旗帜鲜明地“评论之、剖析之”，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大声疾呼、慷慨陈辞。章太炎将他这种“以史自役”的办报思想称为“史家办报”。

新闻家  国医也

1920年，史量才在接待美国新闻代表团一行的招待会上说：“虽七年来政潮澎湃，《申报》的宗旨从未改变。”他郑重表示自己“誓守报纸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独立之精神”。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1931年9月1日，史量才在《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中明确表示：《申报》应“肩荷此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 “使我民族臻于兴盛与繁荣”。

“九·一八”后，内外交困的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下野，《申报》发表时评《欢送》。蒋离开南京前悍然下令杀害了第三党领袖邓演达。12月19日，宋庆龄得知这一消息，悲愤交加，起草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的宣言，指着鼻子大骂蒋介石。当晚，史量才在上海日报社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第二天，《申报》和上海各日报（除《民国日报》外）几乎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宣言。蒋介石的恼怒可想而知！

这一时期《申报》发表了一些影响较大的时评，如《言论自由之真义》、《三论剿匪与造匪》、《中国的出路何在》等，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1932年7月3日，《申报》发表时评《中大学潮评论》，披露了教育部长、原中大校长朱家骅挪用三万多元水灾捐款的丑闻。蒋介石得到报告后，“龙颜”震怒，当下抓起红蜡芯铅笔写下六个字：“《申报》禁止邮递。”结果经过疏通，蒋介石提出三个条件：一是《申报》改变态度，总编陈彬和必须离开；二是立即辞退黄炎培、陶行知等；三是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史量才权衡之下，接受了前面两条，但断然拒绝了第三条，他说：“《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没拿过政府津贴，倘若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停刊。”从7月16日到8月21日，停邮三十五天后，蒋考虑到《申报》的影响才同意解禁。据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军队！”史量才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在中国报业史上也许没有比这段对话更惊心动魄的了，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笔杆子拒绝了枪杆子的威胁，注定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然而，停邮事件并没有改变《申报》的信念。这年12月，史量才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黎烈文。黎烈文对《自由谈》副刊进行改革，在此期间发表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作家、学者的大量评论、杂文。特别是鲁迅于短短一年多时间在《自由谈》发表了一百四十三篇“投枪、匕首”般犀利的杂文，结集的就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于是，《自由谈》迅速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超过了国民党当局容忍的尺度，当局便向史量才施加压力，要求更换编辑。史量才却对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等说：“《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依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感谢诸公惠临施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为了不连累史量才，1934年5月9日黎烈文主动辞职（主持《自由谈》一年六个月零九天）。

1934年，史量才因南京政府发行的600万元市政复兴公债大部分被用作“剿共”军费，仅5万元用于复兴市政而拒绝承购本次2000万元的巨额“水利”公债。并于8月30日在《申报》发表批评政府的“时评”。史量才反对“剿共”，坚持团结抗战等诸多批评政府的言行再一次激怒了蒋介石，因而蒋介石决定对他下毒手。

1934年11月13日下午，在沪杭道上——浙江海宁翁家埠，正处于事业鼎盛期的史量才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有预谋的暗杀。史量才的死让全国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他的遗体在杭州吉庆山麓下葬时，一位学生说：“我是成千上万受惠于《申报》的读者之一，深深懂得史先生被杀的意义。史先生虽死，事业不死！”章太炎为史量才写的墓志铭中却直言“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并称其为“伟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