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毛”生涯

抗战胜利后，我先到南京求学，深受进步同学的引导，思想上得到一定的悟觉，遂参加了1947年的 “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不久，我赴上海投考圣约翰大学、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及复旦大学。

1947年7月，我在上海应考期间，花完旅费和应考的报名费，便囊空如洗，但我不愿伸手向亲友告贷，也不忍向家里要钱。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一个傍晚，我沿苏州河北岸闲逛，忽然望见外白渡桥铁桥上，有人在帮着推载人的三轮车上坡，到桥中央时，乘客会丢下一些小费。我想，这活路不妨试一试。我走过去，看到有三轮车来时便也凑上去帮着推车。到桥中央时，乘客给了我千把元（现值约两三元）。正高兴时，突然背后来个小瘪三，他拍拍我的肩膀，骂道：“侬是啥地方来的？这里弗是侬的地盘，滚开！”不由分说一把抢走了我的钱，还将我背在身上的书包里的应试书籍、笔墨都甩到桥下的苏州河中。我莫明其妙，正要还手反击，看到旁边站着他的几个同伙双手插腰眯着眼。我知道他们是有帮派的。我孤身一人，只好姗姗地走开。沿着苏州河岸走到200米外的乍浦路桥的引桥旁边呆着。路旁有一个卖茶的摊子，我在摊子旁一条水沟边坐下，此时感到口干难耐，想喝茶却没有钱。摊主老妪看到我的狼狈相，主动送我一杯茶，不收钱，还慈祥地询问我的情况。我好像遇到了亲人，心头一热，就把刚才的事情详细告诉了她。她很关心地指点我，干这个活是有地盘划分的，你要干这活先得孝敬两种人：一种是这里的老瘪三，他是这里的地头蛇，有权指挥这些小鬼；另一种是这里的岗警。我说我没有钱孝敬他们，怎么办？她说，我跟他们说说情吧。说完，她叫来了一个老头，是她熟悉的老瘪三，简单说了我的情况。这位老瘪三看在这位卖茶老妪的面子上，同意我干这活了。

由于抢着干这活的人不少，不能只呆在桥头等车来，要抢先，在离桥头30~50米时，就得凑上去推，同时，也可利用惯性，使车子上坡时更轻快一些。我学过物理，开始速度快一点，上坡就可轻松一点。三轮车上桥，如果没有人帮着推的话，骑车者就得下来，跑到车子后面一步一步用肩膀硬顶上去，这样自然慢得多。一般乘客，也乐于有人帮着推，宁可花一些小费，较为快速。此外，还要注意，在快到桥中央前，就要向乘客讨小费，否则到桥中央后，车子下坡走得飞快，你跟不上就要不到钱。不懂这行的新手常常吃亏，甚至还会腾空摔跤，如张乐平画的“三毛”一样。

有一次，一个又高又大的美国兵乘车，车子重得很，我帮推车快到桥中央时，用英语跟他说：“A tip, please!”他听到我讲英语，给小费也特别大方。想不到我学了十年英语，竟然在此种场合派上用场，真有啼笑皆非之感。干这种帮推车活儿，一次可得一千或几百元不等，也有给几十元的，也有不给的。干活的人多时，为了争活儿，往往要退到离桥前70米处等车，才争得到活干。推车时不能穿鞋子，因鞋子会打滑，所以要把鞋子脱下来插到腰带上。

有一次，为了抢活干，我的鞋子踩到了狗屎都不知道，照样把鞋子脱下来往腰带上一插，待推完车，闻到臭味，才发现衣服上已沾满了狗屎。就这样一天挣了两千来块钱，便到火车站附近的穷人区，买最便宜的硬大饼吃，那种硬饼用水一泡，就膨胀起来，可以吃得很饱，可谓价廉物美。

我在上海乍浦路桥推车，一方面生活上喂养肚皮；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吸取养分，到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看书，并将剩余的推车钱，买一两本鲁迅著作啃读。

我与另一推车者老匡（他当时投考上海师专）都爱好文艺，我俩曾合作写了《投考生推三轮车》，发表于1947年9月27日《大公报·青年园地》（第49期）。这篇短文，在社会上引起了注意。发表次日（即9月28日），我正在推车时，看到一位30来岁的高瘦个子，在桥头画速写，还不时向我们张望。事后才知道，那位就是《三毛流浪记》漫画的作者张乐平先生。就在我们文章发表后10天，《大公报》“副刊”就刊登了连载漫画《三毛推三轮车》。该期第一幅是一个孩童在三轮车后吃力地推车上坡，挥汗如雨；第二幅是推车到了桥中央；小孩伸手讨钱；第三幅是车下坡，小孩飞腿追车要讨钱，乘客却不理睬；第四幅是小孩腾空摔倒在地，三轮车如飞而去，只留下一道烟尘。这真的把推车孩童典型地绘画出来了！

后来我考入复旦大学，虽然免学费、有饭吃，但无任何接济，冬天连毛线衣都没有，于是又想起去重操旧业，常于星期六傍晚，继续到乍浦路桥去推三轮车。这时不是“投考生推三轮车”，而是“大学生推三轮车”了。

我的恩师章靳以，曾出一个题目《感人的故事》。我就把推车的经历写出来。他看了文章后，写上“我尊敬你的生活的经验”。这是恩师对我这段经历的肯定。

1988年在北京，我与漫画大师华君武谈到了《三毛流浪记》。他说：张乐平这套系列漫画，熔思想性、艺术性、科学性和趣味性于一炉，对揭露旧社会的阴暗面，起到了匕首的作用，影响很大，“三毛”成了妇孺皆知的典型人物。我对他说：“我是‘三毛’的原型之一，有一期《三毛推三轮车》，写的就是我的形象。”华君武极为惊讶，也很感兴趣。他说：“想不到你也是‘三毛’原型。你去上海时，我写一封介绍信给你，你去找乐平，我叫他为你再画一张做纪念。”华君武在介绍信上写道：“携信来访的陈先生是香港报刊编辑，他曾与邵宇合编过《中国艺术》期刊。他是你当年笔下‘三毛’的原型，望好好接待……”

想不到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我有机会见到“三毛之父”张乐平。我与当年的复旦大学学生会主席程极明及校友武振平一起拜访“三毛之父”，当年英俊的漫画家，时今已垂垂老矣！

他看了华君武的介绍信后，仿佛又回到了解放战争烽火漫天的岁月，顿时神采飞扬谈了许多往事。我刻了一方 “乐平”阳文印章送给张乐平，他看后非常高兴，在我的印谱上题写了“三毛翻身乐”。题词后，还加盖一个齐白石刻的“乐平”阴文印章。告辞时，张乐平说：“我一定再画一幅送你。”

后张乐平通过武振平转告我，由于心脏衰弱，手发抖，深感遗憾地说：“真对不起，我本要给你重画一幅，奈何天不从人愿，我目前已无法重作，我会临摹一幅给你。”他找出旧稿，先复印下来，然后临摹勾勒，又题字于画旁：

“五十年来画三毛，三毛就是西陵同志（注：这是我当时用的笔名）。当年在乍浦桥上推车情景，重现此纸，以纪往事。颤手挥此寄西陵同志回顾。张乐平时年七十有八，一九八八年三月九日。”

1990年6月初，武振平告诉我，张乐平因血压低住院了。我立刻飞往上海到医院探望，当时，我再刻了一方“三毛之父”印章送给张乐平。他看后十分高兴，在印谱上题上“张乐平”。谈到往事，他慨叹岁月无情，一时激动竟抽噎起来，我也被引得掉泪。

不久，“三毛之父”张乐平去世了。他给我的那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成了最珍贵的纪念品。看到那幅画，使我永远难忘昔日的苦难岁月，也难忘张乐平先生的一片深情。

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还有一件事令我难忘。我给许广平大姐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及我对鲁迅精神十分敬佩，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要读鲁迅的书。就是拿推车得到的小费，也要去买鲁迅的著作。我幸运地收到她的回信，信中关怀地说：“我不能够让您推车或当衣来买鲁迅的书，更不能让您把维持生命的少有款项，饿肚子买书……”这对我来说，是多大的肯定和鼓励啊！1949年4月26日，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全市搞大逮捕，我被困于复旦大学德庄学生宿舍。我在被捕前，把信塞藏双层床上铺附近的墙缝中。出狱后取出，保存至今，作为一生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