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谢飞老师
我们进的是中共路东特委党训班，参加培训的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党员，大约有—百人左右。班主任是曾做过毛主席秘书的黄祖炎同志。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陈一平，是个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讲一口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是个和蔼可亲的同志。教员中有个谢飞同志，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有这些令人尊敬的人领导我们，教育我们，心里不知有多高兴。
党训班开学没几天，上海、南京的敌伪军，于7月1日开始对苏南新四军部队、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我主力部队反“清乡”。我们党训班和十八旅的教导队一起，渡江北撤到苏中新四军一师一旅地区，坚持学习。在反“清乡”斗争中，许多地方工作干部撤退出来，到党训班来学习。其中有的同志还没有入党，党训班改名为干训队。人数多了，分成男生队、女生队。组织上指定我为女生队的党支部书记。组织上信任我，给我压担子，这也给我多一些接近谢飞老师的机会。我在路上和饭后休息的时候，拿一些问题向谢老师请教，她总是有问必答。她给我讲抗战形势，说明我们目前的处境虽然很困难，但经过持久抗战，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
谢老师不但在政治上关心我们这些女青年，也关心我们生活。长江两岸，河多水多，蚊子特别多。那时我们很困难，没有蚊帐，夏天晚上，蚊子来扰，实在吃不消，觉也睡不好。谢老师教我们怎样把被夹里折成三叠，做成长方形的帐子，在一头缝上一块纱布或别的能透气的旧布，再用树枝或竹竿撑起来，成为一个长方形的帐子，可以防止蚊子叮咬。我照她讲的做，蚊子果真不大来咬我了，这个办法真好。
我们虽然经常转移，但训练班领导同志对我们的教育仍抓得很紧。我记得谢飞老师给我们上过党的建设课。她讲到列宁有关布尔什维克的建党主张和孟什维克的主张有哪些不同，讲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我们要从思想上加强学习，实践上加强锻炼，争取成为一个好党员。
我们知道谢老师已经结婚，她的爱人是刘少奇同志。她不在军部和首长—起生活，却到前线来为培养我们这些新干部辛勤工作。我和许多同学都很敬重她，把她当作我们自己学习的榜样。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谢老师那里看到她的照片，我情不自禁，脱口而出要求谢老师把她的照片送给我。话说出去了，马上又觉得自己有些冒失，但谢老师好像很了解我的心情，毫不犹豫地把那张照片递到我手里。我赶紧握住谢老师的手，连说；“谢谢!谢谢!”表示一定要向她学习。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过了半个多世纪，女记者桑金兰同志要写谢飞同志传记，到我这里搜集材料，我把照片借给她。她带回北京请谢飞同志看，谢老师说难为上海这个同志保存下来，我自己倒没有了。这张面带微笑的半身坐像，收入《长征女红军谢飞》一书。当我得知谢飞同志还健在，真想有机会到北京去拜访她，当面向老师汇报，我是记住她的嘱咐，在努力上进的。
开辟新区的考验
1941年秋，新四军军部要六师十八旅去开辟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旅部抽调干部组成战地服务团去做新区开辟工作。这时，干训队结束了，我和许多同学都进了服务团，我们部分同志被分配到该团的“临北工作队”。服务团团长刘烈人同志把我们召集到—起，讲有关情况和任务。他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宝应县的南部，在临(泽)界(首)公路以北。它的东、南、西三区是日伪军占领的据点和公路，北面为反共顽固派所控制。地方不大，战略地位重要，是我们新四军一、二、三、四四个师的结合部。当地情况复杂，乡村政权已经伪化，乡村中有许多刀会。我们进去以后，先要站住脚，要做上层的统战工作，但主要力量要花在争取刀会人员上面。要尽快开展群众工作，发展我们的力量。他还说，我们这个工作队，由胡明当队长，苏逸敏(我当时用的名字)担任党支部书记。考虑这个地方情况复杂，他要亲自和我们—起进去，和大家一起工作。
我听了以上情况介绍，觉得开辟新区的工作困难很多，让自己任党支部书记，真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当听到刘团长亲自带我们进去，又放心了一些。我下定好好学习、经受锻炼的决心。
好像是在刘团长给我们讲过话的第二天拂晓，由十八旅五十四团团长吴彪(吴咏湘)带领的第一营部队，打下临(泽)界(首)公路上的伪军据点王家营，掩护我们工作队进到郭氏桥附近的村庄。当天傍晚，刘团长把我们这个组五个人叫到他身边，把我们交给一个姓徐的伪乡长。为了淡化我们的政治身份，只说我们中三个男同志是交通员、两个女同志是护士，现在没有伤员，跟交通站一起行动。还介绍我们组长、以后成为我终身伴侣的王维是交通站站长。刘团长以新四军部队负责人的身份，交代这个伪乡长，要他对我们五个人的安全负责。伪乡长点头称是。话一讲完，我们的部队就开拔了。伪乡长把我们安置在和他住宅隔一条小河的谷仓里。
第二天早饭后，伪乡长来看我们。我们组长王维向他宣传抗战形势，希望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正讲着，忽然有个人神色慌张地向伪乡长低声报告：皇军到了郭氏桥。伪乡长有些紧张，面向王维。王对他说：你去吧。同时示意他去应付一下，但心中要有数。伪乡长说，郭氏桥离这里只三里路，他准备叫看谷仓的老头带我们到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去避一避，我们同意了。这个老农民把我们带到一个祠堂里，里面住有老百姓。到午时，老农说去看看皇军走了没有。我们自己弄了饭吃，可快到傍晚，还不见他回来。王维提出，我们自己问路，回到伪乡长家去，如我们不去，受了损失，他可以推说是我们自己走散的，我们回去了，他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我们几个都同意组长的主意，回到伪乡长家，他只得接待我们。
这可算是我们进入新区以后的第一次考验。我们组长的处事能力，组内同志都颇为称赞。不久，我们小组增加了一个女同志。六个人中以王维年龄最大，他22岁，我次之，19岁，另外四人有的只十五六岁，都是离家不久的青少年。我们进入临北以后的第一个月，每人发三元津贴费。组内最小的一位男同志，因为组长发给他的钞票是旧的，发给别人是新的，觉得受了委屈，背地里流眼泪。这个小故事还是过了三十年后，这个当年的小同志担任中联部的司级干部，陪同重要外宾到上海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第一次指挥战斗
我们组分担临北南部郭氏桥到夏家集一片地方。王维重点做伪乡长工作，我们几个人分头在东西两端开展工作。我幼年时学会的苏北话，这时发挥了作用。我在郭氏桥街上和一个农民交谈，他说自己到过河那边。所谓河那边是指运河西岸新四军的地区。他对新四军印象相当好。当他知道我是上海人后，便告诉我当地有一个在上海做过工的人家。我请他带我去看看他们，他说好，路不远，不多一会就到了。地名叫芝麻塥，是个只有一户人家的小村子。进了草房，他对主人介绍我说，这个女新四军是从上海来的。那位工人很亲热地和我交谈。他说自己叫陈士裕，到上海和无锡做过工，他老婆也在上海做过女佣，打仗了才回乡的。他是个见过世面的中年人，和我无拘无束地谈了好一阵。过后我与王维去看他，一回生二回熟，他成为我们交上的第一个朋友。陈士裕说，因为家乡比较乱，他也组织了一个刀会，他是刀会的头，另外还有经师。我们组的孙也坪同志，在夏家集附近的土塘沟，也交上了一个叫杨华龙的青年朋友，是刀会会员。我们就以这几个朋友为起点，进而与其他刀会会员交朋友。我们主要向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新四军打鬼子的故事，动员他们帮助新四军打鬼子，说明只有打鬼子才能保家乡。临北地方虽然是个新区，但它的四周围都已经是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争取刀会的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经过发动，有两个刀会表示愿意配合新四军打鬼子。
我们是1941年冬进入临北的。约在当年年底(或第二年年初)，我军进入才一个多月，占据临泽、界首、汜水的敌伪军，从东南西三面一齐出动，对我军进行“扫荡”。我们得知敌伪军出动的日子以后，我们小组商定兵分三路：我和陈士裕、孙也坪和杨华龙，各带一个刀会，配合新四军打鬼子；王维负责去找主力部队，说明有两个刀会会配合主力反“扫荡’。那天，王维起早去联系部队，好不容易才找到部队，把情况向刘烈人同志汇报，他听了很高兴。
但敌人的动作很快，我们没有想到敌伪军会那么早就来了!我从来没有打过仗，却要立刻指挥战斗。我们村庄在小河的西边，敌人就在河东边，从南向北开过来。我和陈士裕就指挥刀会向河东敌人开枪，敌军还击，一个刀会会员被打伤。敌军是来找我主力部队作战的，打了一阵枪以后，就向郭氏桥中心地区进发了。我们组的孙也坪同志带领土塘沟的刀会，也开枪与临泽据点窜来的敌人打起来了。土塘沟靠近夏家集，庄子比较大，敌军进庄了，打死了我们刀会两个会员，还烧了一些房子。我们主力部队开始避敌锋芒，不马上出击。刘烈人同志考虑到刀会能起来配合新四军反“扫荡”，我主力部队决定在临泽下来的那路敌人返回据点的路上打他一下。结果这样打了，影响很好。傍晚，王维返回，先到孙也坪那里，安慰他们，并和他们商量先做哪些善后工作。王回到芝麻塥，知道我这边的刀会会员只受了轻伤，已经安置好了。这次因为没有经验，受了损失，但刀会起来打鬼子，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这次反“扫荡”过后，刘烈人同志指示我们，要赞扬刀会配合新四军反“扫荡”，提倡刀会向新四军学习打仗的方法，进而组织我们自己的游击队。约过了两三个月，我们临北工作队三个组，共建立起四个游击队，其中以我们组带的游击队人数最多。刘烈人决定把四个游击队合编为宝应警卫大队，这个大队有一百几十人，由陈士裕担任大队长，王维为政治指导员。
“模范”伪化区变为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个时候，领导上布置我们发展党员。我们先把陈士裕、杨华龙加上一个主动靠拢我们的小学教师雍友美列为建党对象。一经向他们讲解党的知识，他们都很乐意参加党的组织。我作为党支部书记，在和王维一起当他们的介绍人的同时，还要做好有关新同志入党手续等工作。我找来一块不大的红布，用墨色画上镰刀和斧头，把这面自制的党旗放在野外坟头上。我主持，王领誓，分别为几位新党员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此后，发展的新党员陆续增加，为我们在这个地区建立地方党组织打下一些基础。
在我军进入这个地区之前，镇上伪政权常派伪警下乡来收税。我们在有了一些工作基础的中心村庄，首先开展“抗税”活动，取得成功，再扩大到其他地方。在“抗税”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我们发动群众，改选乡长保长。郭氏桥乡的伪乡长徐震之，在我军进来以后能够配合我们工作，表现比较好，便继续选他当乡长。其他乡保长，有的留任，有的另选别人。
到了1942年夏季，上级领导决定在临北地区建立相当于县级的行政公署和党的工委，领导临泽、汜水两个区委和区政府，任命我为汜水区委书记。这时，部队领导决定把宝应警卫大队上升主力，成为换防过来的五十四团第三营的第八连，派来有作战经验的连长和指导员。王维改任团的宣教干事，和陈士裕—起留在连队帮助工作。经过半年多一点时间的战斗和工作，我们临北工作队不仅发展出一支抗日的武装力量，而且把一个“模范伪化区”改变为抗日民主根据地。
新四军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女战士
从此以后，我经历了反“扫荡”、反“清剿”斗争的考验，1943年又被派到宝应东部的湖荡区——射阳区去参加开辟新的根据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下旬，我们苏中军民解放宝应县城。县委派我和钱江澜同志接收伪《宝应报》，创办《新宝应报》。1946年初，我被调到淮安新华支社工作。淮安在运河边上，有一次和王维在河边上散步，王维说，1942年秋，他在军部听陈毅代军长报告，军长说，我们新四军将来要打到上海去，要在跑马厅开庆祝大会。我们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9月下旬我回上海探亲。10月1日那天，就在原跑马厅召开上海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全市各行各业的游行队伍，都到跑马厅集中，再游行到南京路，人山人海，非常热闹。我和妈妈、弟弟走到南京东路云南中路口，我们站在当年“五卅”反帝风暴纪念地的街沿上，欢迎解放军。抚今思昔，在同一个地点，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解放上海的第三野战军就是原来的新四军。是新四军把我培养成为一个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女战士，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的光荣和自豪。（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