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一生是短促的，但他的作品和精神永远光照人间。他的作品是抗敌的号角，是大生产的合唱，是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歌，曾激励千百万人民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生产劳动而英勇奋战！他的代表作《黄河大合唱》的问世，对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郭沫若在《黄河大合唱》的序中写道：“《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感情的辞句，就像风暴中的浪涛一样，震撼人的心魄。”周恩来在观看了《黄河大合唱》演出后，亲笔给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这些话道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民心中的千言万语。
南国箫手
冼星海，1905年5月11日出生于澳门。在他降生前，父亲冼喜泰在四十岁壮年之际就离开了人间，母亲黄苏英埋掉丈夫，吞下眼泪，迎接孩子的降生。她把对丈夫的追念，对生活的追求都寄托在对孩子的爱抚和教养上。吃苦、受气，一切都能忍耐，缝缝补补，做佣工，干杂活……省吃俭用抚养冼星海。
1911年，定居在澳门的冼星海老祖父去世。母子俩失去了家中唯一关爱他们的人，更加无依无靠了。此后，黄苏英离开了澳门到新加坡一侨商家做佣工。经人介绍，冼星海进入广州岭南大学新加坡分校附属的小学读书。
在新加坡的几年里，冼星海接触了过去很少有机会听到的西方音乐。教堂里发出纯正和声的咏叹诗，英文学校里外国老师演奏的音调缠绵的小提琴曲、宏亮的铜号以及铿锵的钢琴乐曲，使冼星海这个当年稚气未脱的孩子对这一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不知不觉间他爱上了音乐，他要去窥探这音乐的大花园。
1918年，13岁的冼星海跟随母亲离开新加坡，返回广州。黄苏英在岭南大学一个职员家当佣工，主人对冼星海十分喜爱，建议星海去上岭南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义学。这家义学不收费用，让冼星海找到了安身之处。
1920年，冼星海考入岭南大学附属中学，学习小提琴，参加了该校的乐队，担任小提琴、单簧管演奏员，还担任指挥。
1925年到1926年，他一面在岭南大学选修一些课程，同时担任音乐教员。这几年中，他一直刻苦不懈地坚持音乐自学，学习和声、对位、曲式、指挥，并获得“南国箫手”的称号，这些都为他日后从事的音乐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冼星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选修小提琴。
1927年11月底，“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任名誉院长。开学那天，学生来了二十余人，冼星海也在其中。在音乐院学习期间，星海参加了南国社，担任音乐部工作，时常拉着小提琴为舞台上演出伴奏。这期间，南国社演出了田汉名作《名优之死》、《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等剧，剧情沉郁而蕴藏着反抗，特别是《火之跳舞》中，工人挣断资本家加在他们身上的铁锁链而高呼反抗，这使得冼星海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此时冼星海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他因此遭到迫害，被强令转到别的学校去！当时全国只有一个音乐学院，转到哪里去呢？国内不行，到国外去。冼星海告别了老母，来到巴黎。
在巴黎
1929年，冼星海来到巴黎，他先后做过餐馆跑堂，理发室杂役，看守电话的佣人等。他在一家餐馆打工时，早上五点起，就要到奶厂和面包房取货，回来后得赶紧打扫餐厅，上上下下收拾餐具，提水搬菜，这中间还包括伺候老板一家五口人的吃喝。冼星海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且任劳任怨，由此，颇得老板娘的赏识，不久即从零杂工提升为堂倌。
在疲劳而紧张的劳作后，冼星海拖着沉重的双腿，爬上那栖身的租金低廉的七楼陋室。这时，强烈的创作冲动使他忘却疲惫，人生的苦、辣、辛、酸以及种种不幸都汹涌而来。他借风述怀，写成了《风》。以后，他又把对祖国的思念写成了《游子吟》和其它作品。此后，《风》成了他在巴黎立足之作，并有幸能在巴黎播音和公开演出。
生活是艰难的，打工的报酬是低微的。但他克服困难，用第一次拿到的菲薄薪金买了一把小提琴，晚上打开天窗伸出上半身对着蓝天练习。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当时在法国跟著名的小提琴家奥别多菲尔学习的马思聪。马思聪怀着极大的同情领着星海去见奥别多菲尔。
奥别多菲尔听完冼星海的陈述，沉吟了一下。这位大师对星海试奏的成绩并不满意，且觉得冼星海的年龄又大了一点。但听完星海讲述学习音乐的经过以后，看着这个年轻人那双眼睛里闪出的火样的热情，大师被感动了，他答应收冼星海为他的学生，并且表示“在你没有足够的收入以前，我不要你的学费”。
冼星海的勤奋好学，感动了奥别多菲尔先生，经他介绍，法国著名作曲家德印弟成了冼星海第一个作曲教师。直到这时，冼星海才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并逐步熟悉印象派音乐的风格。可惜不久德印弟便去世了，冼星海又跟巴黎音乐学院的加隆先生学习。这期间，冼星海只是加隆先生私人收授的学生，巴黎音乐学院的大门还是可望不可及。
但是，这一天终于来了。加隆先生告诉冼星海，他的作品《风》已经被排上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上的节目单了。这种音乐会一般是演奏院内学生和老师的作品，《风》是经过加隆介绍与请求排上去的。
《风》成功演奏后，经过一番严格的考核，冼星海有幸进入巴黎音乐学院著名教授杜卡斯先生主持的高级作曲班，并由杜卡斯教授向他宣布：“我们决定给你荣誉奖。按照学院传统规定，你可以自己提出物质方面的要求。”冼星海的回答是：“要饭票。”
就这样，这位孑然一身，勤苦奋发的小伙子走进了巴黎音乐学院，成为世界著名音乐大师的学生。
1935年春天，杜卡斯教授去世了，冼星海也在高级作曲班毕了业。他捧着一把紫丁香送到老师墓碑前，无限怀念，无限感激。
在上海
1935年8月，冼星海回到上海。
轮船进入上海港后，别人都匆忙整理行装，冼星海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整理，除了一包乐谱，一把小提琴，只有一件破旧的呢大衣。下了船，他按照母亲信中告知的地址，在四川路旁一个亭子间里，见到一别七年的母亲。她比从前苍老了许多。母子俩喜极而泣。
时局的变化，令冼星海十分忧心。就在他归国一个月前，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帝国主义天津驻军司令梅津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按这个协定，华北变成了第二个“满洲国”。“亡国奴！”这触目惊心的三个大字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又怎能心安理得地把自己关在亭子间里呢？
通过南国社一些老相识的关系，他参加文化界许多活动，特别在戏剧、电影界，他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在音乐界，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歌曲作者协会，认识了吕骥、任光、贺绿汀，他们志同道合，共同为挽救祖国危亡而工作。
这期间，冼星海创作颇多，由他谱曲的《救国军歌》、《女工救国歌》、《我们要抵抗》、《战歌》、《救国进行曲》相继问世。他把主要精力投入救亡歌咏运动中，并下定决心，要继承聂耳所开辟的事业，让新音乐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得到发展，在反对为艺术、为金钱、为色情、为屠刀……的战斗中成长起来！
同时，他怀着很大兴趣从事舞台剧和电影的音乐创作，他为《复活》、《大雷雨》、《日出》等话剧写了音乐和插曲，同时还谱写了《时势英雄》、《小孤女》、《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等电影音乐。由他谱曲的这些戏剧和电影歌曲随着演出很快在全国风行起来。他的音乐风格热情坦荡，一泻而下，但又坚实敦厚，劲拔有力，那激昂有力的节奏，沉毅灵动的旋律，仿佛每个小节都经过南国海水的冲荡和阳光的透射。
由他谱写的抗日救亡歌曲《战歌》、《救国进行曲》很快就被收入了百代公司唱片，其销售量打破了百代公司其它唱片纪录。为此，百代公司聘请他为公司唱片作曲者（由于这种工作妨碍他创作和发展，他很快就辞职不干了）。不久，新华影片公司又请他做音乐部门负责人。这期间他写了电影《船夫曲》、《夜半歌声》的插曲《热血》、《黄河之恋》、《小孤女》、《潇湘夜雨》、《青年进行曲》等。后来，老板为迎合低级趣味，要冼星海专门为《新毛毛雨》配音乐，冼星海不干，他说：“我宁可挨穷，也要为抗战服务，为社会服务。”
在武汉
“八一三”抗战爆发，冼星海参加了洪深领导的上海演剧第二大队，离开上海来到武汉。他以百倍的热情工作着，写了不少歌颂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优秀歌曲。他组织了许多歌咏队，发动了十余万人参加扬子江上火炬歌咏游行……这期间，他还创作了《保卫武汉》、《五一工人歌》、《新中国》、《祖国的孩子们》、《华北农民歌》、《当兵歌》、《我们的队伍向前走》等歌曲。由于恐日的国民党当局对抗日救亡歌曲进行蛮横的检查，并监视救亡工作，甚至连“救亡”二字都不准用，这使冼星海十分不快。为了工作方便，冼星海应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之邀，到三厅工作。可是，事与愿违，国民党当局对抗日救亡歌曲方面的审查、限制更加苛刻。更令人痛心的是，洪深领导的上海演剧第二大队在武汉受到新成立的一些团体排挤，当局甚至把冼星海视作“危险分子”，特务盯着他，取消他组织的歌咏队，查禁他写的抗日歌曲。于是，他想到延安。
延安这个地名，冼星海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才知道的。到武汉后，他常见到“抗大”、“陕公”招生广告，又见到一些延安来的青年，他们刻苦、热情、有朝气，这一切都深深打动了他的心。此时，他又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的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请他去延安工作；之后又两次给他发电报，恳请他北行。相形之下国民党消极抗日和对他横加迫害，而共产党积极抗日，同时又一再邀请他，冼星海被感动了，他决定去延安。1938年10月，冼星海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下去了延安。
在延安
到了延安，冼星海很快适应了环境，他住进窑洞，穿着草鞋和延安的干部服，正式就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开始，他吃小米饭不习惯，党中央决定给他特殊照顾，每星期能吃两次肉，两次大米饭，每餐多加一个汤。生活是艰苦的，但比起他在巴黎曾饿倒街头的生活不知好多少倍了。他一生中的主要作品，大部分是在1938年到1940年春一年多时间中在延安写的。当时的陕甘宁边区，人口不过一百多万，经济比较落后，且又处在国民党和日寇的四面包围中，怎样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呢？只有自力更生，埋头苦干，发展生产，勤俭过日子。在大生产运动中，冼星海写了《生产大合唱》，这部作品以载歌载舞和戏剧表演结合的形式，通过“春耕”、“播种与参战”、“秋收突击”和“丰收”四个场景，表现了解放区人民的生产劳动和抗战生活，音乐具有民族风味，合唱粗犷质朴，其中《二月里来》和《酸枣刺》两个段落作为独唱和童声合唱曲目，流传至今。他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周年而作的《九一八大合唱》，是一部叙事性的大合唱，全曲以具有舞蹈特点的音乐主题和悠长深沉的副主题对比贯串和反复出现，表现人民群众在欢庆胜利时回顾抗战历程，激发起抗战到底的决心。他作于1940年3月的《牺盟大合唱》，是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抗日决死队写作的一部群众歌曲联唱形式大合唱，包括齐唱、独唱、轮唱、合唱等6个段落，音乐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作于1939年的《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它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突出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勤劳朴实、酷爱自由和胸怀宽广的崇高品德，愤怒地控诉敌寇入侵给黄河两岸人民所造成的深重灾难，最后以激昂的旋律奏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抗日寇的侵略，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而英勇奋战的时代最强音。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毛泽东观看了由冼星海亲自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连声称赞。人们一致认为，《黄河大合唱》是一部反映中国人民为求民族解放、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斗争的优秀作品，在艺术上有很高成就和创造性。
这时冼星海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员了。这期间，他共写了六部大合唱、两部歌剧，近百首歌曲，并继续写了他在1935年开始写的《第一民族解放交响乐》。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他极为繁忙的社会活动和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完成的。他亲自教授的一期音乐系学生，大部分在全国解放后成了许多音乐部门的领导干部和有成绩的作曲家。
1940年12月，冼星海来到苏联，这是他生活的最后五年。在此期间，他得以有较集中的精力对几部大型作品进一步润色并最终完成。1941年6月，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苏德战争”。连年战乱，颠沛流离，再加上缺医少药，使本来体弱多病的冼星海得不到及时的救治，生命到了垂危的地步。1945年初，苏联有关方面将他送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刚住进医院，冼星海便开始创作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但病魔无情，1945年10月30日，他病逝于克里姆林宫医院，年仅40岁。同年11月14日，延安隆重举行了“冼星海追悼会”，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