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
上个世纪的60年代,在首都大学生毕业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曾让一个年轻的名字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就是被称为首都干部子弟下乡支援建设“第一人”的万伯翱。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万伯翱在干什么呢?他是如何从下乡知青“第一人”到知名传媒人?他有过怎样的奋斗史和心路历程呢?他是否因为生活的磨难而消沉了意志?是否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淡忘了曾经的理想?
日前,正当万伯翱以电视剧《雷锋》总监制、总策划人的身份亮相时,我和这位现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我们的对话是从拍摄电视剧《雷锋》的现实意义说起的。
为什么要拍电视剧《雷锋》
龙巧玲: 在辫子剧、民国剧、战争剧、潜伏谍战剧和各种小说改编剧等等充斥影视屏幕的时候,你们却选择了上世纪60年代一位年仅22周岁,当兵不过三年,职务只是班长的湖南小个子雷锋作为这部20多集电视剧的主人翁,第一次以电视剧艺术形式寻觅他短暂而又辉煌的人生,这样60年代的红色题材剧,还会有观众吗?
万伯翱: 电视剧《雷锋》是由享誉中国描绘红色经典人物的著名作家编剧黄亚洲以雷锋真实事迹为基础创作的作品,可谓匠心独运和引人入胜。去年由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和浙江永乐影视制片公司共同完成的电视剧《雷锋》,得到了中宣部的重视,刘云山部长亲自做了批示。
的确,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钱包渐渐地鼓起来,此时拜金主义也抬头问路。在过去那些年代,谈钱谈工资都会被人看不起,更对恭喜发财、发财致富等语噤若寒蝉;现在不同了,似乎谁有钱谁就可以神气活现,钱权交易、钱色交易、权色交易屡见不鲜。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指出过,如此下去已威胁到党和共和国的生存了。人民多么需要建国初期和1962年以后雷锋时代廉洁之风再吹九州大地!
雷锋精神不仅曾风靡祖国大地,在国外,同样有很多人把雷锋当作人生的榜样。我去参观湖南长沙的雷锋纪念馆时就发现了美国西点军校赠给雷锋纪念馆的旌旗。原来,西点军校的将军曾经把雷锋的头像高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美国青年也有学习雷锋小组。在古巴,雷锋头像被印在年轻人穿的衬衫上作为一种时尚。可见雷锋是属于全人类的。
今年3月5日前,由黄亚洲先生创作的50万字长篇小说《雷锋》,也由四川新华文轩出版社正式出版。
充满智慧和人情味的两类不同艺术形式的作品已让我这个久经风霜的人泪流双颊,相信也会感染和打动更多的观众和读者。
龙巧玲: 您拍摄电视剧《雷锋》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万伯翱: 雷锋这个真切地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年轻战士,曾经那么深切地不断地感动着中华大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尽管雷锋生活环境离我们越来越远,但电视剧中人物的思想脉搏,我们今天应该仍能真切地触摸和感觉到的。如果现在的年轻人和公仆们也能像雷锋这位普通战士那样为人民全心全意地奉献,时时有着自我牺牲和自我批评精神,这将重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再现我们共和国激情燃烧的岁月!年轻时的我就是发自内心地以雷锋为榜样, 1962年不满18岁的我远离首都和亲人奔赴河南黄泛区垦荒。茫茫黄土,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桌椅,只有透风进水的一排排茅屋,这就是我人生开始的新的生活环境。我手握原始农具锄头、铁锹和剪锯果树的钢剪、铁锯,每天10个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是什么力量让我坚持了整整10年春种秋收的艰苦劳动?是父亲教导我,是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首都大学生毕业大会上表扬了我,更是雷锋精神鼓励了我。这就是我们坚持再造雷锋这位红色经典人物的最大动力和精神支柱。
下乡知青“第一人”
龙巧玲: 你作为首都下乡知青“第一人”,一生最珍贵的青春岁月都是在河南黄泛区农场艰苦的环境里度过的,后悔过这样选择吗?
万伯翱: 很多媒体记者采访我的时候第一句话,几乎都是提的这个问题,我的回答一直是:我不后悔,青春无悔。因为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要求,何况我下去以后,虽然生活是艰难的,但是,我也得到了很多的东西,一分为二看事物就好了。
比如,我知道了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不仅能够改造自己、改造世界,也能创造世界。我从一个五谷不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首都洋学生到达最底层,到了最艰苦的农业第一线当了一名农业工人,和农民结合了十年,跟他们朝夕共处,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优秀品质,我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龙巧玲: 你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坚持了10年并且成为了一名熟练的农业工人,那些艰难的日子是如何度过的?战胜了怎样的孤独和寂寞?
万伯翱: 是对文学的热爱,是那些书影响了我,劳动和生活让我变得豁达和乐观。小的时候,我在育才小学读书,那时候苏联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比如《普通一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普希金的诗、托尔斯泰的小说,我阅读这些文学作品,受了很大的影响,从小就有志当一个作家。
当时大家强调要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家、艺术家都要到工农兵中去,到生活的基层中去,到那里学习劳动人民的品质,学习劳动人民创造世界的能力,尤其是学习劳动人民的语言。
在这方面我是一个受益者。我去农村的时候,我父亲说,你不是没上过大学吗?你不是一个高中生吗?农村本身就是一个劳动大学,实际上你要用功的话还能学习不少东西,比如学习劳动人民的语言。我有厚厚的几个笔记本,我记下了劳动人民的谚语,不管是天气的还是生活的。这些素材的积累,对我以后的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苹果露出了枝头,秋天收获的时候,就是出叶了,出树冠了,那时候树叶开始掉,果子开始大,所以叫出叶了露头了。露头以后,工人们就跟我讲,“小万,你看那个苹果红得就像一个红灯笼一样”。这种苹果叫红玉,本身是红透的,比现在的富士还要红,“红灯笼”这个词多么生动!劳动人民的形象思维是非常强的。
我在1962年9月6日去河南农场的时候,父亲送我一个笔记本,是1959年父亲参加劳模大会发的奖,他就把这个本子送给我,并且题了一句话“一遇动摇,立即坚持”。我最近找到了那个笔记本,不禁想起往事。十年后我离开了农场,被保送到河南师范大学学习。毕业后我入了伍,后来还当了团政委。我从小就有志当作家,我坚持了这一理想。
真实是传记作品的灵魂
龙巧玲: 你现在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多年来你一直笔耕不辍,作为一名知名作家,你在创作上有着怎样的体会和感想呢?
万伯翱: 我已经出版了《三十春秋》、《四十春秋》、《五十春秋》,今年正校对《六十春秋》。去年出了《孟小冬:氍毹上的尘梦》,它实际上是一个评传。我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会长,当会长总不能一本传记不写,所以这是我的习作。我对戏剧感兴趣,因为从小我妈妈就带我去看戏,对粉墨生涯,对生旦净丑留有深刻印象。在电影《梅兰芳》中章子怡演的角色就是孟小冬,她是须生,女人戴上胡子演戏叫女须生,我可以这么说,她是中国历史上首席女须生。
我写这个对青年人有什么教育意义呢?作为媒体人,我就想通过这么一个非常贫苦的艺人、一个女孩子,她竟然能够经过十分刻苦的努力、学习,达到了一个顶峰,是个很生动的例子。她当然有她的天分,但是她的刻苦、她的用心、她的努力仍然是最重要的。
传记作品最看重的就是真实,我们在拍摄电视剧《雷锋》时也是一直强调的。比如可不可以为了取悦观众胡编雷锋恋爱,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雷锋没有谈过恋爱。很多观众希望雷锋谈恋爱,好看,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很严肃的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出品的片子,一定要尊重事实。传记文学的灵魂就是真实。
乐于慈善的知名传媒人
龙巧玲: 你曾担任过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和总编辑,现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在推行报刊退出机制,你也是一个媒体老总,怎样看待当今媒体的生存状态?
万伯翱: 我虽然当过十年中国体育杂志社总编辑、社长,也当过《车王》、《运动休闲》的总编辑,我现在还担任《中国钓鱼》的名誉主编,并且正在创刊一本《中国传记人物》杂志,准备向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现在刊物、报纸也存在着很大问题,就是发行量下降很厉害。
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按照老的思维,不和广大的读者、网友交知心朋友,了解他们想看什么、想读什么,老是闭门造车,想当然,这样办报刊是不受大家欢迎的。
怎么样既能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又能够引人入胜,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就得向有些办得好的媒体学习,适应市场的规律。
我们现在采取这样的办法,就是强强联合。我有传记文学的优势,全国传记文学的作品在我这里,传记文学的作家在我这里,传记人物,包括中华民族的、外国的,经过历史考验的传记文学都在这儿,刊登出来都很吸引人。我也是《作家文摘》的名誉社长,《作家文摘》现在发行已达二三十万份,一是真实,二是它的人物,高层人士爱读,中层的也喜欢读。我们就努力抓住了广大读者的需求。
龙巧玲: 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你不仅是著名的作家,也是一位热心的社会慈善家。多年来,你总是不断把自己创作所得的稿酬和书籍捐出去,你是如何考虑的?
万伯翱: 我父亲万里,他退下来后,不题词,不参加仪式,不挂名,不担任什么名誉职务,但是我知道有两项他没有辞去,一个是网球协会的名誉主席,还有中国文学基金会的名誉会长。为什么他担任这些呢?因为这是他的终身热爱。我受他的影响,也喜欢打网球,坚持搞文学写作。中国文学基金会成立以来,对于那些坚持写作又没有经济能力的作者进行一些经济和道义上的资助,这个很有意义。这些年我出了几本专著,有不错的稿酬,我就陆续捐一些给基金会,以尽我绵薄之力。四川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我也捐了一些。最多的一次是给上海看守所,给那些少年犯捐了十万元。这些钱可以让他们去读书,去学习技术,将来回到社会成为有用之才,不至于成为社会的负担!我就尽力为政府分担一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