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新四军苏中军区卫校学习了。”好朋友张惠来告别了。
“我也要去。我也要参加新四军。”她拉起张惠的手,跑去找母亲。
她的父母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他们先后把两个儿子送到了部队去抗日。送女儿参军早已是他们的设想,只是希望女儿再长大些。当时她只有11岁,母亲有些不忍心。可女儿决心已定,撅起小嘴,把辫子甩到脑后,一脸坚定。
“把孩子交给党吧!”苏中军区管文蔚司令员的话打消了母亲的顾虑。于是,她和比她大一岁的张惠手牵着手,兴奋无比地来到苏中军区卫校。
参军时,母亲将她改名为傅红渠。母亲是教师,红渠二字取自古典名著《镜花缘》中的巾帼英雄绿红渠。母亲的喻意由此可见。
1945年初,她小小个头穿上了肥大的新四军军装,稚嫩的脸上充满喜悦。腰间系上一根宽大的皮带,觉得威武神气。她学着大人的样子,挺起胸膛,把头高高昂起,迈着大步,她高兴极了。
学习出操、队列等,她学得有模有样。半年的紧张学习结束了,她学会了基本的医学护理,经过实习后,被分配到新四军野战二院一队内科,成为一名护士。
她开始独立工作了。在认真做好换药的准备后,她端着装有药品、纱布的托盘来到伤员身旁。当她揭开包在伤员伤口的纱布时,一股鲜血涌了出来。傅红渠一时停住了手,她被鲜血染红的伤口和浓浓的血腥味镇住了。那是一个在大腿上碗大的伤口,皮已绽开,露出鲜红的肉和包着半边的骨头,血和脓溢满伤口。
傅红渠立志要做一名坚强的新四军战士。但她毕竟还是一个小孩子,看到这种情景,心中还是有些胆怯。不过她很快就意识到,“我现在是新四军战士了”。于是,她学着大人样尽力稳住自己,不要哭,但最终还是没能忍住,先是低声抽泣,最后竟放声大哭了起来。她怕弄痛伤员,不忍心下手再去揭开剩下的半边纱布,看着鲜血不停地涌出伤口,她哭得更伤心。
“不要哭,小妹妹。”那位伤员就像大哥哥一样安慰她。
“大胆换药,我不怕疼。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伤员在鼓励她。
傅红渠稳住心境,大胆快速地揭开那半边纱布,轻轻地清洗脓血,然后上药,包扎。看到伤员强忍伤痛而大汗淋漓,她的心更痛。
换完药出来,她满脑子都是刚才伤口换药的情景,伤员大哥的鼓励安慰不时在耳边回响。
然而,更让她难过的还在后头。因鬼子封锁,药品奇缺,尤其是消炎药很少。傅红渠曾几次目睹年轻的战士,因没有盘尼西林消炎药而病重死去。这些年轻的战士,没有牺牲在战场,却因缺少必要的药品,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在自己的医院里。每每看到这些,傅红渠的心就有如针扎,深深地被刺痛。她把父母送来的衣服、钢笔和许多生活用品送给战士们,尽自己最大所能帮助他们。
在新四军中,她处处受到保护。一次转移途中,敌机突然出现在上空,盘旋后径直俯冲下来。当听到声响,傅红渠仰头一望,那敌机已将一颗炸弹投了下来。她惊呆了,一时手足无措,竟呆站在原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双大手将她一把抱住,扑倒在地,并用他的身体做掩护。只听一声刺耳巨响,炸弹就在距离他们十几米的地方爆炸了。傅红渠只觉得一阵狂浪,在空中掀起一股泥土,夹着硝烟,铺天盖地打在他们身上。过后,他们从尘埃中爬起,抖落泥土。傅红渠看清,掩护她的是他们的队长邵敏。邵队长关切地问她伤到没有,她拼命地摇着头,告诉邵队长没有受伤。她明白,危急时刻,邵队长用生命在掩护她。
鬼子投降的消息传来,那位大腿受伤的战士,扔掉拐杖站起来尽情欢呼。傅红渠和大家一样,摘下帽子高高抛到空中,大声拍手、喊叫,整个医院沉浸在一片欢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