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建军强军的不平凡之路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回顾人民军队创建的艰辛历史,缅怀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追思建军伟人的丰功伟绩,铭记我军政治工作的基因传承,对于进一步理解在新形势下强军改革的伟大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八七会议 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
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等地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一部分,集结南昌举行起义,然后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争取苏联援助,举行新的北伐。
1927年8月1日,起义部队在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朱德等领导下在南昌暴动,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3日起,按照原定计划,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沿途遭到国民党军多次阻击,部队大部溃散。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会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在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时党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他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
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三湾改编 确立“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1927年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具体部署。参加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是共产党员卢德铭;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二、三团。起义前又收编了一部分原黔军武装为第四团。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任师长。起义的目标是夺取长沙。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工农群众武装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某些指挥员指挥失当,新收编的第四团在战斗中又临阵叛变,致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在向南进军途中,处境十分困难,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又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
秋收起义虽然上有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起义军的3个团中各设一个党支部,但部队管理仍采用旧军队及黄埔校军、国民革命军的制度。部队中的军阀主义严重,官兵关系紧张;不少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革命斗志低落;有些旧军官留恋旧军队的生活方式,经受不住艰难困苦的考验;部分官兵携枪当了逃兵,甚至背叛了革命。这样的军队既不能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务,也不能在反动势力的包围下生存下去。起义军自暴动后不到20天的时间里遭受严重损失,部队牺牲、逃亡极其严重,人员由5000余人锐减到800余人。
9月27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抵达永新县九陂村,在这个当时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停驻了2天。毛泽东与何挺颖、宛希先、张子清、陈浩等军政干部交谈。在交换意见中,大家首先认识到打败仗的一条重要原因,是暴动前期未能在部队中实现党的前委的统一领导,各路部队的军事主官各行其是,自作主张。因此必须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把党支部建到连队一级。决定在连队建立党代表制度,由党代表担任支部书记,党代表在政治上负有全部的责任。
对部队实施改编等重大决策逐渐成熟于胸的毛泽东,于9月29日率领工农革命军从九陂村到达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原来的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黄埔一期毕业生陈浩、张子清先后任团长,多余的军官编入军官队;派人与井冈山上的袁文才取得联系,目标坚定地走上井冈山。特别是决定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设党委,各级党组织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以保证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这些措施表明,毛泽东已经完全树立起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尤其是“党支部建在连上”,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灵魂。
“三湾改编”所确立的“党指挥枪”“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自己的军队而进行的最早、最为成功的探索与实践,奠定了工农红军的政治建军基础。1929年3月,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专门介绍了朱毛红军中“党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以备他们在部队建党时参考。
古田会议 人民军队脱胎换骨的地方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11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随后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陈毅等领导下,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会剿”,并于1929年1月起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毛泽东随即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回到红四军后立即与朱德一起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建军建党的基本经验,探索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道路,全面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会议明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会议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这次会议上初步形成,后又在同王明、张国焘等错误路线斗争中不断完善和成熟,指引人民军队走上了发展壮大的历程。
古田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脱胎换骨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决定人民军队生死存亡命运的重大改革。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红军的建军原则,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坚实基础,也是我们党建党的一个纲领性文献。
改革强军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主要国家都在加紧推进军事转型。我军建设面临的历史机遇前所未有、严峻挑战前所未有。“难得者时,易失者机。”只有顺时以动、因机而发,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才能紧跟世界军事发展潮流,缩小同世界军事强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努力掌握军事竞争战略主动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鲜明提出新形势下的强军改革的目标。
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第十五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指出:“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习近平指出:国防和军队改革作为单独一部分写进全会决定,这在全会历史上是第一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高度重视。我们要充分认清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把握改革的目标和任务,牢固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他说:“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场大考,军队一定要向党和人民、向历史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2014年10月30日,中央军委在福建古田召开被称为“新古田会议”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发表讲话时说:正是在古田这片红色土地上,我们党第一次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这里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古田会议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核心内容即党指挥枪,重申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古田会址也被誉为人民解放军的“军魂”所在地。习近平指出,要进一步把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战斗力标准、政治工作的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他强调,全军必须紧紧围绕我军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
2015年11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宣布: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军队改革的总目标是:2020年前要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努力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
这次改革,旨在推进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有机统一,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中国军队新一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整体性改革由此全面展开。这是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来撼动性最强的一次军改,改革推进力度之大、调整结构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在解放军历史上前所未有。
今年7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进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重塑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进行第42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强军是强国的一个重要战略支撑,也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5年来,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刀阔斧、蹄疾步稳,在主要领域迈出历史性步伐、实现历史性突破、取得历史性成果。这场重塑重构使我军体制和结构焕然一新,发展格局焕然一新,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为强军事业增添了强大动力,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奠定了深厚基础。
7月30日上午9时,朱日和训练基地,军旗猎猎,铁流滚滚;虎贲云集,沙场点兵。12000余名解放军官兵、600余台(套)各种装备、100多架陆海空三军航空兵战机,编成多种方队,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一场气势磅礴的沙场阅兵庆祝建军90周年华诞。
8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人民军队的历史辉煌,是鲜血生命铸就的,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人民军队的历史经验,是艰辛探索得来的,永远需要我们弘扬。人民军队的历史发展,是忠诚担当推动的,永远激励我们向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努力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从井冈山到古田,从瑞金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一路走来,始终将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复兴作为永恒的价值追求。可以告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是,他们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初心不改、本色不变,永远是党、国家和人民最可信赖的力量。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走过了90年光辉历程的人民军队,正在向着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