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期●征战纪事●

为核武器防护研究奉献一生

作者:陈宝珍

我的家境贫寒,4岁就失去了母爱;7岁时,日寇的铁蹄踏进了我的家乡,我便参加了抗日斗争。13岁那年(1943年)我毅然参军,走上了抗日战场,从此,军旅生活伴随了我的一生。
  在经历过延安保卫战之后,组织上送我上了解放军西北医学院(后来的第四军医大学),1948年,我就成为一名年轻的外科医师了,并参加解放临汾战役的伤病员应急救援。以后,我深感知识少,需要深造学习,在1955年又考入第二军医大学,更加努力,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留校。1958年,我被组织指定参加组建国防尖端保密研究——核武器防护科学研究,从此就踏上这一条伟大而又光荣的征途。

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原子弹试爆成功之后,党中央高瞻远瞩,指示加快核武器研究,迅速转向氢弹的探索,同时成立核试验生物效应研究中心,任务是在核武器爆炸过程中,收集生物效应的各种参数、数据,取得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我全身心地投入,参与其中,日夜进行着各种实验。我被总部选派赴核试验现场进行生物效应研究时,已经是1965年的春天,那时我35岁。从接到命令到出发,前后不到24小时,还没有来得及告别60多岁的老岳母,也没有来得及与体弱多病的妻子多说一句话,更没有来得及多看一眼4~11岁的4个孩子,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我先后17次奔赴核试验现场,前前后后加起来也有30多个年头。在戈壁滩的日日夜夜,虽然经历了各种酸甜苦辣,但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誉。自己感到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军队,但却亏欠家人和孩子太多……

那是1965年3月初的一天,随着火车的鸣笛声,我们打前站的一行三人,离开了大上海,抛妻别子踏上了西征的列车——铁皮闷罐车。一路艰辛不作详叙,列车爬行了五天五夜,在一个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刻,到了新疆吐鲁番车站。我们在离吐鲁番火车站下坡不远处的一个兵站受到热情招待。吃饭时,兵站的张站长亲自指挥物资搬运和装车,同时王参谋介绍说:“因为任务十分繁重,时间紧迫,你们必须连夜进场,也是为了保密。只等你们大队的试验动物及物资布置到位,‘0’时也就近了。”我们三个人刚刚吃完饭,试验物资已经全部装车完毕,整整装了满满两辆卡车。出发后才发现,同时出发的还有十多辆卡车,由于保密原则,不必打听那么多。我坐在司机班长的旁边,裹着皮大衣,又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了。

一阵剧烈颠簸,汽车已经到天山脚下了。由于驾驶室的密封性能不太好,刺骨的寒风,带着黄沙,顺着缝隙不时打到脸上,好像万根针刺到脸上,眼也睁不开来,更不敢说话,一说话风沙就灌进嘴里,十分难受。上天山开始了,车辆在弯弯曲曲的盘山道上向上跑着,车灯忽明忽暗。我慢慢地感到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脑袋开始阵阵剧痛,话也不能说了,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了,车飞速地前进着。当司机班长说已到天山顶时,我特别难受,但在坚强党性的支撑下,坚持,坚持,再坚持。翻过天山之后不久,车队来到著名的军垦原子城——马兰。

马兰是一个美丽的城市,由于“三张”(张爱萍总长、张蕴玉基地司令、张英基地副司令)在建设基地时看到地上长了很多马兰花,所以命名为马兰。此处因是我国的核试验前哨站而闻名,城市里工、农、商、学、兵样样俱全。我们就住在马兰第一招待所,三个人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又逛了逛街,在返回住处时,我们发现自己换下来的脏衣服不见了,也不好冒冒失失地到处去询问,正当纳闷怎么回事时,招待所苏所长来了,他笑嘻嘻地说:“你们是从上海来的,从大城市到我们戈壁这小地方,你们一路辛苦了,有什么事尽管找我。现在给你们发‘四类灶饭票’(四类灶饭票是航空兵和潜水员才能享受的待遇)。”我们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回到宿舍发现,脏衣服已经洗干净,并且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床上。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里处处是雷锋,处处有好人好事,充分显示了共产党员的本质和精神,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是抢着干:抢着打扫卫生,抢着拖地板,抢着替人家搬运行李,抢着为别人洗衣服……这种精神、这种境界、这种环境感人肺腑。
  我们在马兰城休整了两天,车队向东南方向前进。戈壁滩上的路,基本是泥土路,因为车辆来往较多,路面上都是坑坑洼洼,人称“搓板路”。坐在车上就像过筛子一样,这样的颠簸,短时间内像是摇篮,但是几个小时这样的颠簸,一般人就有点吃不消了。我不仅将吃的饭全部吐了出来,甚至还有一种摘心割肺的难受。
  恍惚中,车已到了开屏——核试验生物、物质效应研究中心。坐落在美丽的孔雀河畔的开屏,有着孔雀开屏之意,是我们工作人员来到这里之后给起的名字。
从开屏到核爆炸中心地带还有100多千米。我们很快展开工作,根据需要将开屏试验区划分为东开屏、中开屏和西开屏。西开屏是生活区,参加核试验生物、物质效应研究人员的吃住区;中开屏是无污染试验区,从核爆炸现场抢救回来的动物,经过检查分类,确定未受污染的试验品,都拉到这里进行观察、解剖和实验治疗等数据的采集;东开屏是污染区,所有的受核爆炸影响的污染试验物品和动物,经过检查分类确定已受不同程度污染的,都拉到这里进行观察、解剖和实验数据的采集。
  接着,各种实验动物进场了,各种试验物品、商品,各种大型兵器、爆炸物,一应俱全。我们根据已经划定的扇形地域,将试验的各种动物、植物和物品放到指定位置。各个不同深度的工事、不同结构的房屋等,都有不同的实验方案。同时,在核爆炸半径地域,各种仪器要安装调试,反复标定,直到稳定为止。实验动物要驯练,按照事先的设计要求做各种动作,确保爆炸之后,所需要的样本都能按照要求得到提取。
  最重要的就是现场试验方案的论证,这也是从实验室到现场、从理论到实践的关键环节。也就是说,我们的试验结果能否在实际战斗中用得上,在核战争中可否起到防护和救治的作用,一旦试验结果失败,所有的人力、财力和多年研究的心血付出,都将前功尽弃。我们必须在“0”时取得科学的、准确的、真实的数据。验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原子弹、氢弹、导弹在地上、地下、空中等爆炸,在不同方式、不同地域、不同当量对核爆炸威力的鉴定,对各种动物的杀伤破坏效应、程度的验证;其二是可防护性、治疗效果的验证,就是在每一次核试验中预估杀伤效应参数边界,以便下一次的布点参考,另外,还要预估出每一次核试验的当量、参数、杀伤破坏边界,在不同地形、地貌、建筑物、战壕、民防工事、地下铁、水库及大型兵器如飞机、坦克、大炮、军舰、导弹等的生物效应及破坏情况,同时,还要考虑天气变化和风向的影响。

我们准备工作就绪后,就在参观点等待“0”时的到来,当时的心情是急切、激动、紧张、兴奋、自豪交织在一起的,十分复杂。最初,我曾悄悄地询问一位早来现场的同志,什么叫“0”时。该同志的回答是:“我们把核爆炸时间称为‘0’时。据说,我们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时,从10秒开始倒计时,数至0时爆。从此,核试验基地的同志就把‘0’时作为核爆炸的时间,这也是为了保密。”

我们的主要工作在核爆炸前后进入现场,最具有危险性的是在核爆炸当时及之后。地爆或地下爆,还是可以预定距离的,因为是固定核爆炸中心,核爆炸观察点在几十千米之外,而且有一定的防护工事,危险性小一点,只是临时风向问题。空爆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如果投弹偏离,那我们的生命将受到很大的威胁。在核爆炸后,我们必须按照指定的线路入场,观察动物杀伤情况,将实验动物通过污染路线搬运回来,同时还要在现场抢救,分类后送。在核试验前我们首先要练习穿戴防护衣,当时的防护衣是仿苏制的橡皮材料制成的,防毒面具是象鼻式的,虽然在大学学习的时候见过,也试穿过,但是真正自己使用的时候,就不是那个滋味了:橡皮制的防护衣橡皮气味极浓,难以忍受,似乎要使人窒息;象鼻式的防毒面具,气容空间大,二氧化碳储量也大,呼吸极不顺畅;棉衣外面加上防护衣,十分笨重。

戈壁滩上行走,空着手走都困难,负重就更加困难。为了尽量减少在污染区的停留时间,我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实验动物撤离污染区到试验区,同时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做好记录,尽可能多地观测收集参数和样本数据。我们的手在不停地记录,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实验动物,一刻也不能耽搁。手酸了、麻木了,还是握着笔杆写,笔换了一支又一支。回收动物后,我们饭也顾不上吃了,食堂大师傅端着饭菜苦苦哀求说:“吃点吧,喝点吧,多保重身体。”饭菜冷了再热,反复几次。而我们兴奋、激动,早已忘记了吃饭、忘记了休息。每人每天的记录纸都有很多,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有几位同志因忙于记录数据,而忘记了时间,在污染区停留时间太长,发生了事故。他们都是好同志,为了国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祖国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为了彻底摆脱核贫穷的面貌,我们国家先后进行了23次大气层试验,有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导弹等,也进行了多次空中、地面、地下核试验。我先后参加了首次氢弹、中子弹、导弹及地面核试验,参加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先后加起来有17次,在戈壁滩和开屏已有30多个年头了。

在开屏的日日夜夜,我拼命地、忘我地工作,经常与家人切断一切联系,我把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因为要坚决执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烂在肚里、装在骨灰里”的保密规定。

开屏,这个地图上无法找到,但在核试验场上却赫赫有名的地方,她是全国、全军核试验生物、物资效应研究基地和中心,在这里我们鉴定了核武器爆炸的威力、杀伤半径、防护治疗效果等,获取了国家需要的可靠试验数据,为核防护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我是我国核试验的光辉历程的见证者,为之自豪!开屏啊开屏,一个美丽的地方,你让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