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核武器防护研究奉献一生

我的家境贫寒，4岁就失去了母爱；7岁时，日寇的铁蹄踏进了我的家乡，我便参加了抗日斗争。13岁那年（1943年）我毅然参军，走上了抗日战场，从此，军旅生活伴随了我的一生。
　　在经历过延安保卫战之后，组织上送我上了解放军西北医学院（后来的第四军医大学），1948年，我就成为一名年轻的外科医师了，并参加解放临汾战役的伤病员应急救援。以后，我深感知识少，需要深造学习，在1955年又考入第二军医大学，更加努力，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留校。1958年，我被组织指定参加组建国防尖端保密研究——核武器防护科学研究，从此就踏上这一条伟大而又光荣的征途。

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原子弹试爆成功之后，党中央高瞻远瞩，指示加快核武器研究，迅速转向氢弹的探索，同时成立核试验生物效应研究中心，任务是在核武器爆炸过程中，收集生物效应的各种参数、数据，取得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我全身心地投入，参与其中，日夜进行着各种实验。我被总部选派赴核试验现场进行生物效应研究时，已经是1965年的春天，那时我35岁。从接到命令到出发，前后不到24小时，还没有来得及告别60多岁的老岳母，也没有来得及与体弱多病的妻子多说一句话，更没有来得及多看一眼4～11岁的4个孩子，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我先后17次奔赴核试验现场，前前后后加起来也有30多个年头。在戈壁滩的日日夜夜，虽然经历了各种酸甜苦辣，但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誉。自己感到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军队，但却亏欠家人和孩子太多……

那是1965年3月初的一天，随着火车的鸣笛声，我们打前站的一行三人，离开了大上海，抛妻别子踏上了西征的列车——铁皮闷罐车。一路艰辛不作详叙，列车爬行了五天五夜，在一个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刻，到了新疆吐鲁番车站。我们在离吐鲁番火车站下坡不远处的一个兵站受到热情招待。吃饭时，兵站的张站长亲自指挥物资搬运和装车，同时王参谋介绍说：“因为任务十分繁重，时间紧迫，你们必须连夜进场，也是为了保密。只等你们大队的试验动物及物资布置到位，‘0’时也就近了。”我们三个人刚刚吃完饭，试验物资已经全部装车完毕，整整装了满满两辆卡车。出发后才发现，同时出发的还有十多辆卡车，由于保密原则，不必打听那么多。我坐在司机班长的旁边，裹着皮大衣，又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了。

一阵剧烈颠簸，汽车已经到天山脚下了。由于驾驶室的密封性能不太好，刺骨的寒风，带着黄沙，顺着缝隙不时打到脸上，好像万根针刺到脸上，眼也睁不开来，更不敢说话，一说话风沙就灌进嘴里，十分难受。上天山开始了，车辆在弯弯曲曲的盘山道上向上跑着，车灯忽明忽暗。我慢慢地感到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脑袋开始阵阵剧痛，话也不能说了，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了，车飞速地前进着。当司机班长说已到天山顶时，我特别难受，但在坚强党性的支撑下，坚持，坚持，再坚持。翻过天山之后不久，车队来到著名的军垦原子城——马兰。

马兰是一个美丽的城市，由于“三张”（张爱萍总长、张蕴玉基地司令、张英基地副司令）在建设基地时看到地上长了很多马兰花，所以命名为马兰。此处因是我国的核试验前哨站而闻名，城市里工、农、商、学、兵样样俱全。我们就住在马兰第一招待所，三个人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又逛了逛街，在返回住处时，我们发现自己换下来的脏衣服不见了，也不好冒冒失失地到处去询问，正当纳闷怎么回事时，招待所苏所长来了，他笑嘻嘻地说：“你们是从上海来的，从大城市到我们戈壁这小地方，你们一路辛苦了，有什么事尽管找我。现在给你们发‘四类灶饭票’（四类灶饭票是航空兵和潜水员才能享受的待遇）。”我们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回到宿舍发现，脏衣服已经洗干净，并且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床上。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里处处是雷锋，处处有好人好事，充分显示了共产党员的本质和精神，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是抢着干：抢着打扫卫生，抢着拖地板，抢着替人家搬运行李，抢着为别人洗衣服……这种精神、这种境界、这种环境感人肺腑。
　　我们在马兰城休整了两天，车队向东南方向前进。戈壁滩上的路，基本是泥土路，因为车辆来往较多，路面上都是坑坑洼洼，人称“搓板路”。坐在车上就像过筛子一样，这样的颠簸，短时间内像是摇篮，但是几个小时这样的颠簸，一般人就有点吃不消了。我不仅将吃的饭全部吐了出来，甚至还有一种摘心割肺的难受。
　　恍惚中，车已到了开屏——核试验生物、物质效应研究中心。坐落在美丽的孔雀河畔的开屏，有着孔雀开屏之意，是我们工作人员来到这里之后给起的名字。
从开屏到核爆炸中心地带还有100多千米。我们很快展开工作，根据需要将开屏试验区划分为东开屏、中开屏和西开屏。西开屏是生活区，参加核试验生物、物质效应研究人员的吃住区；中开屏是无污染试验区，从核爆炸现场抢救回来的动物，经过检查分类，确定未受污染的试验品，都拉到这里进行观察、解剖和实验治疗等数据的采集；东开屏是污染区，所有的受核爆炸影响的污染试验物品和动物，经过检查分类确定已受不同程度污染的，都拉到这里进行观察、解剖和实验数据的采集。
　　接着，各种实验动物进场了，各种试验物品、商品，各种大型兵器、爆炸物，一应俱全。我们根据已经划定的扇形地域，将试验的各种动物、植物和物品放到指定位置。各个不同深度的工事、不同结构的房屋等，都有不同的实验方案。同时，在核爆炸半径地域，各种仪器要安装调试，反复标定，直到稳定为止。实验动物要驯练，按照事先的设计要求做各种动作，确保爆炸之后，所需要的样本都能按照要求得到提取。
　　最重要的就是现场试验方案的论证，这也是从实验室到现场、从理论到实践的关键环节。也就是说，我们的试验结果能否在实际战斗中用得上，在核战争中可否起到防护和救治的作用，一旦试验结果失败，所有的人力、财力和多年研究的心血付出，都将前功尽弃。我们必须在“0”时取得科学的、准确的、真实的数据。验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原子弹、氢弹、导弹在地上、地下、空中等爆炸，在不同方式、不同地域、不同当量对核爆炸威力的鉴定，对各种动物的杀伤破坏效应、程度的验证；其二是可防护性、治疗效果的验证，就是在每一次核试验中预估杀伤效应参数边界，以便下一次的布点参考，另外，还要预估出每一次核试验的当量、参数、杀伤破坏边界，在不同地形、地貌、建筑物、战壕、民防工事、地下铁、水库及大型兵器如飞机、坦克、大炮、军舰、导弹等的生物效应及破坏情况，同时，还要考虑天气变化和风向的影响。

我们准备工作就绪后，就在参观点等待“0”时的到来，当时的心情是急切、激动、紧张、兴奋、自豪交织在一起的，十分复杂。最初，我曾悄悄地询问一位早来现场的同志，什么叫“0”时。该同志的回答是：“我们把核爆炸时间称为‘0’时。据说，我们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时，从10秒开始倒计时，数至0时爆。从此，核试验基地的同志就把‘0’时作为核爆炸的时间，这也是为了保密。”

我们的主要工作在核爆炸前后进入现场，最具有危险性的是在核爆炸当时及之后。地爆或地下爆，还是可以预定距离的，因为是固定核爆炸中心，核爆炸观察点在几十千米之外，而且有一定的防护工事，危险性小一点，只是临时风向问题。空爆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如果投弹偏离，那我们的生命将受到很大的威胁。在核爆炸后，我们必须按照指定的线路入场，观察动物杀伤情况，将实验动物通过污染路线搬运回来，同时还要在现场抢救，分类后送。在核试验前我们首先要练习穿戴防护衣，当时的防护衣是仿苏制的橡皮材料制成的，防毒面具是象鼻式的，虽然在大学学习的时候见过，也试穿过，但是真正自己使用的时候，就不是那个滋味了：橡皮制的防护衣橡皮气味极浓，难以忍受，似乎要使人窒息；象鼻式的防毒面具，气容空间大，二氧化碳储量也大，呼吸极不顺畅；棉衣外面加上防护衣，十分笨重。

戈壁滩上行走，空着手走都困难，负重就更加困难。为了尽量减少在污染区的停留时间，我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实验动物撤离污染区到试验区，同时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做好记录，尽可能多地观测收集参数和样本数据。我们的手在不停地记录，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实验动物，一刻也不能耽搁。手酸了、麻木了，还是握着笔杆写，笔换了一支又一支。回收动物后，我们饭也顾不上吃了，食堂大师傅端着饭菜苦苦哀求说：“吃点吧，喝点吧，多保重身体。”饭菜冷了再热，反复几次。而我们兴奋、激动，早已忘记了吃饭、忘记了休息。每人每天的记录纸都有很多，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有几位同志因忙于记录数据，而忘记了时间，在污染区停留时间太长，发生了事故。他们都是好同志，为了国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祖国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为了彻底摆脱核贫穷的面貌，我们国家先后进行了23次大气层试验，有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导弹等，也进行了多次空中、地面、地下核试验。我先后参加了首次氢弹、中子弹、导弹及地面核试验，参加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先后加起来有17次，在戈壁滩和开屏已有30多个年头了。

在开屏的日日夜夜，我拼命地、忘我地工作，经常与家人切断一切联系，我把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因为要坚决执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烂在肚里、装在骨灰里”的保密规定。

开屏，这个地图上无法找到，但在核试验场上却赫赫有名的地方，她是全国、全军核试验生物、物资效应研究基地和中心，在这里我们鉴定了核武器爆炸的威力、杀伤半径、防护治疗效果等，获取了国家需要的可靠试验数据，为核防护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我是我国核试验的光辉历程的见证者，为之自豪！开屏啊开屏，一个美丽的地方，你让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