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创建的艰辛历程
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决定“联蒋抗日”。1937年2月，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文中，提出了五项要求及四项保证，表示为了抗日而愿意放弃红军的称号，编入国民革命军。同时，中共中央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国共合作，包括红军的改编问题。
蒋介石对共产党武装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以致南方红军游击队面临重大军事压力。
1937年6月4日，周恩来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判时，正式向国民党代表提出南方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但得不到国民党的诚意合作。直到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性抗战爆发，战况急迫，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山西作战。8月，周恩来又利用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之机，再度和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商议，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才提上了日程。
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党方面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态度明显软化。8月17日，周恩来电告党中央，何应钦已经同意中共派人协助南方各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当时，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分布在湘、粤、鄂、赣、豫、闽、浙、皖8省14个地区（不包括海南岛琼崖）。
二
中共中央对于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十分重视，表明:“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是十一年血战的结果，应十分重视。”
9月下旬，在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的项英，得知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和八路军代表叶剑英正在南京，立即发去电报联系，并请他们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张闻天、毛泽东得知项英在9月29日写信给各游击队要求“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效命杀敌”的消息后，担忧1937年7月发生的“何鸣事件”再次重演。当时，何鸣率闽粤边红军游击队一千余人集中开进福建漳浦县城准备接受国民政府点编时，被国民党军第157师全部缴械。中共中央主张南方红军游击队就地改编，坚持原地斗争，保持其南方各战略支点的作用。10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急电，指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文彬:“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中其计，速派人传达党的正确的方针。”
博古、叶剑英等认为，中央要各游击队坚持原地的做法难以实现，1937年10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称:“各地区之游击队，长期保留在原地极困难。因为各区实际上无大的根据地，多数系流动之部队，大多数现极分散”，容易被吞并，以为“南方各地游击队似以集合成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为好”。
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国共两党的重要分歧，表现在改编后的军长人选方面。正在双方谈判之时，周恩来在上海会晤了赋闲中的老友叶挺。
叶挺是北伐的名将。北伐战争之初，他担任有铁军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的团长。叶挺也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创建者之一，八一南昌起义时任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时任军事总指挥，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周恩来与叶挺自1928年在德国柏林分手后，已有近10年没有见面。周恩来意识到，由尚未恢复共产党党籍而又在国民党军界人脉深厚的叶挺出面改编和指挥南方红军游击队，可能是最佳的选择。
周恩来告诉叶挺，改编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将提上议事日程，希望叶挺与深受蒋介石信任的军政部次长陈诚等接触，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表示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抗日，并通过他们争取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叶挺找到正在上海参与指挥淞沪抗战的陈诚，建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编成的部队的番号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北伐时期“第四军”的优良传统。陈诚向蒋介石保荐叶挺担任新四军的军长。1937年9月28日，未与中国共产党协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直接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叶挺接到南京的任命后，找到了广州起义时与自己共事过的叶剑英。当时叶剑英以中共代表身份，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叶挺告知叶剑英：是否接受此项任命，还要等中共方面的意见，如中共不赞成，他可辞职。10月8日，博古、叶剑英等致中共中央电中说:“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四军军长，拨发了5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
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电令将鄂豫皖、湘鄂赣、赣豫浙闽、闽西各部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1939年，新四军军部将10月12日作为新四军的诞生纪念日）。10月15日，中共中央在给博古、叶剑英的复电中表示：我们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即:叶挺和国民党同意：（一）何鸣部人枪全数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二）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三）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而作战，不移往他处。 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再次致电叶剑英等:“一、要求何应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是否可能。二、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取得何应钦同意）。 ”从叶剑英处得到中共中央的回复后，叶挺立即表示愿意前往延安并“声明完全受党的领导”。
11月3日，叶挺到延安后，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欢迎。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对中共中央如此隆重的欢迎，心怀感激，在致答词时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
11月13日，叶挺在武汉第一次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向报界发表了谈话。 至此，叶挺成为国共两党都认可的新四军军长。
三
中国共产党确认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后，叶挺到武汉担负起新四军军部的筹备工作，同时就新四军的建制、编制、干部配备、装备、经费等问题，先后在南京、武汉等地同国民党进行了复杂、曲折的谈判。
1937年1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了叶挺、叶剑英。叶挺按照在延安商量好的方案，向蒋介石陈述新四军拟编2个师、4个旅、8个团，以及旅以上干部配备名单，并请发给开拔费、整理费18万元，蒋介石不肯接受。原拟方案遭到否定，叶挺失望之余，当即向蒋介石提出辞职，但却遭到拒绝。
至11月下旬，鉴于当时抗战形势紧急，国共双方都作了一定程度的让步。中国共产党同意新四军不隶属于八路军，由其所在战区直辖；国民党同意新四军单独组成一个军，国民党不插手军官任免。至此，名义上新四军归所在战区直辖，而实际上中共取得了对新四军的独立领导权。为进一步强化中国共产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
12月24日，叶挺军长在大和街26号与项英和从延安来新四军工作的干部会面，此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汉口军部的正式诞生。叶挺在武汉期间继续进行上层活动，办理新四军中高层军官任命的交涉，稍后前往香港购置武器，至于部队的编组与集中等项工作，主要落到项英身上。1938年1月6日，项英和张云逸、周子昆等率新四军军部由武汉移至南昌，驻进高升巷原北洋军阀张勋公馆，与在南昌领导联络工作的陈毅会合，全面开展部队编组工作。
随着南京沦陷，中国方面在军事上处境危殆。1937年12月27日，中国共产党提出新四军编4个支队、8个团，隶属八路军的方案。1938年1月8日，何应钦核准了这个方案，但不同意新四军由八路军总部指挥，而确定隶属于第三战区。在干部配备问题上，经多次协商，国民党勉强同意共产党的意见，先后根据共产党的提名，任命了新四军支队以上的军官。
新四军定编为4个支队8个团，后根据实际情况，编为4个支队10个团，共10300余人，6200余支枪。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下辖第1团（由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编成）、第2团（由湘赣边、赣粤边、皖浙赣边和湘南桂东红军游击队编成），全支队共2300余人。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承，下辖第3团（由闽西、闽赣边红军游击队编成）、第4团（由闽西、闽粤边和浙南红军游击队编成），全支队共1800余人。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下辖第5团（由闽北红军游击队大部编成）、第6团（由闽东和闽北红军游击队一部编成），全支队共2100余人。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下辖第7团（由红28军一部和便衣队编成）、第8团（由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编成）、第9团（由红28军另一部和便衣队编成）和手枪团（由红28军手枪团和便衣队编成），全支队共3100余人。新四军本拟归属陈诚指挥，但因保卫武汉已经提上议事日程，陈诚奉命调任武汉卫戍总司令，经国共双方协商，决定江南的新四军第1、第2、第3支队受第三战区管辖，江北的第4支队受第五战区管辖。至此，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工作基本结束。
1938年1月11日，周恩来等电告延安，已同国民党初步商定，鄂豫皖高敬亭部改编后向安徽霍山、立煌（今金寨）、合肥地区集中；江南新四军主力向天目山山脉集中。
1938年2月至4月，新四军江南部队先后到达安徽歙县岩寺，接受点验。短短的两个月内除琼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外，散处南方 8省40余县的红军游击队，绝大部分徒步行军，先后到达安徽指定地点集中，完成了下山、开进、集中整编的艰巨任务。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击战士为了抗日，为了民族大义，放弃了十年内战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仇恨，编组成抗日的铁流，在大江南北向日军的后方挺进。
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以抗日大局为重，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新四军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在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坚强领导下，独立自主地肩负起华中敌后抗战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