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期●征战纪事●

一张油印《江海报》引起的回忆

作者:林平

 

今年是原《江海报》(《南通日报》前身)创刊70周年。今年2月,北京老战友颜辉同志将一份珍藏60多年的油印《江海报》,复印了一份寄我,并嘱我写点什么,以纪念当年那一段血火交织的难忘战斗岁月。
  这是一张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江海报》报头三个大字异常醒目。报头右边框里三行小字为“卅六年三月十三日/新四十一期/江海报社出版”,卅六年即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全部文字和标题都是竖排从右至左。两个版中不仅有电讯新闻,也有一整版的本区地方新闻,而且这一个版的文字,除了标题和报花外,全部是我的“杰作”,是我自己亲笔刻写的!
  反复看这张报纸,许多尘封已久的亲身经历,就像一个个电影镜头不断浮现在我的面前。
  不能出报的日子
  1947年春,是九分区敌后坚持最紧张的时期,也是《江海报》同仁在解放战争中走过的一段最艰苦的日子。
  《江海报》创刊于1942年。我是1945年初参加革命后才调到报社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原苏中三、四两个分区合并成为苏皖边区一分区,原三分区的《江潮报》和四分区的《江海报》,也合并为一个《江海导报》。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七、八月间我军苏中七战七捷后,根据形势需要,上面决定原一分区仍划分为两个分区,通榆线以东包括南通、如东、海门、启东划为九分区,基本上也就是原苏中四分区的范围。10月份在如东的掘(港)马(塘)北恢复了《江海报》,铅印,八开二版,周三刊。报纸的期号,从新一期开始,表明既承继过去,又是新的起点。
  新《江海报》大约只出了十几二十期,形势就发生了变化。我军主力主动北撤后,九分区已成为敌后,敌人为了牢固控制后方,对我九分区实施了全面进攻,一时间南通全部、海启大部以及如东西部迅速被敌人占领和控制。分区机关(那时候下面对地委和专署都统称分区)的所在地掘马北,势所必然地成为敌人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分区紧急通知,报社立即疏散人员和物资,做好打游击和出油印报的准备。
  报社内部原有二三十人,到12月底只留下了十个人,其中有领导,有编辑、缮写(负责油印业务的),有电台台长、译电员,还有发行、总务和炊事人员。樊发源总编辑(大家都叫他老樊),电台台长朱定国,发行科长黄钢,总务科长闻旭,编辑就我一个,负责缮写的是从分区机关临时借调来的颜辉,他还带来了油印出版用的一套工具,如钢板、铁笔、墨盘和一台全新的上海掘井牌油印机。
  我们都自以为准备得够充分的了,以为再怎么紧张,也不会比以前打鬼子时紧张,不致影响到我们出报。实践表明我们大大地低估了敌人,低估了困难。
  从1947年元旦那天开始,国民党部队加上土顽以几千人的兵力,分南北两路向如东东部扑了过来,迅速占领了这一带的大小市镇,包括掘港、苴镇及其以东的北坎、南坎、大予镇、兵房等,都被敌人占领,安据点,筑碉堡,修工事,对四乡开始了篦梳式的扫荡、搜剿活动。
  我们报社这一行人从马塘跑到掘港,跑到南坎、北坎,再到长沙,跑到哪里敌人就像跟着似的也到了那里。那时我们都穿便装,和老百姓一个样,每人肩上挂一个小包裹,里面一条小薄棉被、一两件内衣和必需的日用品。还有两副担子,一副是电台摇机员小陈挑的收发报机和出报用品,另一副是炊事员老孙挑的伙食担子。记得我还挎有一只竹篮,里面放的是笔墨纸张等办公用品。有一次我们和敌人的大队人马擦肩而过,敌人在西面二三百米远的大路上向南行进,我们就在东边小路边隐蔽在一片芦苇丛中看着敌人通过,幸好没有被敌人发现。
  能出电讯版就是胜利
  两天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东南的海东区离海边不远的竖河镇附近。敌人暂时还没有来这里,情况相对稳定,但一时也没打听到分区机关的信息。老樊决定立即抓紧出报,手摇马达坏了,并不影响接收电讯新闻,他说,能出电讯版就是胜利!读者只要能看到我们的报纸,就会受到很大鼓舞。
  一听说恢复出报,大家都来了精神,立即分别进入各自的角色。
  出版一张油印报,看起来简单,其实有一套相当繁复的工序流程。首先需要电台的同志每晚按时开机接收延安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稿。那时候发的电讯稿不是文字,而是用“嘀嘀嘀哒哒”声音所表达的阿拉伯数字,4个阿拉伯字为一组,一组为一个汉字。收报人员戴着耳机用铅笔速记下这一组组阿拉伯数字,再由译电员逐个译成汉字。
  电讯稿译出后,由我来分别选择编处,重要的单发,其它的或综合或改写或暂留备用。稿件编好后再拟标题,算字数,画版式,然后交老樊审定。
  稿件审定后,就由颜辉一笔一划地来刻蜡纸了。颜辉刻写技术很熟练,八开一个版大约三千来字,连摹刻大小不一、不同字体的标题字在内,一两个小时就能刻好一个版。刻写完成后再交由老樊最后审定。
  再下一道工序就是上机印刷了。这时通常已是后半夜,总是由老樊亲自动手,我当下手,颜辉一边休息一边复阅。八开白报纸是早就裁好的,油墨也由老樊事先调好,这时他在油印机蒙子上贴好蜡纸,用油墨滚子在墨盘里滚好墨,就一张一张地开印了,墨滚子推一次印出一张,我就在一旁掀了下来。老樊的油印技术相当高明,一张蜡纸最多能印一千多份报,不过当时白报纸很紧缺,一般每期报纸只印二三百份。
  最后,一清早发行科长黄钢就挎上一个装满报纸的竹篮子,送去交通站了。全套印刷发行任务,到此才算完成。
  一次后半夜报纸刚开印不久,不远处突然响起了手榴弹爆炸声(事后才知道是民兵误判了情况),情况来得太突然了,其他同志这时也都惊醒了,大家赶紧收拾,盖上油印机、装好墨盘纸张,卷起铺盖,挑起两副担子紧急转移。天亮前来到十多里外的一户人家停下来后,重新开机试印,只见印出的都是一个个小墨团子。颜辉说不行了,我赶紧再重刻吧!老樊咬着牙说再试试!结果墨团越来越轻,印了七八张后终于又恢复了原样。老樊高兴地说自己过去也没经历过,这次又得了一条经验。
  充满欢乐的地方版
  2月中旬我苏中主力在分区北线连续发动攻势,一举拔除了角斜等6个据点,歼敌500多人,迫使敌人不得不抽兵北援,分区境内陆续撤去了20多个小据点,包括掘东的南坎、北坎在内。形势大大缓和了,虽然我们仍要经常转移驻地,但已不像年初时到哪里都站不下脚的狼狈样了。
  接着,2月下旬从收报机里又收到我华野大军在北线莱芜大捷的喜讯,这一仗歼灭敌人3个军6万多人,活捉了敌军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这更是极大地鼓舞了我们。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连续出了好几期电讯版的《江海报》。
  也是接着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收到交通站转来的来稿来信,里面有群众来稿,也有记者们的来稿和信件,这对我们简直是天大的喜事。由于前一段报社不断转移,这些稿件信件只好跟在后面转悠,或者干脆就在哪里搁浅了,直到这时到了报社编辑部。大家甭提有多高兴了。老樊当即决定,并立即同我一起着手选编来稿,恢复地方版。
  喜上加喜的是,地委副书记周一峰副政委那里,又给报社送来一副手摇马达。这样一来,中断已久的向苏中新华分社发稿的任务也可以恢复了。老樊让我赶紧根据下面来稿写一篇反映分区坚持敌后斗争的综合报道给分社发去。
  在编辑出版既有电讯版也有地方版的报纸的过程中,我兴奋得总像力量使不完,看到颜辉刻写钢板,很羡慕,禁不住也想学学这门本事。在颜辉的指点下,练习了几张蜡纸后,就大体掌握了刻写钢板字的诀窍,有时还自告奋勇帮颜辉刻上一个版。颜辉和老樊看了也都认可。
  这次颜辉寄给我的这张1947年3月13日油印《江海报》,一版的地方版除标题字和报花外就都是我刻写的。看得出字迹毕竟还是比较稚嫩,不如二版电讯版颜辉刻的钢板字那样老练工整,但是也还看得过去。反复阅看,觉得十分亲切,深深感觉到里面铭刻着我当时的欢乐和激情。
  从那时起,我们的处境仍然很紧张艰苦,但和年初时那一段相比已经大大不同,而且越来越好了。到这一年的4月间,报社就又回到苴镇附近,并且和印刷厂会合,恢复了铅印报,先是八开两版,随后又扩为八开四版。我自己也在多次申请后被批准由内勤改作外勤,先到如东随后又到南通去当记者了。
  1947年的春季,是九分区敌后坚持最困难的一段。到这时随着形势的好转,我们这群《江海报》人终于走出了敌后坚持斗争的谷底,胜利的曙光已在前面向我们招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