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记者·英雄

　　编者的话：抗日老战士，文汇报社原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刘庆泗同志，于2018年8月29日在上海华东医院安详逝世，享年97岁。刘庆泗同志一直关心、支持《大江南北》杂志各项工作，我们为失去这位老领导、老朋友而深感悲痛。本刊发表刘庆泗同志子女在4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以志思念和缅怀。
　　
　　父亲刘庆泗的人生经历有着独特的传奇色彩：全国抗日老战士不少，但是老战士中的高级记者不多；新闻战线记者不少，但记者队伍中的战斗英雄不多；身兼抗战老战士、高级记者、华东军区二级人民英雄、全军模范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和上海市荣誉津贴的老寿星更少。我们的父亲刘庆泗正是集上述殊荣于一身的老人。
父亲是战士
　　父亲的人生履历是从投笔从戎、成为抗日战士开始的。

1938年7月，父亲16岁，看到日寇入侵，国土沦丧，悲愤满腔。出于抗日热情，他考上了国民党抗日武装的青年干部培训班，和百余名热血青年一起跋涉千里，从渤海平原到鲁南山区受训三个月。青训班毕业，就担任了少尉书记。次年5月又考上黄埔军校七分校，校址在陕西汉中。诸多考生正在集中要奔赴军校时，日寇对沂蒙地区的抗日军民展开疯狂的大“扫荡”。在考生分散逃难的路上，巧遇失去联系三年多的伯父刘竹溪，他于1937年初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初参加八路军、加入共产党，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政委秘书，他介绍父亲参加了八路军。这一天是1939年8月20日。父亲与伯父从此又成为抗日战友、革命同志，终生手足情深，相互引为自豪。

父亲入伍后，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接受着战火硝烟的洗礼，也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他交出了一份份合格的答卷，因作战勇敢、腰腿负伤不下火线，以身作则鼓舞士气，曾八次立战功，三次获人民英雄称号。

父亲始终保持着战士本色。2003年建军节，父亲用一篇短文《绿军装》抒发胸怀，文中写道：

三十九年前，我脱下穿过二十六年的绿军装，转业到地方，如今耄耋之年的我，仍喜爱穿那套旧的绿军装。

自穿上绿军装，就肩负民族的寄托、人民的希望，解放军是熔炉是课堂，她教导我爱憎分明、意志坚强，她教导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永远牢记心上。
穿上绿军装，连翩浮想：难忘那艰苦的岁月和同生共死的沂蒙山老乡，是用小米加步枪，苦斗八年迫使日寇投降；随军攻打莱芜、孟良崮，鏖战淮海、横渡长江、进军淞沪杭，多少战友的头颅、热血换来新中国和人民的解放。
　　我离休多年，仍爱穿那套旧的绿军装。时代在变革，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忘，在物质诱惑面前，做到眼不花、心不痒、手不长。
　　我留言：在我捐献的遗体火化时，盼把军装给我穿上。当会见先烈时，我将坦言：亲爱的同志们，我无愧伴我一生的绿军装。
　　这篇情真意切的短文被父亲选作《当代上海记者丛书》之《昨天和今天——刘庆泗新闻作品选》的代序言。可见，战士，是父亲对自己的人生定位。
76年前，父亲离开家乡投奔抗日队伍时，祖母和姑祖母给了他7块银元，像护身符紧系在腰间。先后花过两次，都是用在关键时刻救助战友，剩下两块银元，一辈子没舍得自己用。今年2 月，在92 周岁寿宴上，父亲语重心长讲述银元故事，把两枚银元当作传家宝，分别给了孙女刘汀、孙子刘宇典，这是孙辈中的两名共产党员。父亲作为老战士，希望自己为之坚持和奋斗了一生的理想和事业后继有人。
父亲是记者
　　父亲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当记者是他引为自豪的职业，也是他人生最出彩的经历。

据2000年版《上海新闻志》记载：“刘庆泗（1922—），山东滨县人，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3年起任鲁中军区《前卫报》战地记者。解放战争中，先后任解放军二十六军《战旗报》、新华社支社记者、副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后为南京军区）新闻科、宣传科科长。1948年1月，新华通讯总社以‘优秀记者刘庆泗’为题，报道过他的事迹。1977年6月起，历任文汇报社党委副书记、副总编缉、顾问。他所写的前线通讯《功劳炮》建国后被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著有《战地采访录》……”

父亲曾为老战友、新华社著名记者徐熊的回忆录《记者生活散记》写了题为“当记者就要把路子走正”的书评，文中说：“记者工作是神圣的,是令人羡慕和尊重的。新闻记者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哨,用他紧张、艰苦的劳动去观察和反映历史前进的每一个脚步,从而参与和推动历史更快地前进。对革命的事业,无论是战争,或是生产建设,记者从来不是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徐熊正是这样的一个哨兵,持久不懈地守在这个岗位上。”这段话用在父亲身上也完全合适，这是他对记者的职业认同，也是他践行的职业操守。

1991年，父亲的《战地采访录》出版，文汇报著名记者徐开垒写了如下书评：“刚出版的刘庆泗同志《战地采访录》，写的虽都是战争年代的往事，却给我十分新鲜的感觉。我认为对今天的记者工作来说，很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深思”，“第一点，我从《战地采访录》中看到，当年的记者个人与集体浑然一致，不像现在那样，常被作为客人接待”。徐老以父亲下部队采访时代理指导员带队上战场和遭遇战中与日寇短兵相接开展肉搏为例，说明“当时记者与集体同生死、共存亡，与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血肉相连”，“第二点，我认为《战地采访录》在写作上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篇幅很短，却有许多精彩的描写，读后使人难忘。这主要是由于记者深入现场，生活充实，所以信手拈来，皆成文章”。徐老是父亲同庚好友，作为老记者，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父亲庆幸职业生涯最后一站是在文汇报社。粉碎“四人帮”，父亲得解放，带着一颗对党感恩的心到报社工作。任职期间，他和党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清查、平反、落实政策，谈心、家访、解放思想，纠正冤假错案300余起，带领全社职工共同努力，报纸发行量创历史记录。父亲平易近人广交朋友，能叫出几乎所有记者和老职工的名字，在文汇报人中有极好口碑。

文汇报著名记者郑重，在追忆黄裳的文章中引用黄裳与谢蔚明两位老报人的多封书信，记述了当年报社拨乱反正的艰辛过程和父亲等党委领导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最后，郑重评说：“从这几封信中也可看出，作为当时主持复查工作的文汇报党委副书记刘庆泗是可以信赖的，面对着黄裳的有理、有利、有节之争，他不愠不火，原则与情义兼施，妥善地、谨慎地处理问题，使每个受劫受难的文汇老人都有一个好的归宿，也是很有智慧的。”

能有如此功德，重要原因是父亲始终将心比心，不忘自己也是一名历尽磨难的老记者。

父亲是英雄

我们兄弟姊妹都出生在1950年代，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年代。童年，我们都听父亲讲过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的英雄故事，都把玩过父亲的勋章奖章和手枪。但是那时谁也没有意识到朝夕相处的父亲是一位“华东军区二级人民英雄”。

成年后，我们逐渐读懂了父亲。父亲有深深的英雄情怀。因为家庭出身成分和少年时曲折的抗日经历，父亲更需要用勇敢和忠诚来证明自己。或许是革命英雄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交织在一起，成为支撑父亲前进的动力。

1947年冬天，华野八纵队在河南许昌地区开展新式整军运动，进行“三查”(查阶级、查斗志、查工作)、“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当时父亲在《战旗报》和新华支社负责采通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因父亲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难免首当其冲；又因自己多次立功受奖，有些恃功居傲。那时，有一位同志，在敌机轰炸时，吓得浑身发抖，父亲讥笑他怕死；还有一位记者，父亲曾批评他装病不下基层采访，他们因此结怨在心，向父亲发起进攻。当时的总编辑为父亲解围说：“有成分论，但要重在表现……”话音未落，就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有些同志认为对父亲的批判不公正，但怕被说成右倾，只得保持沉默。这些情况反映到纵队政治部主任王一平那里，他立即指示宣传部长陆刚参加会议，最后陆刚讲话说：“大家查阶级提高了阶级觉悟，但对刘庆泗的批判有些偏激。根据王主任指示：既看阶级出身，也看实际表现；刘庆泗参加革命后，没有接受过剥削阶级家庭的任何资助，他和同志们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的冲突；他多次立功受奖，获人民英雄称号，这是他的主要表现，我们要全面地看待每一位同志。”他同时告诫父亲：“不能骄傲自满，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这次会议之后，父亲的检查通过了。不久开始洛阳作战，父亲又投入新的战斗。

“文革”期间，父亲在华东局机关被关入“牛棚”，有个造反派污蔑父亲是特务，并威胁要动手殴打。父亲不堪受辱愤然抗争说：“老子是英雄、是模范，你若敢动手我就抱着你一起跳楼！”落难英雄的凛然正气震慑了对方，从此那人未敢再造次。

1961年,父亲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宣传科长。该年春天，他奉命去军区防化团了解战士的思想情况。他在六连调研时，曾向指导员了解农村灾荒的情况，指导员沉默了。父亲知道这位指导员沉默的缘由。当时谁谈饿死人，谁就是右倾。后来，指导员向他袒露了真言：“科长，问题严重，我们无能为力。”得悉真实的情况，父亲内心中受到极大震撼。经过两天的调查，他带着这些材料和沉重的心情回到了机关。要不要把这些情况如实向上级领导汇报？他意识到，如果写成材料上报，无疑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如果戴上右倾的帽子，后果不堪设想。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又想起了自己入党时的誓言和大军区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想起了身边多位牺牲的战友，觉得自己应秉笔直书，责无旁贷地向上级领导反映。于是他先把这些情况写成专报，报送分管领导刘宗卓副部长，继而得到了政治部王良恩副主任和南京军区鲍先志副政委的大力支持。他们建议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的角度，写成内参，用电报上报。父亲照办了。几天后，总政治部加上了“在困难情况下，认真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按语，全文转发了南京军区政治部的电报。
　　此事虽已时隔半个世纪，今天读来仍撼人心魄。父亲这种敢于说实话的勇气，敢于如实反映情况的勇气，一如其人其声，历历如在眼前。他之所以敢说实话、说真话，就在于他不怕丢乌纱帽，不怕被戴“右倾”的帽子。
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无私才能无畏，这便是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