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4日晚上，就在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中，沈鼎法等9名中共地下党员被残酷地杀害于国民党上海市警察总局。
沈鼎法，曾用名沈志明，1906年5月出生于上海市崇明县大同乡一户农民家庭，17岁考入上海东华大学附属高中部读书。毕业后，他回到了家乡崇明县。1927年2月，北伐军攻占了大半个中国，各地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如火如荼。沈鼎法经人介绍，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党务训练班学习。他刻苦钻研，进步很快，不久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4月和7月，国民党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沈鼎法返回崇明，在浜镇南边的龙王庙创办了大同小学，并与高士贤（后来担任中共地下党崇明县委书记）等同学建立了秘密党支部，以学校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1937年8月13日，凶残的日寇入侵上海，铁蹄践踏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沈鼎法目睹日寇罪行，义愤填膺，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江苏省启东、海门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同年10月，沈鼎法受组织委派前往延安学习。次年夏初，他从延安陕北公学回到启东，便积极向地方各界宣传党中央的统战政策，并与中共党员茅珵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938年8月下旬，经过沈鼎法的联系，崇明的多支抗日武装联合起来，组成了“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简称崇总），他担任该总队政训处主任。这支抗日队伍在成立后的20多天时间里，曾经三战三捷，打得日本侵略者狼狈不堪。日寇恼羞成怒，从上海等地调集数千兵力到崇明进行“扫荡”，连续数天大肆烧杀，妄图消灭抗日武装。中共江苏省委考虑到崇明岛三面临江，一面靠海，回旋余地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要崇明工委和崇总往北撤退。1940年8月，崇总大批战士北撤，10月部队改编为崇启海常备旅，12月中旬又改编为苏四区游击指挥部第三旅六团，沈鼎法为团长，驻防如皋县掘港镇。下旬，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韩德勤妄想将我新四军赶出江北，在曹甸一带摆出与我较量的架势，同时密令驻守石港的国民党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部倾巢出动，三面合围我掘港新四军留守部队。沈鼎法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浴血奋战两昼夜，击退了顽固派的进攻，胜利地保卫了掘港。
1941年下半年，根据新四军一师三旅陶勇旅长的指示，建立了崇明警卫团，沈鼎法任团长。在随后的战斗岁月里，这支抗日队伍按照新四军的统一部署，活跃在崇明、启东、海门一带，捕捉战机痛击日伪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受到了三地百姓的拥戴。1943年，为了保卫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争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中共苏中军区党委决定将崇明警卫团和通海自卫团合编为一个团，在团长汤景延、副团长沈鼎立率领下，打入南通县敌人内部，了解敌人“清乡”“扫荡”计划，做好情报工作。军区领导考虑到沈鼎立“投敌”，而他胞兄沈鼎法任新四军团长，容易引起敌人怀疑，于是将沈鼎法调离苏北解放区，派往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沈鼎法坚决服从领导安排，在以后的3年多时间里，奔走于苏北解放区和上海及浙江温州、丽水一带，并与汤景延团的商业机构秘密联系，互通情报，运送军械、药品等军需物资。后来，经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批准，沈鼎法与龚乐天建立了“江海贸易公司”，专门从事军需物资的采购运输工作。
1946年10月，上级将沈鼎法的组织关系转至上海。他与龚定中、倪平等同志一起，继续积极地为苏北解放区采购、运送军用物品。当时，党的联络点就设在闵行路181号沈鼎法的家里以及大上海饭店旅馆部。由于人员来往频繁，容易暴露，经领导决定，由进步人士资助，在林森中路28号租了两间街面房子，创办了“文化建业公司”，沈鼎法担任经理，以制造印刷机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筹集新四军迫切需要枪械、药品、通讯器材等军需物资。沈鼎法通过关系，购得大批“七九”子弹、黄色炸药、精密望远镜等，和从浙江丽水兵工厂密购的30多万发子弹以及一部分枪械一起运往苏北解放区。
1947年3月，曾任崇明县办事处主任的倪瀛受江海贸易公司委托到上海采购军火。一天，他在福建路上与江苏省启东县的几个顽乡长相遇，被他们扭送到警察分局，后被押送到亚尔培路2号中统特务机关关押审讯。苏北党组织得悉此事后，派专人到上海，请沈鼎法营救。沈鼎法接到任务后，摸清倪瀛被关押的地方，打通了国民党中统内部人员的关节，并三次深入中统特务机关探望倪瀛，统一讲话口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同年6月7日，沈鼎法用金钱将倪瀛营救出狱。后来，他又营救了多位被捕的同志，并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大量的艰辛工作。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敌人也陷入了最后的疯狂，上海一片白色恐怖。2月25日，国民党吴淞要塞司令部将沈鼎法逮捕，关入提篮桥监狱。沈鼎法在狱中受尽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经党组织营救得以出狱。随即，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沈鼎法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49年2月，在地下党联络员陈波涛的领导下，沈鼎法与龚定中一起建立了以地下党员为主的核心工作小组，龚为组长，沈为副组长，下设政工队和人民自卫军。他们将上海相当一部分国民党政法系统、机关、工厂、仓库、银行等行业的进步人士组织起来，参加政工队，保护好黄金、物资、枪械、档案等。
沈鼎法的寄拜儿子施南岳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毛森的司机是挚友，沈鼎法要施南岳策反毛森的司机，并找机会将毛森劫持到解放军部队所在地。谁知施南岳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直截了当地向毛森司机布置了扣留毛森的事，结果反被这个司机告密。施南岳被捕后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供出了地下党联络站“文化建业公司”及地下党主要领导成员等。与中共地下党有关系的军统特务郑某知道后，于5月13日晚把消息告知一个地下党员，得悉情况的地下党领导人迅即转移人员，销毁文件。5月14日清晨，4个便衣特务闯进“文化建业公司”搜查。当日下午，龚定中在马路上找到了沈鼎法，说明了出事的经过。想到永乐旅馆里还有几个地下党员，沈鼎法心急如焚。晚上8时，沈鼎法赶到家里，连忙让妻子去通知永乐旅馆里的地下党员转移。没多久，尾随而至的特务破门而入，逮捕了沈鼎法，而永乐旅馆里的几名地下党员由于沈妻通知及时，得以脱险。敌人逮住沈鼎法后，继续在他家周围监视，但最终一无所获。
为了保护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为了解放大上海，沈鼎法被捕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43岁。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8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沈鼎法治丧委员会讣告。29日下午，沈鼎法追悼大会在斜桥殡仪馆隆重召开，上海军民沉痛悼念这位牺牲在黎明前的革命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