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诗人萧三编辑的《革命烈士诗抄》,英烈们的遗作迅即在全国广为传诵。这本诗集的最后一首题为《龙华殉难者狱中遗诗》: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这首诗,是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一间囚室的墙上发现的,当时以为是烈士遗诗。后来才知道作者是张恺帆,并没有牺牲。1991年张恺帆在编选诗集时将题目改为《龙华悼死难烈士》,并加注释说:“这首诗原是用铅笔写在龙华监狱的墙上,因为我睡的是双人床上铺,写得比较高,难以被人发现。解放后,我军在清理敌人监狱时发现了这首诗,误认为是烈士遗作。萧三同志在他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收集了这首诗,署为佚名。后来,萧三同志发现是我写的,特来信向我说明并致歉。我在复信中说:我是幸存者,能获烈士称号,当不胜荣幸,何歉之有?”
张恺帆,1908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投入迎接北伐军的革命活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农民运动
1930年12月参与领导无为县六洲暴动。暴动失败后,到上海寻找党组织。1933年4月任中共吴淞区委书记,10月调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1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他在龙华监狱被囚五个月,和同室难友组织“扪虱诗社”,以写诗激励斗志,斥责叛徒。他还参加了抗议狱中非人虐待的绝食斗争。1934年4月,张恺帆以“危害民国罪”被判五年徒刑,移送漕河泾监狱。在移送的档案中称他“梗顽不化,不可救药”。1936年10月,又被解送苏州军人监狱。离开上海时,他在北火车站向群众发表演讲,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要求上前线抗日救国,还放声唱了《国际歌》。
张恺帆在狱中多次受到酷刑,动辄军棍殴打,又一直住在阴暗、潮湿、污秽的囚室,到苏州不久,就患了伤寒,高烧不退,几乎死去。看守已经决定把他抬到停尸房去,还请来修女为他作临终祷告。凭着顽强的意志和难友的照料,他终于活下来了。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形势下,张恺帆于1937年8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张恺帆在狱中三年又九个月,经历了生死折磨,坚持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那时还年轻的张恺帆,已经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铮铮铁骨。
二
张恺帆出狱回到家乡,参与了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的建立,分工负责巢县的工作。1938年3月巢县县城沦陷,张恺帆和冯文华动员群众武装抗日,组建了巢县黄山游击大队,冯文华任大队长,张恺帆任政治委员。这是皖中的第一支抗日地方武装。他们勇敢地进行了小芙岭、夏阁镇、东山口、西山驿、河梢刘、龟山等地的战斗,虽然规模都不大,但是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信心,部队也在战斗中得到了发展。
这支游击队还有一项人们不大知道的贡献: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提供了帮助。曾任第四支队第八团参谋长的赵启民晚年回忆说:1938年8月第八团率先向皖东敌后挺进,越过淮南铁路,到了巢县的柘皋。那时对敌后的情况了解很少,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环境。到了柘皋,得到了游击大队的迎接,见到了张恺帆。虽是初次见面,却是一见如故。他详细地介绍了当地的党组织工作、群众的情况、国民党方面的情况、抗日斗争的形势。在游击大队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第八团一面对日军作战,一面向群众作宣传,迅速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赖,站住了脚跟。
此后,游击大队经历了几次改编,最后编为第八团一营。
1939年7月,以第八团为骨干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张恺帆调任支队司令部秘书长。1940年10月,张恺帆任皖东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秘书长;1941年1月,兼任皖东津浦路东参议会秘书长,5月,又兼任中共皖东津浦路东区委秘书长。这就是说,张恺帆在党委、政府、军队和参议会都当过秘书长。这是一个事无巨细都要照应因而十分繁忙的岗位。张恺帆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曾任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的张劲夫,对此作过生动的记述:“当时要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的抗日力量共同对敌。在根据地未建立以前,部队的给养,除了派武工队到敌占区筹集外,主要靠在部队活动地区,向开明地主士绅筹措。对旧政权人员,在未公开反共时,还要向他们做工作,要他们帮助筹措。因此,就要用写信、派人联络、开会聚餐等方式进行统战工作,来完成这一任务。在这方面,是由恺帆同志主要负责的。恺帆同志旧文学根底很厚,书法也很好,凡遇到要和上述对象打交道的事,所有书信都是由恺帆同志办的。他构思敏捷,一挥而就,而且字写得漂亮,措词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使收信者无不感到新四军真有人才,深为佩服。”
张恺帆还作为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的代表,多次化装穿越敌占区,到国民党部队去做统一战线工作。他曾到苏北泰州,会晤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北伐战争时期,罗炳辉和李明扬曾在第三军并肩战斗,此行获得预期的效果,配合了陈毅对李明扬的工作。1940年2月,张恺帆去安徽省第六专员公署专员盛子瑾处联络,得知盛子瑾率所部三千余人南移。他和张爱萍紧急磋商,处置了这一突发情况,截留了盛子瑾部人枪。
三
1943年7月,皖中抗日根据地第一届参议会选举产生皖中行政公署,爱国民主人士吕惠生任主任。新四军第七师和皖中区党委的几位领导同志都认为,张恺帆在皖中人民群众和上层人士中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又和吕惠生是故交,因而向新四军第二师和皖东区党委提出,希望张恺帆回来,任皖中行政公署副主任和党组书记,还请求皖东支援一些干部。这年12月,张恺帆带领60余名军政干部,强越津浦铁路,夜渡滁河,回到故乡投入了新的工作。这次和张恺帆同行的黄浩回忆说:“这一路上恺帆同志英勇机智,及时分析情况,果断作出决定,抓紧时间马不停蹄地离开危险地带,顺利地把这批干部带到了目的地。”
在新四军各师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中,皖中行政公署是成立较晚的战略区政权机构。张恺帆和吕惠生团结一心,精诚合作,使皖中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地方武装建设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当年新四军第七师有“富七师”的美誉,不但自己供给充足,经费宽裕,而且还可上缴新四军军部和支援第二师钱物。这既是因为皖中本是鱼米之乡,更是因为皖中的财政经济工作做得好,大兴水利发展了农业生产,又善于在特殊环境用特殊手段开展贸易。张恺帆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皖中行署在无为县汤家沟镇设立了皖江贸易管理总局,对外称作集成号商行,管理对外贸易和物资交换”,“针对当时伪币和法币急剧贬值的情况,外贸主要是以货易货。为打破日伪经济封锁,贸易总局通过各种渠道,如建立贸易网,组织合作社,通过小商小贩和商业资本家等,用茶叶、黄麻、豆油等土特产品,从南京、上海、芜湖等敌占区换回机械、钢材、炸药、雷管、电讯器材、印刷器具、医药用品和食盐、布匹、大米等军需民用物资,以解决部队抗战和人民生活之部分需要”。
1944年12月,张恺帆兼任中共皖南地委副书记,参与领导发展皖南抗日阵地。因为根据地已扩大到皖南,皖中行政公署改名皖江行政公署。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八个根据地一直被日伪军和国民党军所分割,虽然统称华中抗日根据地,并没有华中的政权机构。抗日战争胜利后,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个根据地联成一片,于1945年10月29日成立了苏皖边区政府,李一氓任主席,张恺帆任秘书长。他们发表了施政纲领,满怀激情地设想“领导全边区人民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创造一个战后繁荣、和平、民主、团结的崭新社会”。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要和平,不要民主,悍然发动了内战。1946年9月15日,国民党军四个师猛扑苏皖边区政府所在的淮阴城。张恺帆参加了淮阴保卫战,领导支援前线的工作。19日,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根据战略策略的需要,李一氓、张恺帆率领苏皖边区政府撤往山东。
四
1959年春天,由于浮夸风、高征购的恶果,安徽农村粮荒十分严重。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副省长的张恺帆,要求省委听取他的汇报,研究应对措施。得到的回答是:“你为什么只看阴暗面,不看好的呢?”
这年7月4日,张恺帆再到巢县、无为县农村调查。在巢县,他看到公共食堂都是清水煮青菜或萝卜叶。在无为,很多人向他求救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发到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他连夜给省委写报告,建议“食堂暂时停办”。7月15日,根据救民于危难的需要,张恺帆提出“三还原两开放”的对策,即: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开放自由市场,开放水面。农民欢欣鼓舞,张恺帆却撞在枪口上了。
这时候,中共中央正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安徽省委给中央写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8月10日,毛泽东作了极为严厉的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转引自金其恒《张恺帆为查粮解散公共食堂》,2015年7月17日《扬子晚报》)9月19日,张恺帆在经受了50天的批判斗争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淮北濉溪县的一个林牧场劳动。11月底,他又被押回合肥软禁,接受审查。
突然降临的沉重打击,使张恺帆精神上十分痛苦,生活上相当艰难,甚至得了浮肿病。但他并不后悔,他自信他没有错,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共产党员理应讲真话,道实情,敢作敢当。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揭发了安徽省委工作中的严重错误。7月20日,张恺帆得到平反,恢复党籍、名誉、职务和级别。这时淮北发生洪水,他立即受命出发,参与领导救灾。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张恺帆再一次被打倒,被押送到蚌埠、淮南、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等地巡回批斗,后来又到六安县一个农场劳动。直到1975年12月才恢复工作,任安徽省委统战部顾问。1979年1月,张恺帆重新当选安徽省委书记。1980年1月,他当选安徽省政协主席。
其实,在人民心中,张恺帆从来没有被打倒。有一件事是他自己不知道的。“文革”期间,一伙合肥的造反派来到无为县城,在街头张贴“打倒张恺帆”的大字报,当即被人从墙上扯下撕碎。“闻讯的农民蜂拥而至,群情十分激愤。有人把浆糊桶踢翻跺扁。有人把剩下的大字报撕碎。有人愤怒地高喊:张恺帆,我们喊他张青天,他是共产党的好干部,谁要打倒他,我们坚决不答应!” 目睹这个场面的无为中学教师马俊如,直到张恺帆于1991年逝世一年多以后,才在缅怀文章中作了记述。
五
这篇文章以张恺帆的一首诗开头,还将以他的一首诗结尾。
1985年之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讲到领导方法,大意是:领导干部要抓大事,不要什么都亲自抓,诸葛亮事必躬亲,结果53岁就累死了。胡耀邦的这次讲话没有公开发表,但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都发表了这个意思的文章。就连上海《新民晚报》也在3月1日发表了《且说亲自处理》一文。由我主持工作的报纸,也在4月7日发表了题为《不必亲校簿书》的署名短文。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我所在单位的“一号人物”竟认为这篇短文是讽刺他诅咒他的。不论我如何解释并说明背景,都未能使他息怒,坚持要我追查作者和编者。我当然要保护报社的编辑和基层的作者。于是,他又在大会上说我“顶了两个月”,是“闹独立王国”。8月,他找了一个说得出口的理由,提请免除了我的报社社长职务。
这场风波一时引起议论纷纷,甚至传到了合肥。张恺帆听说以后,给我寄来了一首诗:
能受折磨真战士,不为小我即完人。神州今日红如许,多少英雄血染成。
我知道张恺帆有过一首类似的诗。那是1959年他被下放淮北劳动时,写了两首七绝明志,其一是:
能受折磨真战士,不遭人忌是庸人。此行莫漫伤零落,霜叶如丹犹似春。
张恺帆以“真战士”要求自己,也以“真战士”对我勉励。和他受到的折磨相比,我的这一点委屈实在不值得一提。他的赠诗使我深为感动,深受教育。他的榜样使我心胸开阔,精神振作。不让编报,那就修史,我从此投入新四军史的研究,继续我所钟爱的笔耕。
今年12月18日是张恺帆诞辰110周年。我梳理史料,写作此文,既是为了对这位前辈表达感谢和敬仰,也是希望通过《大江南北》杂志,让更多的人铭记这位为人民利益勇于直言敢于担当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