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广大劳动人民每逢旧历年关总是感叹“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到了农历己丑年(1949)年关，这个年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币制改革的失败，金圆券的大幅度贬值，物价像脱缰的野马那样狂奔猛涨，使普通老百姓尤其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工人生计艰难，妻儿啼饥号寒。
1949年1月23日《申报》公布的物价：白粳米每石75公斤1720元，面粉每包658元，苞米(玉米)每担600元，前门牌香烟每条257元。同一天的《申报》报道，上海市各卷烟厂自1948年12月份起陆续停工，不发工资，工人多次罢工请愿。最后，政府和厂方达成协议，每个工人一个月中工资和津贴收入不足15元的，补足至15元，“以保障工人最低生活”。区区15元，买一包前门牌香烟也不够，叫工人怎么生活？！
京沪（南京至上海，下同）、沪杭铁路线上的数万名工人，同样处于食不果腹、衣不暖体的悲惨处境。本来，在铁路、邮电、银行等单位工作被称为“铁饭碗”，工人待遇较一般行业为佳。但其时军运繁忙，客货运输几乎陷于停顿，路局收入大大下降。由此累及广大工人，工资常常被拖欠，甚至连赖以活命的“米贴”，还常常迟迟不发。
铁路工人们为了求生存，愤然而起，举行了罢工。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的工人开着火车，浩浩荡荡赶到上海，沪杭线上的工人也开了几列火车赶到上海，再加上上海地区的铁路工人，人数多达两三万人，包围了在麦根路（今康定东路）上的京沪区铁路管理局（通称“两路局”）办公大楼。
这一天是2月8日，农历正月十一日。
铁路工人的罢工，触犯了国民党当局“戡乱时期严禁罢工”的禁令，面临着被镇压的巨大风险。因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曾经杀气腾腾地宣布:“今后不论任何机构员工，不论其持何种理由，均不准有罢工怠工、聚众要挟等行为。如有此项行为发生，概依戒严法严厉处置，其为首者授权各地警备司令部按军法就地枪决。”
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亦凶神恶煞般地威胁工人：“如发生罢工怠工等行为，则为戒严法所不允许，警备部队决严厉禁止。”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铁路工人们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哪里还怕当局的恐吓威胁。他们包围了两路局办公大楼，附近马路亦挤满了罢工请愿的工人。京沪、沪杭线的交通立即陷于瘫痪。
当天晚上，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何龙庆率领警备部队赶到，驱散工人。工人们的要求并未得到满意的答复，饥肠辘辘，妻儿嗷嗷待哺。终于，第二天下午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罢工。龙头房及工务处、运务处及北站职工全体停工，赴管理局请愿。大队工人沿轨道至北站及北站大楼，邀合站上及大楼中员工全体停工。警备部队开到大批士兵，群众认为当局采取高压手段，不满情绪更高……
当时身为铁路运输指挥官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段仲宇，对两路工人罢工情况是清楚的。但是，从职责上来说，这是两路局的事，他不宜插手。这天晚上10时许，他突然接到警备司令部派人送来的一张陈大庆写的字条，要他协助路局局长王兆槐和警察局局长毛森妥善处理。
段仲宇接到字条后，心想:这么大规模的罢工，是不是地下党统一组织和发动的？如果是，正文同志不会不知道，如何处理一定要听听他有什么指示。这时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委员李正文恰巧在段公馆内。
李正文听完段仲宇的汇报后说，目前长江以北局面大定，人民解放军已经饮马长江，上海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党组织正在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校、反对撤退的斗争，阻止国民党将资财南撤、在上海搞破坏，引导群众把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次两路工人的罢工，他还没有得到是由党组织发动的通报，要段仲宇出面去处理注意两点:首先要支持工人运动，保护工人的安全，不要酿成流血惨剧；其次，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段仲宇心中有了底，立即穿上将军服，带上自卫小手枪，驱车赶往两路局办公大楼。
已近午夜，天气严寒。段仲宇的小汽车不断地响着喇叭，勉强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行。他听到工人们大声呼喊口号，怒骂当局，有人还不断用石块砸他的车子，气氛显得非常紧张。
来到了两路局办公大楼前面，段仲宇一看，坏了，伞兵三团的士兵们已经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地卫护着大楼，和罢工工人对峙着，工人们群情激愤，只要士兵一扣动扳机，立时就会发生血腥大屠杀。
两三万罢工工人与军队激烈对峙的场面，34岁的段仲宇，还是第一次亲身经历，出面处理这类问题更是头一趟。段仲宇冷静地审视了面临的局势，感到必须迅速消除部队与工人对峙状态，避免流血惨案发生。正好这时伞兵三团第一营中校营长钟汉勋气喘吁吁地来向他报告说，该营是奉“警总”的命令赶来的。毛森局长也来了，眼下正在大楼里和两路局局长王兆槐等人进行紧急磋商。段仲宇当机立断，对钟汉勋说:“天这么冷，快把部队撤到大楼里面去。”钟汉勋连声答应：“是！是！”转身就去执行段的命令，将部队带离了对峙现场。
伞兵属空军领导，奉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之命前来镇压罢工，怎么对段仲宇的指示会迅速执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补充叙述一个幕后的插曲。
国民党当局原先计划将伞兵三个团全部撤往闽、台，还准备将第三团第一营用作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段仲宇的哥哥段伯宇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的委托，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团长的刘农畯，1948年5月奉命率领国民党伞兵三团赴上海担任机场警卫任务，秘密地和上海地下党取得了联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段伯宇和刘农畯获悉此情况后，向任中共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张执一和李正文作了汇报。两位领导认为伞兵三团决不能撤往闽、台，否则起义将成为泡影。于是，由刘农畯出面向伞兵司令部陈述种种“理由”，要求晚些时候再撤；另由段仲宇出面，向伞兵参谋长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副司令周力行和联勤总司令部等头头脑脑、方方面面提出，说京沪、沪杭的铁路运输如何重要，务必要将伞兵三团第一营调来担任警卫工作。在“警总”没有派部队接替北站防务之前，一营是不能撤走的。好在段仲宇长期在侍从室、国防部工作，熟人多，说得上话，于是一营就为“铁路运输指挥部”站岗放哨了。
钟汉勋遵照段仲宇的指示将部队带入两路局办公大楼楼下大厅后，段仲宇大声命令说:“肩枪！坐下！”“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开枪！谁开枪，我就先打谁！”他边说边用手拍拍腰间的小手枪。段仲宇又向钟汉勋作了交代:“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准开枪。”中校营长本来是奉陈大庆之命赶到现场准备镇压工人的。陈大庆官居中将，是淞沪警备司令，官比段仲宇大，按说钟汉勋应以陈大庆之命是从，但这位营长心里也有个谱。他虽不知道段仲宇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身份，但出于对段的尊敬和感恩，立即坚定地表示:“请您放心，一切听您的。”
段仲宇将部队和罢工工人隔离开并稳住部队后，立即去找王兆槐和毛森。在一间大饭厅里，王兆槐、毛森和另外几个人正开会。王兆槐告诉段仲宇，他们正在和罢工工人进行谈判。工人们提出谈判代表要多一些，但我们认为不能多，让他们派几个代表就行了。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毛森问段仲宇:“部队怎么样？”毛森也在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第二组当过参谋。段仲宇没有正面回答毛森提出的问题。他知道毛森想动用部队镇压工人，决不能让他的图谋得逞。
段仲宇紧张地思考着应付当前局面的方略。他想，王兆槐、毛森不让工人多派谈判代表，可能是个阴谋。工人方面的谈判代表少，他们便于软硬兼施，便于抓人。工人的谈判代表多了，他们就不好下手。再说人多智慧多力量大，有利于和国民党当局周旋。
段仲宇对王兆槐说:“王局长，我也在这里，他们多几个就多几个吧！要不，老这么僵着，两三万人，一个人丢一个火把，我们也受不了。”王兆槐无可奈何地点点头，说:“也只好这样了。”毛森看了看段仲宇，未置可否。
段仲宇来到大厅看望了部队，见大家安安稳稳地坐着，情绪平稳，心中暗暗庆幸，亏得把这根导火索卡断，否则局势将不可收拾。
谈判一直进行到天亮，王兆槐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同意尽快补发拖欠的工资并增加米贴。此人极有心计，懂得目前军运紧张，铁路不能瘫痪。工人们已经抱成一团，众怒难犯，罢工持续下去对他个人不利。
两三万罢工工人在严寒中熬过了整整一个晚上，又冷又饿。段仲宇又找到王兆槐，说:“王局长，我到外面看了一下，大家又冷又饿。为了稳定局势，让他们尽快离开，是不是派人去买点面包，一人发一份？”王兆槐勉强应允，派人开着车子买来了两三万份面包。工人们每人发一份，士兵们也是人手一份。
天色大亮。段仲宇巡视了一番，看到罢工工人和士兵们都在安静地吃面包，他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总算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段仲宇以他的机智，出色地完成了中共地下党李正文交给的既保护工人又保护自己的双重任务。
段仲宇给陈大庆打了个电话，报告了事件处理经过。陈大庆在电话中说:“很好！辛苦了！”李正文表扬段仲宇说:“你这几条不错！一是把部队稳住，二是把部队与工人隔离开，三是逼王兆槐让步。处理得很好，你本人也没有暴露。向你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