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3月22日，我们《大江南北》杂志社同仁一行10余人，踏上了向往已久的红色之旅，前往瞻仰革命圣地西柏坡。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下，是河北平山县中部的一个小村庄。在解放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于1947年5月进驻此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一年以后，于1948年5月进驻西柏坡，同中央工委会合。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被周恩来称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的建立，描绘了宏伟的蓝图。
　　柏坡岭下，滹沱河畔，留下了老一代革命领袖工作、生活的足迹。一个个简朴的农家小院，一座座普通的房屋，以及屋内陈列的一件件家具和日用品，都是不平凡的历史的见证，见证了革命先辈为中国革命做出的丰功伟绩，也讲述着许多关于他们严于律己、互相尊重、团结战斗、艰苦朴素、关心群众、处处与人民心连心的动人故事。
　　三个极其重要会议
　　全国土地会议。 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后，于 1947年7月17日—9月13日，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来自各解放区的100多位代表参加会议。刘少奇主持开幕式，明确了这次会议的目的和任务。他强调：“这个会议不拘形式，自由发言，报告也不拘任何形式，也不要呼口号，也不要鼓掌，或什么三鞠躬。有什么讲什么，主张什么讲什么，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老老实实。我们开一个老实会议，以老实的态度作风来开这个会。这样才能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土地法大纲》于当年10月10日向全国公布，很快在各解放区掀起了土地改革热潮。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1.6亿农民获得了土地，积极性空前高涨，努力发展生产，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支援了解放战争。
　　九月会议。大决战的前夕，为了对军事上、政治上面临的种种重大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统一认识，也为了筹划新中国的建设，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这是党中央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抗战结束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会议一开始，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报告还对新中国的政权性质、社会经济性质作了阐述。与会者就报告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九月会议为组织战略决战，加速夺取全国胜利，从思想、政治、军事、组织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七届二中全会。三大战役胜利以后，制定建立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已迫在眉睫。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是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其他四位书记也作了发言。会议提出了促进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指出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毛主席高瞻远瞩而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的最后一天，还根据主席的提议，做出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在胜利面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头脑是何等的清醒。
　　三大战略性决战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西柏坡先后组织指挥了三大战役及其它20余次重要战役。这些战役一环扣一环地、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构成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篇章。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到西柏坡村的当天晚上，就在他那简陋的农家小院里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9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拉开了三大战役的序幕。纪念馆里，陈列的一封封手写的文电稿上是大家熟悉的毛主席字迹，从战略到战术，无不虑及。三大战役期间，这里发出过多少封电报？有的说是197封，有的说200多封。有人在《毛泽东军事年谱》里找到了答案：是408封。毛主席在起草的电文中，常常用如下语句与各战区的司令员、政委们商讨战策： “究竟如何？望斟酌电告”、“以上意见妥否望复”、“如何部署盼告”、“对该电内容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与情况不符不能实行，表示你们的具体意见”、“你们另有何种更有效之方法，盼告”等等，通过博采众长，集思广益，使决策愈加符合实际，愈加科学可行，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大智慧运用得淋漓尽致。
　　位于毛泽东旧居与刘少奇旧居中间，一排5间平房就是中央军委作战室，作战室设三个科：作战科、情报科和战史资料科，每个科只有一张办公桌子。其主要任务是组织侦察、汇集研究敌我双方战场的情况，提出作战计划，协助指挥作战。工作人员绘图、制表用的红蓝铅笔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为了节省铅笔，他们就用红蓝毛线在墙上的军用地图上标图。当时，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据说，美国人曾责问蒋介石：“你有飞机，可以坐飞机指挥却为什么总打败仗？而毛泽东没有飞机，靠电报指挥，为什么却总打胜仗？”
　　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柏坡不但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功绩，还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团结自律的班子
　　当时住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大院的中央领导是6人，他们是七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5名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再加上董必武。董必武参加过辛亥革命，又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早在长征时就是党内著名的“四老”之一。当时，董老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工委常委、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华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6人组成的是一个彼此间互相尊重、互相谦让，团结自律的领导班子。年过花甲的董老把自己视为党的事业“一块做补丁的布头”。
　　在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前夕，作为工委书记的刘少奇白天下乡调查情况，晚上伏案起草、批阅文件，筹备土地会议。因工作繁忙导致胃病复发，体重只有48公斤，他依旧抱病下乡，几次病倒在路上。一次，他胃痛难忍，当地老乡用毛驴车把他拉回来。之后，他就常带一个暖水袋下乡调查，用它来暖胃。还在陕北的毛主席知道后，致电刘少奇、朱德同志：“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刘少奇在向中央报告土地会议的准备工作时附加了一句：“我病已痊愈，身体恢复，可以工作。”其实，他的胃病并没有痊愈，可依然忘我地工作。
　　穿过柏坡岭下的防空洞， 在一片开阔的空地上有三间宽敞明亮的石窑洞，这是朱德同志旧居。这原本是中央工委专门从绥德请了工匠仿照陕北窑洞的样式为毛主席建造的。但主席来了以后却说，朱总司令比他年龄大，当时又是和少奇住在一个院子里，这里比较安静，一定要让给他住。朱老总为此多次找主席，主席就是不肯入住。朱老总又提出任弼时身体不好，需要安静，要让他居住。任弼时却说，一定要请总司令住这处窑洞才合适。
　　任弼时是五位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位，到西柏坡那年44岁。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与高血压，淮海战役期间，因商议战事过于疲劳，血压高至200多毫米水银柱，脉搏每分钟超过100次，仍坚持工作。医生和其他同志要他休息，他笑着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担负着革命党重任，能坚持走100步，就不该走99步。”朱老总要他注意休息，他说：“我年轻些，应该更多地做事；不舒服时，靠一会儿就行了。” 1949年3月，离开西柏坡前，任弼时的女儿远志为了给八岁的弟弟心爱的小自行车做件“车衣”以免搬家时被碰坏，通过行政处同意，让警卫员从后勤处领了6尺包装布。任弼时知道了，对姐弟俩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毛主席还穿着补丁衣服，你们为什么要做车衣呢？今后再领什么东西都要经过我。那六尺包装布又还给了仓库保管员。1950年10月27日，年仅46岁的任弼时因病逝世。叶剑英在悼文中写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艰苦朴素的作风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所处的环境，各方面的条件，与延安时相比较，要好得多。然而，中央机关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领袖们也过着简朴的生活。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设在中央机关大伙房边上的小礼堂，布置十分简单，主席台是一张长桌，桌子后的幕布上方是两面党旗，旗上绣着 “中国共产党”。旗帜中间，是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靠近主席台前面是两排沙发，后面是高低不等、大小各异的凳子。从外地赶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住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临时改成的招待所里，床位不够，朱总司令把自己的办公室和会客室，甚至卧室的一半让出来。1988年，朱仲丽到西柏坡参观，回忆说：七届二中全会时，来的代表多，住房紧张，住不开，康克清大姐就在自己和朱老总的寝室里布置了两张床，中间挂一个布帘，把里边的床让给了我和稼祥，而朱老总和康克清大姐却住在外边用板凳支起来的床板上。在西柏坡，村民们看到的毛泽东，衣、裤上经常是打着补丁，甚至在接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也是如此。不经过他点头，谁都不能给他领新衣服。
　　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有一个以粗瓷小碟作盖的搪瓷茶缸，它说着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周恩来外出回来的路上，搪瓷茶缸的盖子从汽车上掉下来被车轮轧坏了。本来那只茶缸已经破旧了，卫士长小成到供给处领了个新茶缸，借开饭之机，用新茶缸盛了汤给他端去。周恩来唤住小成，微笑着说：“你又跟我耍什么花招？旧茶缸呢？”小成道：“已经送到供给处了，我看实在旧得不能再用了。”周恩来说：“旧点怕什么，只要不漏水就行么。”小成说：“盖儿也坏了……”周恩来说：“盖儿，我早就准备好了。”说着从书架上拿出了一个粗瓷小碟子，往茶缸上一盖，说：“这不合适吗？”无奈，小成只好将旧茶缸又给换了回来。
　　刘少奇的生活也十分俭朴，他的办公室又是中央工委的会议室。起初他就在墙角的那张小圆桌上办公，石家庄解放后，送来了从敌人处缴获的大办公桌，条件才有了改善。一只白茬木箱，从延安带到西柏坡，途中既是文件箱，又当办公桌。1949年又被带到北京，继续使用。
　　与人民群众心连心
　　毛泽东旧居的前院有一个石磨和一个猪圈。当时警卫战士为了院落整洁，打算拆掉猪圈，搬走石磨。毛主席得知后，即予以阻止。他对警卫员说：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我们不会在这里住多久，这些东西都不要拆掉，将来群众还要用的。1948年夏天，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经常围坐在磨盘旁，商讨国家大事。毛主席还经常将磨盘当做写字台，在上面起草各种文稿。滹沱河两岸滩地肥美，稻麦两熟。
　　1948年秋天，毛主席外出散步时发现西柏坡农民种稻时不是先育苗后插秧，而是直接播种，产量很低，他便亲自把自己家乡如何先育苗再插秧的经验教给当地农民。事隔10年，1958年6月，毛主席还惦记着此事，特意让中央办公厅给西柏坡的乡亲写信，让他们到水稻高产的涿县去学习。在西柏坡纪念馆档案资料中，一位名叫阎如魁的农民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在俺村，中央机关的同志们热情地为俺贫下中农做好事。管理员(工作人员)一看见老百姓推碾、扬场，就牵着机关的牲口来帮忙。老百姓收庄稼，毛主席号召帮助群众，抢秋夺夏，夏天帮助割麦，秋天帮助收稻。有担的，有背的，往老百姓的场上送，干得可欢了。”
　　1998年，年逾古稀的原西柏坡时期中央大食堂管理员郭富泰到西柏坡参观，当看到展室那盏遍体油渍、锈迹斑斑的马灯时，颤巍巍的双手扶住展柜，激动地说：“是它，是它。是总理的马灯。是周副主席救了我一家人的命啊。”他含着热泪向人们讲述了50年前那难忘的一幕。1948年7月下旬，西柏坡一带，连降暴雨，山洪暴发，有的地方出现了山体滑坡。30日深夜，紧贴坡跟的一座新挖窑洞突然倒塌，将5位同志埋在里边。正在签阅文件的周恩来获悉后，立即让人“通知大家赶快抢救！”自己提起桌上的马灯，踏着泥泞，赶到塌方现场。他听取汇报后，一面吩咐预备担架，做好转送受伤同志的准备，一面挥锨挖土。当听到被埋同志的声音，他立刻指示：“快，快，用手挖，千万别伤着人！”在一个约三尺宽的空隙里，四个人紧紧靠在一起，已经没有了知觉。周恩来命令马上用担架把伤号抬下山坡，用首长的车立即把这四人送往中央医院抢救。因为抢救及时，这四人都脱离了危险。可是最后被挖出来的理发员曹庆卫却因为缺氧时间过长而永远停止了呼吸。抢救工作结束，周恩来提着马灯和警卫员挨家挨户地检查其他窑洞和宿舍的安全，当看到郭富泰一家住的窑洞顶上有几处渗水，立即安排他们疏散。郭富泰一家在附近的一小房子里刚刚安顿下来，那窑洞“轰”的一声倒塌了。郭富泰一家人得救了。
　　1948年春的一个早晨，刘少奇下乡调研，发现附近山沟里许多树木没有发芽。近前一看，这些树干都没有树皮。原来是召开土地会议时，不少代表骑马而来，拴在树上的马把树皮给啃了。刘少奇心里很是不安，回去就指示行政科一定要把这些树一一登记清楚，照价赔偿，决不能让乡亲们吃亏。乡亲们不肯收钱，行政科用这些钱全部买了柏树苗，分给乡亲。刘少奇知道后，又发动机关工作人员帮助乡亲们把树栽上。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在忙于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主席对周围的人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夕，毛主席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日子，是一段不平凡的历史，这段历史蕴含着一种伟大的精神。离开西柏坡时，我们深切地意识到，寻访这个圣地，其实是在寻访一种精神。“两个务必”，正是西柏坡精神的灵魂所在。有了这样的精神，在形形色色的考场上，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试题，艰辛探索，不断开拓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