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工作受到耀邦同志赞扬

俞其钦同志离去20年了。我和他相识较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之时；相知很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四人帮”粉碎之后，拨乱反正之中。他是一位革命50多年、有46年党龄的老干部，抗战初参加新四军，后来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华东局宣传部办公室工作，俞其钦作为南下干部调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工作，从事工矿宣传。1955年大区撤销，我们同时调中央宣传部，我在宣传处工作，他在体育卫生处工作。当时我们工作上无联系，来往很少，只是听说他文笔不错，条理清楚，字也清秀。“文革”期间中宣部被打成“阎王殿”，我们曾同在一个学习班和一所干校“斗、批、改（劳动改造）”四年，干校结束各奔东西。
　　“四人帮”粉碎后，拨乱反正，各地干部群众来京上访上诉，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形成了一个上访大潮。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设在永定门外的上访接待站，门庭若市，应接不暇，不少来访者露宿街头；中央各部门来访者络绎不绝，来信似雪片飞来，中宣部也不例外。1978年底胡耀邦同志兼任中宣部部长后，来信来访更是成倍增长，不少信件是直接寄给耀邦同志的。据中宣部信访处统计，197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收到来信1500多件，1-6月共受理来信9334件，是上年同期的3.6倍。
　　此时，俞其钦同志调回中宣部，任信访处处长。信访处人少，来信来访多，工作难度大。他们每天面对的是一群“文革”中的受难者——怀着极大希望来京城找党中央、找耀邦同志申诉冤情的人。不少来信写在废旧纸上，或香烟盒的背面，或旧书报的空白处，寄自边远甚至牢狱、劳改农场等处……俞其钦和他领导的信访处的同志们，怀着极大的同情、热情和一颗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急来信、来访者之所急，办来信、来访者之所需。他们每天及时处理大量的来信、来访，对重要信访每日必摘要报送耀邦同志，一事一报，手工抄写，专人送达。同志们经常忙得不能按时上下班和吃饭休息，负责接待的同志更加辛苦，耐心听取申诉，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从不叫苦叫累。他们还常常解囊相助，拿出钱和粮票、衣物等接济那些贫困的来访者。俞其钦每天和同志们一齐上下班并加班加点，重要来信、来访常亲自接谈处理，上报耀邦和部领导的重要信、访及报告等常常亲自执笔。
　　胡耀邦同志对信访工作非常重视，重要来信、来访亲自过问，及时批示，对信访工作同志非常关怀和尊重，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79年8月17日，耀邦同志看到由俞其钦同志上报的《信访处今年上半年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小结》，称赞信访处工作同志“成绩卓著”、“受人尊敬”，亲笔批示，全文如下：
　　        “退成绩卓著的信访工作同志。
　　那些默默无闻，但每天每时都在点点滴滴为人民办好事的同志，是深深受人尊敬的，也是值得每个真正的革命者去爱慕的；而那些威风凛凛专说大话瞎话给人民造成损害的老爷或少爷，人民心里是痛恨的，每个真正的革命者也有权鄙视这种人。
　　                        胡耀邦
　　                         8月17日”
　　此后不久，我看到耀邦同志的批示，深受启示和感染，我回到部里，也参加了他们的信访接待工作，做了一点拨乱反正的工作，得益不少。
　　1982年俞其钦同志离休，他不愿闲下来，参加了中纪委组织的工作组，赴云南、广西等边远地区调查党风党纪，他的工作有口皆碑。
　　1991年2月24日，俞其钦同志70岁，心脏病突发去世，没有留言，当时也未找到他的遗书。我们几个朋友，深知他的为人，把丧事办得简而又简，仅子女和几个友好在医院太平间告别，并由他的两位挚友作主，将他的遗体交医院解剖，为医学事业作了最后一次贡献。
　　丧事后，孩子们清理俞其钦的遗物，发现在一本书中夹有他十年前在其夫人江涛（亦是新四军老战士）病危之际所写的一份遗嘱，全文如下：
　　“来时赤条条，去时精光光。
　　一、请将我的遗体，献给医学教育或医学科学研究之用；
　　二、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要骨灰盒，遗体中无用部分，请火化了之；
　　三、我无存款，无遗产；
　　四、共产主义一定实现。
　　俞其钦
　　1981年5月16日晚”
俞其钦的一生，耀邦同志的批示为他作了最好的鉴定；他的遗嘱为自己作了盖棺定论；他的两位挚友帮助他实现了最后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