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之交罗晴涛

一
　　1970年9月的一天傍晚，我下班回到家里，见到一张客人来访未遇留下的字条：“我已来南京，很高兴即将与你共事。我们住灵隐路15号，是你的邻居。”署名是罗晴涛。

前几天我已得知，原任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罗晴涛，即将结束在五七干校的劳动，来任《新华日报》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分管政治工作。我一直兴奋地期待着他的到来。我匆匆吃了晚饭，立刻到他的住所回访。我们紧紧地握手，很有点劫后重逢的感觉。

我和罗晴涛相识很早，但并无深交。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才有了彼此关切、休戚与共的友情。

现在的史书说“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其实，1965年12月批判总参谋长罗瑞卿已经揭开这场悲剧的序幕。我多年负责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的军事宣传，因此1966年6月就被批判为“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吹鼓手”。事发突然，我惶惶然不知所措。在杭州的罗晴涛听说了，托人带口信给我：“沉住气，相信党，是非曲直总是会澄清的。”虽然无助于改善我的处境，但这种安慰使人心里温暖。

几个月以后，罗晴涛的处境就比我难得多了。

1966年12月23日深夜，浙江的一个造反派组织借口浙江省军区窝藏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组织一千多名群众冲进省军区机关。这是全国首次冲击军事机关。浙江的形势急转直下，省委和省政府完全瘫痪，造反派再次冲击并占领省军区营区。

1967年3月15日，中央鉴于浙江两派武斗严重，局势极为混乱，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由省军区政治委员龙潜为主任，罗晴涛任秘书长。他们为维护社会稳定，坚持生产建设，保护党政领导干部，日夜操劳，四处奔走。

1969年1月8日至2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后称“一月会议”。会议宣布毛泽东确定的方针：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一月会议”结束，罗晴涛回不了浙江了。他先到学习班，然后到了五七干校。

在罗晴涛他们十分艰难的日子里，我们在南京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我们不便多联系了，只能默默地祝愿他们平安。

那时，我任《新华日报》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编辑部领导小组组长，不参与人事工作。但办报需要人才。在那个特殊年代，有些人对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历史问题、思想作风处处苛求，抱有成见。在讨论编辑人员去留时，我常常要与别人争论甚至争吵。罗晴涛的到来，使我如释重负。他熟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爱惜人才，尊重人才。我再也不需要为了留住人才而据理力争了。

二

1971年春节临近，罗晴涛向《新华日报》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韦明建议，应该到同志们的家里去看看，表示慰问。我们三个走遍报社的各个宿舍区，到了每一位编辑人员和每一位印刷工人的家里。天寒地冻，韦明和我都冷得呵手跺脚，比我们年长的罗晴涛却精神抖擞。他笑着说，我们还有过穿单衣过冬的日子呢！

于是罗晴涛给我们讲了他的那次经历。

罗晴涛是1938年7月参加新四军的。1939年春，他所在的新四军第4支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铁路两侧开展抗日游击战。这年年底，日军两千余人占领全椒县古河镇，烧杀抢掠，使这个皖东重镇陷入灾难之中。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徐海东指挥两个团星夜兼程，迎战敌人。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收复了古河镇。时任民运组长的罗晴涛，奉命率全组来到战场，动员逃难的民众返回家乡，组织他们互济互助重整家园。

那时候新四军还没有建立敌后根据地，更没有被服厂，棉衣都由老百姓手工缝制，数量有限。罗晴涛的民运组出发时，部队正在分发棉衣。为了让战士们先有棉衣御寒，民运组只穿着单衣就动身了。战斗频繁，工作紧张，他们一直穿着单衣在冰天雪地里奔波。新四军的反“扫荡”战斗不断取得胜利，大大鼓舞了皖东人民的抗日信心，许多青年报名参加新四军。这个冬天，部队几次分发棉衣，民运组都让给了新战士。看到新战士穿上棉衣斗志昂扬地奔赴战场，罗晴涛他们虽然寒冷，心里却暖暖的。

有一天，中共苏皖省委书记刘顺元来检查工作，看到民运组同志还穿着单衣，很受感动，立刻拿出钱来，派人买来干树根让他们烤火取暖。临别时，刘顺元说，今年前后方的同志大多数穿上了棉衣，唯独你们还穿着单衣，我回去会派人送钱来，你们尽快就地缝制。三天后，钱送来了，按每人7元，民运组8人共56元，有纸币，也有银元。当年经费困难，显然区区56元也是凑起来的。

那些日子民运组工作繁忙，驻地不断变动，一直顾不上缝制棉衣。转眼天气渐渐暖了。罗晴涛召集全组开会，讨论缝制棉衣的钱怎么处理。大家一致认为，国民党当局不给新四军发军饷，前线部队生活十分艰苦，我们就把这笔钱作为特殊党费上交吧！

三

有一次，罗晴涛邀我星期天一起去六合走走。现在的南京市六合区，那时还是长江北岸的六合县。罗晴涛要重访抗日战争的旧战场，写一篇回忆桂子山战斗的文章。

1943年8月中旬，新四军第2师5旅13团由副旅长罗占云和团长饶守坤率领，从安徽省天长县的汊涧地区南下，到六合一带保卫秋收。8月17日，团侦察队遭遇一股日伪军。日伪军仗着人多势众，对侦察队紧追不放，一直追到了六合县东北的桂子山下。

罗占云和饶守坤决定围歼这股日伪军，一声令下，指战员斗志昂扬，立即迎着敌人跑步前进。

日伪军发现面对的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一时乱了阵脚，呼叫后续部队增援，对新四军展开了疯狂的反击。在战斗过程中，新四军查明这股敌人共有500余人，其中日军约有200余人。人数虽不占优势，但装备精良，每个班都有轻机枪，还有重机枪和九二步兵炮等武器。

在战斗最为紧张的时刻，指挥由西向东突击的副团长陈宗胜和团政治处副主任李秉初不幸中弹阵亡。团指挥所接到报告，立即命令罗晴涛快去1营接替指挥。

罗晴涛当时任团政治处宣传教育股股长，正在团指挥所通过电话组织宣传鼓动工作。他临危受命，立即带着通信员跑向1营阵地。他挥臂高喊：“要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啊！”率领着战士们奋力冲杀，夺占了路东的一些地方。下午五点，团指挥所传来命令，要1营用火力掩护2营作短暂休整，拟在黄昏时再合力发起攻击。他们继续战斗，直到暮色苍茫时，伤亡惨重的日伪军撤离桂子山，向八百里桥镇逃去。

罗占云和饶守坤考虑到已经达到歼敌大部的目的，不宜恋战，决定不再对日伪军追击，部队连夜转移。罗晴涛又奉命带领侦察队打扫战场，寻找没有撤离的伤员，掩埋牺牲的战友。

这一仗，日伪军伤亡300余人，损失惨重。几天以后，残敌就从八百里桥镇撤走了。新四军取得了保卫秋收、保卫根据地的重大胜利。

这一仗，是罗晴涛第一次指挥一个营和敌人面对面地搏斗。这样的经历是很难忘记的。他在重访桂子山时，默默地走了许多地方。他一定想起了当年的战斗情景，也一定会想起那些牺牲在这里的战友。

罗晴涛的回忆文章《血战桂子山》起初发表在江苏《新华日报》，1987年10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淮南抗日根据地》，选入了这篇文章。这本书不久发行到日本，并且被一位参加过桂子山战斗的日本老兵松原恒吉见到了。他立即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写信，打听罗晴涛的住址，希望交流对桂子山战斗的回忆。罗晴涛给他复信说：“过去日军的侵华战争，是那些军国主义头目干的。你们应招入伍，也是被迫的。”“希望你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多做些中日友好的宣传工作。”1988年8月12日，松原恒吉再次来信。他说：“首先向桂子山战斗中阵亡的贵国军队战士谨表哀悼。”又说：“罗先生的文章和书信，千叶县、山梨县、山重县、兵库县等地当年小田大队的队员，不论当年战斗参加没参加，都一个人紧接一个人转寄传看了。他们都在七十岁左右，大家沉浸在当时的回忆中。”随信还寄来日中友好纪念邮票三套，赠给罗晴涛作为纪念。

四

罗晴涛在莱芜战役中的特殊经历，也很值得记述。

发生于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是人民军队的一个辉煌战例。在国民党军对我华东野战军南北夹击的严峻形势下，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大胆地决定放弃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一面摆出西渡黄河的假象，一面秘密转兵北线，求歼孤军深入的北线之敌。接着，又对龟缩于莱芜城内外的国民党第46军和第73军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在莱芜北边布下口袋式阵势，在敌突围时聚而歼之。此役共歼国民党军七个师（旅）5.6万余人，是国民党发动内战以来在一个战役中被歼人数最多的一次。

当时，第46军已经改编为整编第46师，但人们习惯地仍然称为第46军，仍然将这个师的师长韩练成称为军长。韩练成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对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满，秘密和共产党建立了联系。第46军调到山东以后，他又秘密会见了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商定由胶东军区联络科科长杨斯德化名李一明，留在韩练成身边当联络员，公开身份是军长秘书。杨斯德还有一个助手解魁，化名刘质彬，负责在两军之间传递情报。

在军令逼迫下进了莱芜城的韩练成，这时候处于非常为难的境地。他并不愿意指挥第46军和解放军交战，何况他知道突围已经困难。但他也没有可能策动第46军战场起义。他虽然当了军长，但这是一支桂系牢牢控制的部队，师长海兢强是桂系首领白崇禧的外甥，另一个师长甘城成是桂系重要将领夏威的外甥，他们并不听从韩练成。韩练成焦急不安，一再问杨斯德：“李先生，你说该怎么办？”又要他们赶快同解放军联系，希望和陈毅司令员通电话。2月23日8时许，穿着国民党军军装的解魁举着白布，以火线投降的办法来到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阵地，见到了团长萧选进、政委李正清和政治处主任罗晴涛。解魁报告了敌军已经开始突围的情报，转达了韩练成希望和陈毅司令员通电话的要求。第7纵队首长接到报告，电话指示说：“派一个得力干部和解魁一起进城，把敌军突围部署搞出来。告诉韩练成，华野前指在移动中，他现在不可能和陈毅司令员通电话；他们已经全部被包围，为了减少伤亡，他应该命令他的部队放下武器。”电话最后还说：“可以要你们政治处主任罗晴涛进城去，他过去执行过类似的任务。”

23日10时许，罗晴涛带着便衣侦察员，从莱芜城西门潜入城中，在西门城墙根的一个防空洞里，见到了韩练成。杨斯德向韩练成介绍罗晴涛说：“这是西门前线负责干部。”席地而坐的韩练成，站起来着急地问：“怎么样？和陈毅将军联系上了吗？”罗晴涛说：“华野前指正在移动中，电话联系不上。你们全部被包围了，突围已不可能，为了减少伤亡，建议韩军长下令放下武器。”韩练成一听，很不高兴地说：“让我放下武器那不是投降吗！请你们尽快让我和陈毅将军通电话。”罗晴涛又说：“韩军长，和陈司令员通电话暂时做不到。仗打到现在，你也应该看得出来了，只有放下武器才是唯一出路。”韩练成不作回答，翻开一个笔记本，在本子上写道：“陈毅将军我兄，请你下令让你的部属尊重我的身份……”然后撕下这一页，递给罗晴涛说：“请你赶快派人送出去交给陈毅将军。”

罗晴涛和杨斯德转身出了防空洞，商量说：敌人正在突围，我军不可能因为韩练成而停止攻击；既然他指挥不了第46军，只有让他赶快离开莱芜。中午，在杨斯德、罗晴涛的催促下，韩练成出莱芜西门，到了第7纵队司令部驻地。

第7纵队司令员成钧和政治委员赵启民说：刚才华野前指来电话了，白天有飞机，天黑后会派汽车来接韩练成，我们就不见他了，你们陪他吃饭。成钧还说：“你们可以告诉他，李仙洲集团包括他的第46军全军覆没，战斗已经基本结束。”

罗晴涛、杨斯德和解魁陪着韩练成，吃了在战场上可称丰盛的晚餐。天黑后，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派来一辆吉普车，接走了韩练成。

在莱芜国民党军突围的关键时刻，韩练成躲藏起来，接着离开战场，使第46军失去指挥，陷入混乱。混乱的第46军又扰乱了第73军的队形。几万官兵像一窝乱蜂向莱芜以北逃窜，落入了华东野战军的口袋阵。

2月28日，陈毅在蒙阴城外一个小山村接见了韩练成，肯定了他对莱芜战役的胜利是有贡献的，转达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对他的慰问，并对他的去留征求了意见。韩练成认为他还可以回南京去，在国民党营垒里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陈毅经过慎重考虑同意派人送他去青岛，从那里经上海回南京，还派人帮助他编了“战场脱险”的经过，对每个细节都做了严密的掂量。

韩练成回到南京以后的经历，是另一个情节曲折的故事。这里只需要交待结局：1949年1月，韩练成绕道香港，到了河北省平山县中共中央驻地；1955年9月，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韩练成被授予中将军衔。

我还想借此机会，讲一件后来的事情。

1989年10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聂凤智的回忆录《战场——将军的摇篮》。聂凤智在这本书里说，莱芜战役中，他所在的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活捉了第46军军长韩练成。
这当然错了。当年第9纵队的任务，是在莱芜东北之和庄、青石关一带拦击北逃之敌。韩练成去华东野战军指挥所见陈毅，是往莱芜东南走，根本不会与第9纵队照面。何况他有杨斯德、解魁陪同，还有罗晴涛率侦察员护送。杨斯德后来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在回忆录里对莱芜战役中的韩练成有详细记录。

事实其实是清楚的。第9纵队活捉的，是经吐丝口北逃的第73军军长韩浚。当年莱芜城里，碰巧有两个韩军长。这大概是聂凤智晚年回忆有误的原因。

聂凤智是我敬重的老司令员。他的回忆录也很精彩。为了让后人不必再做考证，我理应对他的这一记忆失误作出订正。

五

1979年7月25日，中共中央对浙江省委《关于澄清“一月会议”是非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批复。批复说：“1969年1月中央召开的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即‘一月会议’，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转移了会议的方向。会议产生的文件应予撤销。对当时受打击迫害的南京军区领导人许世友、杜平、钱钧、陈德先等同志，和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孟克明等同志，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一切污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

在这之前，罗晴涛已调回军队工作，任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有了中共中央决定的彻底平反，他就可以回到他所热爱的浙江去了。1980年，罗晴涛调任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和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因事来南京，我去杭州时，都会见面畅谈。我们很少谈及我们共同经历的那十年动乱，谈的是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在我们都离职休养后，谈得最多的是关于新四军的研究和宣传，直到罗晴涛于2007年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