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多和她心中的“大图标”

　　我是王恩多，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目前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庆祝新中国建立70周年华诞之际，我想说说我是如何在祖国母亲的关怀下，成长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并在科研领域做出一些成绩来回报祖国母亲的。

我出生在一个习文世家。我的老家山东诸城相州历来名人辈出。小时候父母也曾希望我走习文这条路。说句自豪的话，我读书时的作文也不差，要是真的读文科，搞搞文字工作大概也行。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书，为了能多看点书，我曾自荐到山东省图书馆担任儿童服务员。而正是这样广泛阅读，我接触到了各方面的知识，包括许多科技方面的书籍和杂志所传递给我的新鲜内容，那时像《知识就是力量》《科学与技术》这样的科技刊物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不过，促使我后来真正想从事科技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源于刚上学时读到的一本《世界经济地理地图》。这本书介绍的是当时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概况，书中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例如介绍某个国家农产品丰富，就把粮垛画得很大，某个国家交通发达，就把火车头画得很大。但是，在这本书介绍到当时的中国时，除了人口和土地面积的图标很大外，其他像飞机、舰艇、石油、粮食等等的图标都很小，这对我刺激很大,为什么我们国家就这么不如人家呢？我长大后一定要多为祖国出力，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把我们国家的这些小“图标”也搞得大大的！

就这样，我在家乡的曲阜师范学院化学系本科毕业后，即考取了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有幸成了邹承鲁先生的学生。邹先生是当时我国在生命科研工作中的权威人物，曾2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4次二等奖，这是在生化研究领域中不多见的。邹先生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女婿，他也像李四光先生一样，在科研工作中是一个能做到“从无到有”的开创型的科学家。能拜这样的科学家为师，是我一生的幸运！在日后的带教学习中，邹先生总是言传身教手把手地从如何做实验记录，以及尊重原始实验记录的重要性等方面进行专业指导，此中的点点滴滴，都让我深深感到老一辈科学家对科研和治学方面的严格要求及认真细致的科学态度。

我遇到的另一位恩师就是我国现代生物化学事业奠基人之一的王应睐院士。王应睐先后对营养、维生素、血红蛋白、酶、物质代谢以及酶与核酸相互作用进行研究，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他曾成功组织完成了具有生物活力的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两项重大基础性工作，这两项成果于1982年和1987年分别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王应睐先生1958年起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长达26年。我是王先生“文革”后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他注重给学生创造锻炼机会，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这些都使我终身受益。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时，王应睐先生即和其他三位先生推荐我申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Fogarty国际基金会提供的奖研金。经过一年多的等待，我的申请非常幸运地被批准了，成为获得该基金资助的第一批三位中国大陆学者之一，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霍兰德教授实验室学习DNA重组技术，为期一年。去美国前，王先生找我谈话，他语重心长地说：“到了该回国的时间就回来吧！这对各方面都好，包括你的家庭。” 整个留学期间这句话一直温暖着我的心。当然，我也没有让王应睐先生和所里的前辈失望，在美国的头三个月中，我的研究成果就赢得了外国同行的赞扬，并于半年后，Fogarty国际基金会还破例批准给我提供第二年的奖研金，学校的霍兰德教授听说后告诉我：“Fogarty国际基金会给你的奖研金，据我所知是时间最长的，你这位40岁的中国女留学生，真是了不起!”

1987年，我从美国回到上海后，便开始着手王应睐先生交给我的研究课题——“酶与核酸的相互作用”。但我刚开始进行这一研究时就遇到了许多困难，要人没人，要经费没经费，可以说完全是“白手起家”。那时我们一年只有3万元的研究经费，加上国家重点实验室给予的3万元补贴，一共才6万元，而实验所需要的同位素价格很贵，经费相当紧张。这个课题本身难度很大，我们的研究对象在大肠杆菌中含量极低，纯化酶的原料也需要从大肠杆菌里提取，当时我们研究所没有发酵罐，就拉着三轮车去北京西路的医药工业研究院把发酵液拖运回所里，再用大型离心机把菌体分离出来，才能得到一些分离纯化酶的材料——大肠杆菌。这个过程是相当艰苦的，要通过5个不同的层析柱才能得到纯酶，我们怕酶失去活性，要随时监测、及时收集。四个小伙子经过一周的连轴转也仅能提到几毫克的酶，只够做三四次实验用。

1992年夏，我正准备去法国进行合作研究时，却被查出患了乳腺癌。我把研究生叫到医院，告诉他们这种试剂应如何配制，交代清楚后才放心。后来手术切除了肿块，缝了40多针，而两个星期不到我就出院了，并在四个月后，便提着行李飞赴巴黎，从那里转火车去斯特拉斯堡的让·甘乐夫教授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为了不让对方看出我患病的端倪而产生顾虑，我丝毫没有透露刚动过手术的情况，而仍像平常一样，照样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的化合物做实验。直到多年后，让·甘乐夫教授知道真情后，连呼真是不可思议，他告诉他的同行们说：“中国有个王恩多，在这一领域也是在玩命地工作着！” 而在这一领域的“翻身仗”，我和我的团队足足打拼了七八年才取得一些实质性的成绩，要是心中没有一点信念的支撑和吃苦精神是绝对打不下来的！

在这之后日子里，我多次辗转美国、加拿大和香港地区等多个实验室从事细胞科研工作。其中，和法国斯特拉斯堡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分子与细胞研究所的合作交流一直持续了25年。1995年，我们终于发表了第一篇研究论文，到了1998、1999年，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甚至有一年在国际学术刊物上连续发表了3篇研究论文，使国际同行们知道了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的成果获得了2000年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2001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05年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6年又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这期间，各方面也给了我许多荣誉，被选为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00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2007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我爷爷曾写过的一副对联：“柳知随俗添青眼，梅不因寒改素心。”这副对联后来经过装裱，成为了我们家族的家训。对此，我也将永远记住这副对联的教诲，在今后的科研工作道路上，永怀为国争光、为人民多作贡献的“素心”，不断以更加优异的成绩把我国科技事业的“图标”做得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