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当年进入上海军管会

　　今年是上海解放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几天前，我找出父亲当年珍藏的数张拍摄于上海市军管会的老照片。照片中，我父亲与他的战友们神采奕奕正整装待发，在为执行军管会当天布置的行动做准备。

父亲杨存华，1922年1月生于上海，上海解放他刚过27岁。父亲在世时曾多次说起他在上海市军管会工作的经历，对自己提升革命工作的认知水平，以及对自己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意义。

1949年5月12日，我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总前委的坚强领导和战役总指挥粟裕同志的指挥下，发动了解放上海战役。攻城部队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经过15个昼夜激战，全歼国民党守军。5月27日，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创造了世界攻城战的奇迹。为了解放上海，近8000名解放军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70年前红色的五月，战旗被鲜血浸染，英烈永留青史。

5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市政府大楼宣告成立，陈毅任军管会主任、粟裕任副主任。据我父亲回忆，当时有种说法是，为了管理好上海，军管会领导要求有更多的熟悉上海的优秀同志充实到军管会工作。我父亲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何康同志安排，进入上海市军管会，被分在何康领导的农林处担任联络员工作。何康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小我父亲一岁，与我父亲同为广西大学农学院同一届同学和好友，其父何遂是辛亥革命知名元老。1947年，何康受中共地下党委派到上海，利用其父亲何遂的关系，组织成立上海瑞明公司任总经理，归上海局刘晓和张执一领导。何康1949年至1952年任上海市军管会农林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后任农业部部长。他是我父亲杨存华的入党介绍人和引路者。

上海在军管会主政期间首先着手对旧政权的接收，随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肃清匪特、收容散兵游勇、改造游民、打击银元投机、稳定物价、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其中，维护社会安定稳定物价，首当其冲粮食、棉花和煤炭即所谓的“二白一黑”必须确保供应，保障520万上海人民生产生活的有序进行也是重要内容之一。然而，上海解放初期，物价波动极大，民心浮动，直接影响了新政权的稳定。因此，农林处的工作内容一方面是应急救急，确保市场供应；另一方面，从长计议，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而做到手中有粮对于稳定政局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每个人都深感肩上的担子并不轻松。
据我父亲回忆，当年进入军管会农林处伊始，就接管上海本地的国民党的农业、林业、渔业和农机机关，在管理中发现问题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上海解放百废待兴，首先面对的是粮食、副食品短缺，要迫切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面对通货膨胀和生产萧条现象，物价指数在几个月内上涨速度惊人，粮食则跳涨了数十倍之多。而要稳定物价，确保城市供应，政府以经济与政治手段相结合，通过市场吞吐大进大出抑制囤积居奇，给投机商以沉重打击，逐步稳定了物价，取得了主要商品市场的主导权。然而，抓粮食供应必须从源头做起从长计议，尽快恢复农业和副业生产。那时候各界人士对此都有共识，包括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申新纱厂老板荣毅仁等都站出来帮扶农业，出钱出力，荣毅仁甚至拿出美元进口肥田粉（硫酸氨），协助粮食生产。农林处的主要工作是把握农林牧渔生产信息，下乡动员指导农民恢复生产，特别是加快粮食和副食品生产。大家分头行动到苏北、山东、福建、浙江等地协同当地农业部门工作。由于当时多地才刚刚解放，有一次他们下乡时还遇到土匪，命悬一线，幸亏及时化解矛盾才得以脱离险境。此后下乡时大家都处处留心防止坏人袭击。

当年我父亲思想敏锐，追求进步，上进心强，在军管会工作时非常积极，始终保持一股朝气和热情。他曾提到过，在军管会的经验积累对他此后的行为处事方法帮助很大。作为当时上海市的最高权力机构，上海市军管会就是在行使政府的职能，因为进入这个层面完全可以做到高屋建瓴，发现问题并努力寻找解决方法。“宝剑锋从磨砺出”，对于一个才27岁的青年来说，无疑可以极大地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处事能力，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磨砺革命意志。我父亲很努力也很尽责，常常工作到深夜，受到军管会农林处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并在军管会工作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得在1990年初，时任农业部部长、中国科协副主席的何康来上海参加一次会议，入住在衡山宾馆，我父亲闻讯赶去见了一面。两位老友相谈甚欢，回忆起当年在广西大学同窗就读和上海市军管会工作时的趣闻轶事，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感叹两人的人生轨迹竟然有多次交集与重合。
1951年之后，父亲离开了军管会，奉命接管上海实验经济农场并在新成立的上海农产品联营所担任主任，开始了他的农业畜牧业职业生涯。